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年初，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的领导和老师就与我谈为我庆贺80岁生日的事。我极力谢绝庆贺一事，建议应该以特殊教育专业建立30周年纪念专题研讨为主，找一个晚上以参会人员自愿参加的小型座谈会的形式聚聚足矣。另外，我建议不按80岁生日在79岁庆贺的习惯，改在整80岁时再聚。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的老师建议出版我的口述史，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安排此事，请了4位研究生（江小英、赵梅菊、汪斯斯、赵勇帅）来做这项工作。我十分感谢这些老师的关心。这几位学生查阅和参考各种资料拟写访谈提纲，并分组安排日程来我家访谈、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努力回忆和查找我过去保存的资料，但因为参加工作后这些年，我曾7次搬家，每搬一次家就要把各种物品装箱一次，整理的时候只能把当时急需要用的资料放在手边，而其他资料就被压在箱底，所以这次整理口述史的时候，我记忆中的有些材料找不到了。因此，资料无法完整地呈现给诸位。4位研究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这个书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查找和参考了不少资料，帮助我回忆。我十分感谢这些研究生的辛勤劳动。

书名原本叫《朴永馨口述史》，但我认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特殊教育老师，不敢与那些著名学者相比，也没有什么特殊经历和事迹。先有特殊教育，然后历史的机遇让特殊教育选择了我、培养了我。我只是在中国特殊教育发展历史长河的一小段中、一个小领域中参与了一点工作，绝不自诩为整个“中国特殊教育的第××”。因此，我建议这本书叫《特殊教育和我：朴永馨口述史》，把特殊教育放在第一位，使自己的定位更加确切和客观。人贵有自知之明，谦受益，满招损。一个人在社会事业和学科中的贡献和作用，不应由自己去吹嘘，而应由世人和后代根据事实去评说。我一生最珍贵、最珍视的称呼是“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这是事实，并不吹嘘。

2016年春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程凯副理事长偕同教育处韩咏梅处长、教就部李冬梅副主任等人来我家慰问。交谈特殊教育的发展后，程凯副理事长建议我出版文选，我负责选文，他们负责出版。因我的身体和精力，加上刚做完双眼的白内障手术，我没敢立即答应。但他的建议很好，是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关心。于是，我就利用这次口述史的机会，在书后附了几篇自己有代表性的文章一起出版，也算是回应了中国残联领导的关心和部分落实了领导的建议。

借这个机会，我想说说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特殊教育的体会，与各位同行切磋。我记得我在四中读书的时候，听华罗庚讲过，书越读越厚，书越读越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开始做学问时是两眼一抹黑，到处都是不明白的问题，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多。当一个个问题经过钻研得到解决后，人就越来越清楚，杂乱无章的东西开始变得有条理，客观规律慢慢地显现出来，众多厚厚的书也就变薄了。这几十年来，对于特殊教育我总结出了八个字：客观认识、平等对待。这主要就是说，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才能搞好特殊教育，才能搞好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教育教学。客观认识，就是全面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群，首先将他们看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认识到他们与整个人群有基本的共性，但是他们同时面临某些困难，有特殊性和差异。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的某一方面，而要把共性和特性统一起来。平等对待，就是尊重他们，让他们平等享有各种权利，给予他们必要的特殊关怀，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尽社会公民的义务。事实上，他们也能做到这点。这八个字也可以说是大道至简的表现，是我从事特殊教育这些年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特殊教育、分析国内外特殊教育现状和自己实践总结出来的体会。但这算不算认识到了特殊教育的规律，还要请各位评说。我虽做了一点事情，但还有很多做得不尽满意的地方。我要向学生道歉，请他们原谅我未能完成的事。我将尽力弥补，但也许不可能完全实现，只能遗憾终生。

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让这本书的出版带来一点正能量：给后来者提供一些20世纪后半叶一个特教工作者的历史资料，让后来者可以了解这个时期一位特教老师的一些工作和观点。对于我的观点，大家可以借鉴，可以批判，也可以把这本书当作特殊教育前进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

发展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和学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靠年青一代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使中国成为有自己特色的特殊教育强国，我相信我们特殊教育的后一代人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