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在艺术上，他接受易卜生的影响，主张写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萧伯纳的文学始于小说创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戏剧，“他的戏剧使他成为我们当代最迷人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鳏夫的房产》、《**子》、《人与超人》、《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真相毕露》等。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励和讽刺往往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之美”，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贝多芬百年祭》是作者192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17和18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蓬巴杜夫人[2]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3]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4]之文雅就犹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贝多芬从社会地位上说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莫扎特是更有远见的，他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扎特活得长些，这两个人恐也难以相处下去。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5]加上了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来给莎拉斯特罗[6]加上神人的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会显得不相称的乐调。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他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不是一顶空洞的高帽子，它的的确确就是说莫扎特是个为作曲家们欣赏的作曲家，而远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莫扎特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的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18世纪和19世纪。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可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的音乐把罪恶谱成德行般奇妙。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固然莫扎特曾向他启示了19世纪音乐的各种创新的可能。由贝多芬上溯到汉德尔，一位和贝多芬同样倔强的老单身汉，把他当作英雄。汉德尔瞧不上莫扎特崇拜的英雄格鲁克，虽然在汉德尔的《弥赛亚》[7]里的田园乐是极为接近格鲁克在他的歌剧《奥菲阿》里那些向我们展示出天堂的原野的各个场面的。

（周珏良 译）

【注释】

[1]选自《外国散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2]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3]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4]海顿（1723—1809）：奥地利作曲家。

[5]唐璜：英国诗人拜伦长诗《唐璜》的主人公。唐璜的传说在17世纪前已流行于欧洲，在那以后他成为许多音乐、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

[6]莎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一个代表真理和光明的人物。

[7]《弥赛亚》：汉德尔谱写的宗教歌咏大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