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去二聋的时候，教育部要求我们若国家需要随时回来，可是1961年过后不到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作为年轻教师，也是年轻干部，就被安排下工厂劳动。我到过低压电器厂，下过郊区的城子煤矿，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1963年“四清”运动正式开始，我又被安排到北京通县（现在的通州区）的牛堡屯公社于家务大队搞“四清”。当时我就住在老乡家里，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借着这个机会，我开始了解农民，亲身体验了自己要为之服务的人民到底是怎样生活、怎样劳动的。接着从1964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顺义北小营公社（在公社当工作组组长）、通州高辛庄公社北刘各庄村（工作组长）和后沙峪公社铁匠营村（在村中当工作队长）的“四清”运动。当时的教育部被解散了，我们调到高校这件事也就根本不用想了。

这段时间的经历使我受了不少教育，比如说怎么做群众工作。我进中学时就知道要“为人民服务”，可是“为人民服务”到底是什么，在莫斯科、在北京，我了解不到那么多。在莫斯科，我不用操心吃喝，在北京城里的时候，我也基本衣食无忧。可是到了北京的郊区，我才真正了解到，为我们种粮食的那些人是怎么生活的，粮食是怎么来的。过去我们都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是当真知道吗？没有在农村待过、干过，就不知道。北京市郊区——靠着首都北京——的农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农民的日子到底怎么样，只有看过了，和农民一起干过、生活过了，才知道。

“**”期间，我还被下放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过。那时种水稻需要到几里地外去运沙子、填水坑。当时我推着独轮车，带着铁锹，从干校往北，沿着马路去运沙子，一个上午只能推一趟。我还到过农村挑水抗旱，一担水一挑就是二里地，从这边打一桶水，到那边去浇地。这些活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现在我还可以轻松挑起一担水。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建设奥林匹克公园时，我就帮建筑工人们挑过水、修过厕所。“**”期间下放的干部们都分散在老乡家干活吃饭，我们要把粮票和钱交给派饭的老乡家。哪家农户被派到这个任务，我们就按规定把粮票给他们，他们做什么饭都是这个价钱，做好的、不好的都是这个钱。开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发了黑的白薯干。把白薯干蒸一下，蘸点盐水，就是一顿饭。这还是在北京的郊区，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老乡种的粮食是给我们吃的，我们的粮票都是老乡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就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民情。

在农村搞“四清”时，我最开始是工作队队员，后来当了一个村小队的工作组组长，再后来当了整个村的工作队队长，最后是在顺义后沙峪公社铁匠营村当“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在“四清”时期，我一直没忘记自己的老本行：特殊教育。中国农村的残疾人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并不了解，所以我在这期间做了一些调查。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去了解情况：这个村里大概有多少户，有没有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孩子，有没有聋的、盲的、智力落后的孩子，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村里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村里对他们的政策是怎样的等。这些对我了解中国残疾孩子的教育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事实上，很多村子都有残疾人。有的生产队里有聋人社员，生产队长就特别喜欢让他们去干活，为什么呢？队长告诉我，要是两个听力正常的人去耪地，俩人并排干活，肯定会聊天，影响干活。聋人就不会聊天，他们只干活，很快就会耪完一垅地，耪的质量还高。我还记得有个村子里有一个智力落后的女人，这个女人后来找了个穷人结了婚，结果她家里土炕上连张完整的炕席都没有，都是一块一块的，破烂不堪。她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但总得过日子。村里人有时就会救济她点吃的。后来这个女人生了个小孩儿，村里人就给她一块布，让她给小孩儿做衣裳。结果她就做了件面布袋似的“衣服”，把孩子装在里面。像这样的人，如果早期给她适当的教育，至少她的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这样，我就了解了一些农村残疾人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还了解到，当时顺义县西北部一些公社里，有过随班就读的个案，就是两个聋童在村里的普通学校跟着其他普通孩子一起上学。

这期间我还继续注意收集特殊教育方面的相关资料。1961年，我从苏联回来时，国内已经出了内部刊物《聋哑教育通讯》。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这本杂志还出过特刊，刊登过洪雪立[1]写的一些文章。后来我结束“四清”工作回到学校的时候，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了。我知道二聋有老师订阅了这本杂志，就到他们那里去找，最后找到不少。我还收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翻译的关于聋教育、智力落后教育和盲教育的出版物，现在还都保留着。当时盲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关于盲文的、早期怎样学盲文的资料，我也都收集过。这些都是20年代50年代的资料，是很珍贵的。后来我在《特殊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其他刊物上发的东西，都是有资料根据的，因为有根据我才敢写。我在学校做的这方面工作，算是抢救了点东西，不然这些资料就丢了、毁了。

我还参加了一些教育部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工作。当时盲人聋哑人协会已经成立了，他们的活动也邀请我参加。“手指字母”的制定和最后定案的讨论，我都参加了。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批社会上的聋人，比如闻大敏、谭铮等。

[1] 洪雪立（1901—1984），聋人，中国聋教育专家，原名洪学礼，福建省南安县丰州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在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工作，后改任中国聋哑人福利会总干事，第一、第二届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对新中国聋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