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聋之后，学校给我的职位是普通教师，因为校长、教导主任、教导师副主任等职位都已经有人担任，所以只能安排我到教导处做了一名普通教师。我的日常办公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但是我特别想教课，所以常常跑到任课老师的办公室，可是他们的办公桌刚刚够用，我就没有办公桌可以用。当时有一个教律动的老师，他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他特地腾出一个来给我用。这样我也算有一个抽屉了，可以在里面放碗筷、图书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还可以趁着桌子没人使用的时候在那儿坐一会儿。

初步了解学校的情况之后，我开始尝试着教课。最开始我教的是低年级聋生的算术应用题。这是聋生最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清楚文字的意思，所以好多应用题的文字内容部分靠猜。我就用一种在苏联时学到的“综合分析法”教聋生应用题。后来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不仅教会了聋生知识，还培养了他们的分析和思维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虽然开始教课了，但并没有固定的班级，因为原来每个班、每门课都已经有固定的老师，所以我基本算是个“打杂”的教课老师。哪个年级缺课了，哪个老师有事不能来了，我就去代课。所以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语文、数学到写字、政治等，我都教过。这样一来，我对中国聋生的教育情况基本了解了。虽然我在苏联的时候也参加过多次教育实习，去特殊教育学校当实习老师，教过低年级、高年级，但说实话，因为语言、手语等方面的问题，苏联比较重要的课还是不让我们留学生教的。回国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基本什么课都教过，和所有老师的关系近了，跟所有的老师都能谈得来，有共同语言。后来我做学校教师团支部工作，几乎去每个老师家做过家访。这些老师家里几口人，性格怎么样，做什么工作等，我都一一记录在家访笔记里。我离开二聋之后，有些老师家里闹矛盾了，还找到我去调解。

20世纪60年代，二聋工作期间

除了教课，我还去随堂听课。既然要听别人的课，我就需要对他们的授课班级及讲授内容有所了解，我还利用在苏联学到的一些理论去解释老师们的课。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听课的规矩，就是听完课一定要和讲课的老师探讨。这些老师的课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听完之后，敷衍一句“还不错”“还行”“挺好”之类的，是不好的，我从来不这样做，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会和讲课的老师谈，从备课到教学目标，从讲课过程到效果，再到他自己怎么评价这节课，有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完成了的话是怎么完成的，哪方面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够等。我还会分析评价他的课，指出他哪里好，为什么好，符合哪一条教育学原理，符合什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还指出他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为什么不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等。这些都是我在苏联学到的，因为在苏联听课，我们必须要做听课笔记，不能随便应付，甚至连老师在哪个环节说了哪句话，做了哪个动作都要记录下来，然后加以评价，包括老师做得对还是不对，为什么等。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做法对老师们的影响如何，但老师们知道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很愿意让我去听课，和我交流。后来到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我也一直这样听课。除了随堂听课，我还听过不少公开课。课后大家要做讨论发言，我也会辩证地分析评价老师的课，并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去阐述。

1961年在二聋的部分听课记录

我听课的时候，一定要事先了解班里有多少学生，学生都是什么情况，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班级情况才有发言权。我听课时一般不愿意坐在最后面，而愿意坐在前面，因为我要看到学生的反应。听课不只是听老师怎么讲课，还要看学生的反应。这是给聋童上的课，不是给我们这些有听力的人上的课。事实上，还真有老师是为听课的人而不是为学生讲课的情况。有时候一些领导来学校听课，听完后很感动，为什么？因为这节课是给他讲的，他当然很感动。学生到底接受了多少，得到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听完一节课后，我还常常要求学生把笔记本和书拿出来，我要看看这节课是不是“重复表演”，是否已经上过。有的课一看就是在“重复表演”，因为老师讲的题目，学生笔记本上面都有。上课的时候，学生回答问题虽然挺好，但这是假的。这时候我就有话说了：“你这是在欺骗我，这节课是你已经上过一遍后再表演给我看的？”除了看学生笔记，我还会在课间直接问学生，问他们这节课听懂没听懂，学的是什么，这节课教的东西原来学过没学过，老师教没教过等。说实话，我这些招儿挺得罪人的，可我还是要这样，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些东西，真正学到些东西。

在听课中，我也发现了一些老师专业水平方面的问题。二聋的绝大多数老师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或是从普通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期间的中等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是从农村招收上来的工农兵学员，政治成分好，家庭出身好，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大多只有小学水平。这样的毕业生来到学校工作，一般会出问题。我曾经听过一堂数学课，老师教怎样用量角器画角，结果他把画角的步骤和方法都弄错了。虽然我不是学数学的，但我的基础知识至少是四中的高中水平，所以我一下就看出这个问题了。在有的新老师刚到学校的时候，我还常常给他们讲专业知识。

1963年二聋毕业生和全体教职工合影，二排左四是我

当时聋校学生的年龄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偏大，因为很多学生7岁的时候上不了学，入学时间本身已经有点晚了，加上聋校的学制是十年，高年级的学生其实已经很大了。高年级有很多已经十六七岁的孩子。聋校是小学性质的，所以学校里只有少先队。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天上学还得戴着红领巾。学生在学校里面戴着红领巾，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平等，况且当时区团委也没想过要在聋校成立团组织。我就想，普通中学里面是有团组织的，我们聋校为什么不能有？于是我开始想办法向区里申请，得到同意后，我开始在聋生中间发展团员，尝试建立团支部。后来我在二聋发展了第一批聋学生团员。孩子们成了共青团员后都很高兴，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对了。后来我又接着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在二聋，除了有少先队，还有团组织，学生到了一定年龄也可以在组织发展上获得平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