文 / 六月雪

这是前成都大学副校长庄顷的小女儿梅在“文革”期间面对别人的谩骂、攻击和歧视做出的勇敢回答。而那时，她的父亲已被迫害致死。

我和梅是在“文革”前上小学四年级时认识的。从那时至今，我们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成为了一生最为难得的知心朋友。她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太年少，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梅那里了解到她父亲的点滴。

0000庄顷原姓王，四川广安人。年轻时就读国立四川大学，因成绩出色，被选上保送去德国深造。当时中国正遭受日寇的**，国难当头，充满爱国热情的庄顷为了救中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放弃了去德国的机会，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去了延安。

“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时常独自苦闷，仿佛看到自己的理想在被毁灭。“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关押在成都锦江宾馆，每天受到连番批斗和逼供。庄顷生前的一位同事曾说过，如果有一百人在一起开会就某事讨论，九十九人持反对意见，他（庄顷）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人也一定会坚持。

梅继承了她父亲的傲骨，一生的坎坷从没让她屈服过，就像严冬里独傲枝头的梅花。

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件白色泡泡纱短袖衫和一条墨绿色的背带纱裙，站在同学中间像个可爱的小妹妹。电影《音乐之声》里那个最小的女孩总让我想起梅当时的模样。后来，梅告诉我，她六岁半上学，所以年龄比同学小。梅对我很亲近，就像早就认识似的。她不断地给我讲班里和学校的好多事，还告诉我，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在这所小学，她弟弟和我妹妹在同一个年级。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梅像个快活的小公主，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高高的额头，讲话时，头微微偏着，一点一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她说每天都是姥姥给她梳头。最明显的，是她脸上那一对小酒窝，笑起来可爱极了。

四年级快结束时，梅告诉我们，上了五年级，她要转学了，到成都大学附近的上游小学去。她还告诉我们，上游小学是所新学校，在草堂寺附近。我那时觉得草堂寺是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根本没有可能再和梅在一起玩了，所以很难过，心想，她为什么要走嘛，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梅走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突然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梅又回到我们学校了，教务处本来想把她安排在别班，因为别班有空位置，但梅希望回到我们班来。记得当时大家都又惊又喜，欢迎梅回来。我简直觉得是奇迹发生了。

小学快毕业时，“文革”开始了，学校也关门了。因武斗越来越多，成都七中也被烧了，我们家搬进了城里。不久，我的父母也分别去了干校，进了“牛棚”。那时，梅常来我家，我也常去她家，很少见到她母亲。梅的母亲经常被挂黑牌子，游街、批斗、挨打、关押、审讯。冬天，她还被造反派拖到荷花池里，在冰凉刺骨的池水里罚站数小时。我常看到大字报和大标语上，她母亲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也看到过她母亲被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照片。梅的母亲是个十分优雅、刚柔并济的人，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坚强地挺了过来。

上中学时，我和梅虽不在同一所学校，但仍常来往。梅告诉我，经常有人在她课桌椅上写标语或贴纸条骂她父亲。一天，她进教室时，看见黑板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打倒庄顷。同学们都在注意看她的反应。她把头一昂，大声说：“打不倒的，就是打不倒。”还有一回，当她再次看见课桌上的纸条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爸爸是好人！”那时，她才十五岁。后来有同学告诉她，她当时看上去既勇敢又傲气。

当上山下乡轮到我们头上时，我和梅商量好，万一我们俩都得去四川省的石棉县插队的话，我们就插在一个生产队。我们俩的母亲都很同意我们自作主张的决定。后来，梅因为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没有去插队，我则去了另外的边远山区插队。梅和我常通信。信里她告诉我，她经常在思考人生。她爱上了音乐，开始学小提琴，学得认真刻苦。中午怕影响别人午睡，她就带上琴、谱子和两颗图钉去建筑工棚，到那里把谱子往墙上一钉就练起来。她说发现自己太爱古典音乐了，音乐让她学会思考，使她充实。我深深地理解，那种不是语言文字能表达的内心感受，只能在音乐中找到，是她向我推荐了莫扎特。虽然没有机会受正规教育，可她从不放弃可能的机会去学习，长年坚持自学，参加考试，各种证书也不知考了多少。她说，那么多年来，她就是这样用知识来充实自己，没有让自己垮掉。

我儿时的辫子好友，当年活泼天真像小公主般可爱的梅，从炼狱中走出来了，变得独立坚强。她对我说，几十年人生风雨，时代变幻，并没有改变她对人生的初衷，对友情的珍爱。经过那么多苦难，她却变得更加宽厚。对那些侮辱和伤害过她的人，她的心里只有同情。冬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