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整理朴永馨先生口述史的动议起于2014年深秋。在拜读北师大教育学部几位老教授的口述史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萌生了编写先生口述史的想法。先生是新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我国大陆高等特殊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再到蓬勃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开创和引领作用，其影响遍及中国及海外。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1986年），即我国高校第一个特殊教育专业，建立了我国大陆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室（1980年）和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中心（198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特殊教育杂志《特殊教育研究》，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2016年是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建立30周年，也是先生80岁生辰暨从教60周年，后生晚辈希望通过编写先生的口述史，为未来学者提供一些切实可靠的先生生平纪事及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脉络。此项编写工作随即得到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肖非老师的全力支持。

鉴于时间紧迫，我们组成四人编写组。2014年年底，在查阅先生的学术著作及北师大特殊教育系发展史的基础上，编写组与先生商定了访谈提纲。先生在确定访谈提纲时多次强调：“我希望这本口述史突出的是‘特殊教育和我’这个主题，而不是朴永馨的个人生活史。特殊教育培养和成就了我，我不能忘本。我现在的一切都是特殊教育给的，如果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后辈的，那也是和特殊教育一起留下来的。”2015年4月至6月，我们几乎每周安排两到三天去先生家中聆听先生与特殊教育的故事。每次去访谈，先生都会提前准备好讲述提纲及相关文字资料、照片等。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惊叹于先生的博闻强记，他能记起在苏联留学期间几乎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名字，以及在北师大工作时教过的每一个学生，他甚至可以如数家珍地将每一个学生（有的已是先生50年前的学生）的现状娓娓道来。先生对收集资料、保存资料的用心、细心、精心更是让我们敬佩不已。改革开放后，先生曾多次应邀赴美国、英国、俄罗斯、挪威、意大利、以色列、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访问和学术交流，在美国、俄罗斯、英国、韩国、挪威等国的多所大学做过演讲，他的足迹更是遍布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先生都会极为用心地留下相关资料。由此，才有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丰富而珍贵的一手图文资料，包括先生留苏时期的老照片、聋校工作期间记录的学生档案、北京师范大学建立特殊教育专业的申请书、到世界各国学术交流的照片、与每一届学生的合影等。但是，我们在书中只能呈现一小部分先生收藏的照片。我们何其幸运，能够亲眼看到如此宝贵的照片和资料，亲耳听到先生生动地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先生年事已高，每次访谈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高负荷的脑力劳动，跨越时空的回忆和述说对老人家的身体是极大的挑战。2015年5月初，先生做了一次手术，访谈中断一段时间。好在先生恢复得很好，随后顺利完成访谈。为了能够收集更丰富、全面的资料，我们还访谈了先生的特殊教育同行、聋校和北师大的同事及学生，并专程到上海拜访先生当年留苏的同学银春铭老师。先生执教鞭数十载，高足早已遍及祖国各地，很多都已是特殊教育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了联系这些老师，我们打电话、发邮件，还趁着老师们到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好几次访谈结束时已接近凌晨，我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设备和资料，走在回师大的路上：累，却幸福着……

先生的故事就是一部新中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在聆听先生讲述他与特殊教育的故事的过程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新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和眷恋。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而奋斗，哪怕是退休后，也依然没有放下对这份事业的执着，依然在用自己的行动去推动特殊教育的发展。先生对特殊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感触良多，也让我们年轻一辈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先生一直强调，我们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不能只盲目学习西方。他曾感慨地说：“现在你们看的、研究的都是美国、英国的东西，但你们也要多看看别的国家，要有广阔的视角，辩证地去看问题。你们要批判，也得有个靶子啊，如果你们连看都不看，就连个靶子都没有。”先生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来说，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先生常说：“我的钱够花就行了。我的钱取自于特殊教育，也要用于特殊教育。我能帮多少算多少，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余热。”几十年来，先生外出讲课从不肯收劳务费，也从不接受登门拜访的学生或友人的礼物，每次都会提前告诉对方“若带东西来，我就不见”。先生一生厉行节俭，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大笔存款捐助给特殊教育机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还曾多次资助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完成学业。

先生是个热情且和善的人，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每次去他家访谈，他都会早早等候在门口，为我们准备好鞋套，端来茶水果品。每次访谈结束，先生都亲自送我们离开。在访谈之余，先生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有一次北师大举办一个重要的学术论坛，他嘱咐我们一定要去听，还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去。先生告诉我们，博士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基础，眼中要有学术大世界，不能只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八十高龄的先生依然具有高涨的学术热情，让吾等后辈汗颜。

2015年隆冬，书稿初成，我们又数次前往先生家中拜访，听取先生的修改意见，彼时先生的眼疾复发，需要用8倍的目镜才能看清东西。我们把厚厚的书稿交给先生，看着老人家倔强地把脸贴近书稿，一行一行地移动目镜，我们不禁潸然泪下。先生笑谈着回应：当年自己在北师大教学用的目镜，没想到现在倒派上了用场。2016年初春，先生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又开始修改书稿。因为用眼不便，先生便将我们叫至家中，让我们将书稿一句一句读给他听，他口述修改意见并进行补充。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先生超乎常人的严谨、认真、细致的做事态度，为了及时、全面补充资料，他甚至专程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现在的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寻找老照片。先生德风高洁，学养深厚，令后辈景仰。我们唯有尽最大心力，以藉先生的诚恳与执着，也慰作为特殊教育人的教育良知——一步一履，当思儿童之需求，家长之需求，学校之需求。

修改稿完成后，肖非老师召集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的师生，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对书稿进行了两次集体修改。第二次修改会持续了两天，先生也全程参与。当时先生眼疾尚未完全康复，不能长时间阅读，为了减轻他的用眼负担，大家轮流为他读书稿。逐句诵读近300页的书稿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们常常读到口干舌燥，有时还会为了修改标题中的某个词绞尽脑汁。但是特殊教育研究所的师生共读和修改先生的口述史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学习经历。有时，读至书稿中先生幼时所学的儿歌，先生一时兴起便会唱上几段，现场顿时充满了欢乐。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各章编写任务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汪斯斯；第三章：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硕士生赵勇帅；第四章、第五章：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江小英；第六章和附录：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生赵梅菊。最后由江小英统稿和整理。

编写组全体成员和朴永馨教授合影，左一、左二为赵勇帅、江小英，右一、右二为赵梅菊、汪斯斯

成书之际，作为本书的编写者和特殊教育的后辈，我们诚挚感谢为本书编写接受过访谈的所有老师，他们是：原上海市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主任、特级教师银春铭，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肖非老师、邓猛老师、王雁老师、顾定倩老师、钱志亮老师、张树东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方俊明老师，华中师范大学雷江华老师、彭兴蓬老师，北京联合大学刘全礼老师，陕西师范大学兰继军老师，华南师范大学葛新斌老师，郑州师范学院李玉向老师，泉州师范学院邓岳敏老师、吴春玉老师，昆明学院李里老师，四川师范大学吴春艳老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希洁老师，吉林省教育学院贾君老师，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特殊教育研究室邱举标老师，北京市特教中心孙颖老师，杭州市杨凌子学校前校长洪佳琳老师，北京市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王红霞老师，原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校长王克南老师、毕业生刘红星。特别感谢朴先生的夫人陈乐修女士能够欣然接受我们的访谈。朴先生和夫人伉俪情深，携手相伴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60年来，她对先生无怨无悔的支持，是先生最坚实的后盾。

特别感谢参与书稿修改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肖非老师、顾定倩老师、刘艳虹老师、张悦歆老师以及研究生傅王倩、谢燕、瞿婷婷、莫琳琳、田语、牛爽爽、伊丽斯克、童琳、杨茹、侯雨佳等，以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特殊教育学校刘毅老师、乌鲁木齐市盲聋哑学校吴志红老师。同时非常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康悦细致、专业的付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红艳女士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一并感谢！此外，还要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研究生郭志云、张文秀、颜廷睿和博士生钟芳芳为本书的编写提供的无私帮助。编写组虽倾心倾力，多方面搜集资料，精心撰写和校对审查，仍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同行指正，预先向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读者和同行致以诚挚的敬意。

编写组：江小英 赵梅菊 汪斯斯 赵勇帅

2017年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