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外教育理论精髓，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191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新教育”已然提上了日程。陶行知应郭秉文之邀，中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业，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在教育实践中，陶公痛陈时下教育之弊端，构建适合国情的教育理论及方法。
（一）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提出的背景
陶行知投身中国教育事业之时正是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两种文化斗争异常激烈，体现在教育上则表现为“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之争。陶行知对这两种教育都作了批判。
1.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中国传统教育观建立于维护封建利益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史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新旧社会更替时，许多内容逆时代潮流而动，不利于社会发展。陶行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小众”教育，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思想，痛斥传统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陶公主张大众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亦即新时代的教育应服务人民和国家，而不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
传统教育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陶行知讽刺脱离生活的传统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鉴于此，陶行知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亦即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
可见陶行知对传统教育最大的不满是实践与理论分离。传统教育注重理论的学习而轻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故读书人脱离了生产，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
2.对洋化教育的批判
基于发展工业的需要，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提出“废八股”“兴学堂”的主张，结果却是以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代之。
洋八股源于地主阶级救国图存的迫切期望。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部分有识之士被列强的长枪利炮惊醒，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期望以此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摆脱受列强欺压的现状。但是改良派把持的洋务运动以及改革派主持戊戌变法，尽管开启并推进了近代新学，却不能够真正改变国运颓败的状态。梁启超《康南海传》有言“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限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又言“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直至甲午重创，时人痛切：“外人所持者为兵甲之坚，科学之利，此非研经铸史考订辞章所能有为也。”清王朝在引进和传播西方学问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目的是培养技术人才以维护封建统治，加之“其主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又难以挣脱传统”，在学习西方时难免有所偏于军事而忽略大众教育。陶行知断言“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他认为只有建立和开展适合国情的教育，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将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形成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孕育与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起于1917年，终于1933年。1917年，陶行知开始教育实践活动，逐渐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1919年，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写道：“敢探未发明的真理，即是创造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此文首提“创造”二字，强调创造人才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在新旧思想交替之际，创造教育思想的提出是一件振聋发聩的创建。
为了推行创造教育思想，陶行知不但大力提倡并践行试验教育，把“发明能力之如何”作为新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提出从四个方面培养学生创造发明的能力：
（1）提倡试验心理学，反对书本知识灌输和主观研究，反对没有发明的心理教育。
（2）主张设立试验的学校，反对按照模式固化的学校教育。
（3）主张“注重应用统计法”的教育原理，反对定于一人私见、定于一事偶然的教育原则。
（4）主张“注重试验的教学法”，侧重培养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
2.发展与成熟阶段
1933—1946年，陶行知完善了创造教育思想。
1933年3月，陶行知在《教育建设》上发表《创造的教育》，明确提出创造教育思想。该文就创造教育的概念以及创造教育的目的、对象、范围、内容、方法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标志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正式形成。文章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演绎出“行—知—行”的认识论，并探讨了行动、思想、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产生新价值”“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可以说陶行知就此鲜明地举起创造教育的旗帜：“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此后，陶行知又陆续发表《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民主教育》《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创造教育理论进行了完善。尤其《创造的儿童教育》有关“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把创造教育与民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赋予了创造教育新的社会价值，升华了创造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