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民国初期，我国进口的商品锐减，实业界很多商品要自造，技术人员又奇缺，而此时中学毕业生升学的不到10%。面对这样一个局面，黄炎培先生等进步教育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倡导职业技术教育。1915年4月黄炎培先生专程去美利坚考察职业技术教育。此时的陶行知先生正好在美留学，两人相逢，常在一起研讨“中华民国”应如何开展职业技术教育问题。8月，黄炎培先生回国。次年12月5日，黄炎培先生接到陶行知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来信，信中称：“国内青年，学成无用，中学毕业就学者仅十分之一，此为国内最急需解决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普通教育教材与训练方针，皆能适合于实用”。

1917年秋，陶行知先生从美利坚学成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受聘于黄炎培先生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特别社员。

1918年，即陶行知先生回国的第二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并对职业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的择业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里说的“生利主义”，不仅仅指产生钱和物，还包括“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通商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利群思想”是：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这是陶行知早期发表的也是较为完整地表达其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

同年6月，陶行知先生发表《教育研究法》一文，提出应尽快实施职业教育，他鼓吹“如欧美之职业教育，吾国未之行，此则急宜酌采者也”。他还批评当时的职业教育，认为民国的实业学校“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此则宜急改革者也”。

1911年，陶行知先生建议在南京高师附设“速记打字讲习班”，以应社会急需，为职业教育开辟新天地。

1921年12月，中国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先生受聘于该社主任干事，该社特设职业教育组和职业教育委员会，推动职业教育的开展。

1922年，陶行知先生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作了题为《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指出“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倘若一个人没有能力，则此人必分大家的利，而造成社会的恐慌了！所以教育的成绩，就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

1924年，编辑平民职业小丛书。

1925年，在应南开中学演讲时说：“我希望诸君至少要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做一个完整的人有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80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的责任，别做一个18岁的老翁。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他说：“我曾做了一首白话诗，说人要有独立的职业：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职业思想更加明确。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的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出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农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教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叫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成西天乐园，村民都变成快乐的活神仙。”

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倡导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并把职业教育纳入生活教育体系中。他说：“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须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符合实际生活，只需看他有无生活工具。倘若有了再进一步看他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

1928年，在晓庄师范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晓庄茶园和木做店”，根据生利主义精神培养木工技术人才。同年，陶行知先生当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1932年，国难当头，陶行知先生身负国仇在上海宝山创办“山海工学团”，实施军事、生活、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遍训练。主张职业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工为生产，学是学习，团是集体生活。宜称工师，意即教人做工之工师也，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希望”。

1938年8月，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主张而回到香港的陶行知先生，于11月1日，在香港九龙山创办的中华业余学校正式开学，对四百多业余青年实施职业教育。为岭南地区抗日救亡队伍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人才。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著名的育才学校，教学内容采取普修课和特修课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方法采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等途径，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育才学校的这种做法，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1946年1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招收300多名职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对他们实施人格、知识、技术和组织等教育，并设有必修课和特修课，对青年实行职业教育，受到人们重视。

1946年4月，陶行知先生到上海，投入了紧张的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同时忙于育才学校迁校和上海社会大学筹备工作，准备在上海大办职业教育事业。5月6日。应邀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推介了英、美两国职业教育概况。这也是陶行知先生对职业教育的最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