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头脑的奥秘
伊兰·卡茨（Eran Katz）是一位以色列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忆专家之一。在广受欢迎的讲座《犹太头脑的奥秘》（The secret of the Jewish brain）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人们普遍相信“犹太人格外聪明”。
他想起他曾经与这种观念有过面对面的相遇。那时他在美国进行一系列讲座。有一次，他在宾馆电梯里遇到一个人。这个人问他为什么来美国。他回答说他准备围绕特定的命题开展讲座，那人表示非常感兴趣。
“这一定会是非常有趣的讲座。”他说。
“谢谢，我的确希望如此。”当通向宾馆大厅的电梯门打开时，卡茨说。“没错，我肯定它会非常有趣。”那个路人说，“因为你们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民族。”
卡茨回忆道，这次偶遇一直让他念念不忘。于是他决心对这个观念进行研究。他很快发现相信这个观念的人比他预想的要广泛得多。
像“犹太天才”和“犹太头脑”这种正面形象形容语已经成为平常用来形容聪明人的俏皮话，而“犹太人的狡诈”则成为同样无处不在的负面形象形容语。
卡茨说：“有趣的是，犹太民族已经成功地让它的敌人和朋友都至少同意一件事：人们永远不能指责犹太人愚蠢。犹太人是聪明和睿智的——这种印象不仅深深地铭刻在犹太民族整体印象之上，而且伴随着每个异教徒的成长。”
卡茨还指出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位赫赫有名（或富有才华）的犹太人的犹太身份会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
比如，没有人会指着广受赞誉的科学家史蒂文·霍金（Steven Hawking）说：“他真是天主教天才的榜样。”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天主教徒这件事情与他的才华无关。而在谈论一位犹太人时，情形往往就不一样了。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杰出而富有争议的英国研究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得出了一项科学结论：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比普通人高七到十五个百分点。他的数据表明，现代世界中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简介》（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是一本介绍14世纪之前科学发展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萨顿对比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在教育、技术、数学、物理、化学和医药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的惊人结论是：“在14世纪之前，世界上17.6%的顶尖科学家是犹太人。但犹太人的总人数仅占世界人口的1%。尤其在西班牙，41%的科学家是犹太人。而犹太人仅占西班牙人口的2.7%。”
今天，55%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犹太人，51%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犹太人。而这仅仅是其中两个很小的例子。
“一个聪颖而睿智的民族”（《申命记》 2:1-9）
从古至今的犹太智慧
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以色列领土上第一所以希伯来语教学并接收世俗学生的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的开幕典礼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一位世俗主义者）恰伊姆·奈克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进行了演讲。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演讲（摘自Ben Yehuda Project网站，内容略有编辑校正）：
这与众不同的民族，它的名字叫以色列……我要说，这个民族，将灵与肉奉献给不朽的灵魂之国。
被诅咒的流亡，那所有四十九级的不洁无法让它失去它的精神，可怜的贫苦生活，那所有四十九级的磨难无法让它背离它的本质。别无选择，唯有放弃现世的存在以追求不朽的存在。在它那贫苦而被**的岁月中，它学会了如何让肉体的需要服从于灵魂的需要。
在这个王国的疆域之中，以色列民族铸就了它的主要成就，以及在它漂泊的几千年贫苦岁月中支撑着它的民族传统，并保持着它的内在自由……
犹太民族的学习场所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Cheder”（犹太儿童宗教学校）、“Yeshiva”（犹太学院）和“Beis Meidrash”（犹太经堂）——这些是我们最坚强的城堡，从而让我们经历那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岁月，能够在世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在那动**的年月，我们逃避到这些城堡中寻求庇护。我们静坐在这城垒之中，磨砺我们所剩的唯一武器——“犹太的头脑”，以免它变得迟钝。
“在全体人类深深地沉溺于兽性、幻想和夸张地炫耀战争力量的时代，犹太民族正在发展和培养获取知识和智慧的坚定愿望。”
“每个犹太男孩儿从很小时候起，就开始把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用于学习《塔木德经》，而其他民族像这么大的孩子还忙着在田地中玩耍，在泥巴中打闹。”
“犹太家庭显然更偏爱学习。犹太孩子也在泥土中玩耍，但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知道犹太教堂中那落满灰尘的书架是一个应该被尊崇的所在，因为那里有很多书。”
“在这样的氛围中，难怪犹太民族被称为‘有经者’（People of the Book）。”
比亚利克的演讲的中心观点在于：“犹太人将对知识的追求作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记者与作家齐夫·加利利（Ze'ev Galili）在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由美国陆军开展的一项罕见的研究项目，并提出有趣的结论。马克·茨波罗斯基（Mark Zborowsky）和伊丽莎白·赫尔佐克（Elizabeth Herzog）在1952年根据二战前夕实施的一项军事项目撰写的《人际生活：犹太村落文化》（Life is With People: The Culture of The Shtetl）一书中披露了这项罕见研究的细节。
美国陆军时刻准备抓住任何潜在的发展机会。在这些发展机会中，就存在着在东欧发动战争的需要。所以，军方成立了多个社会学家小组调查不同地区的民族组成结构。因为在二战前夕，东欧有着巨大的犹太人口，所以军方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包括著名社会学家玛格利特·米德，Margret Mead）去调查犹太村落的群体生态学。最终，美国陆军一直没有利用这次研究的调查成果。但茨波罗斯基和赫尔佐克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了这些调查成果。而在这本书中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东欧，以及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因为研究者也通过居住在美国和伦敦的老年犹太人搜集证据），犹太文化的焦点是学习——以犹太用语来学习说——“塔木德律法”。
（摘自加利尔的主页Higayon V’ shigayon，略有编辑修改）
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全新的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拥有特别智慧的犹太神话就开始流传了。还是在埃及的时候，犹太人就因狡诈和幕后操纵而闻名，甚至威胁到了埃及政体的稳定；正如某位法老所说：“要是发生了战争，他们会加入我们的敌人。”
约瑟，法老的解梦人，他正是地位低微的犹太人凭借自身智慧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型。在士师时期和列王统治的早期时代，尤其从约书亚开始，犹太民族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策略成为公认的标准。
杰出的统帅，如约书亚、基拉之子以笏、亚比挪庵之子巴拉，甚至参孙，都证明了比身体力量更重要的是拥有智慧和谋略的财富。
大卫王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通过战胜巨人哥利亚表现出罕见的领悟力——与其说通过军事技能，不如说他凭借智慧赢得了胜利。《圣经》其后的故事中也充满了通过精妙的战略实现的军事成就。
然而，只有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当以色列出现平静的政治环境时，犹太人的头脑才真正脱颖而出。
据《圣经》记载，全世界的智者都来向所罗门王学习智慧。在他的时代，所罗门王被公认为所有智者中最具智慧的人。
细细阅读所罗门王留给我们的著作——《传道书》（Ecclesiastes）、《箴言》（Proverbs）和《雅歌》（Song of Songs），我们时代的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他的伟大智慧。这种智慧在我们的时代也是罕见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创新构思上，还是在语言的丰富性上，像《传道书》和《箴言》这些作品都是古往今来所有作家学习的榜样。这些著作在历史上开创了根据一系列命题提供实际建议的全新文体。
哪怕布衣白丁，也不能否认《雅歌》是一部文学著作，更不用说后人渊博的注释向我们揭示了它无比深奥的寓意。
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处提到了犹太人的智慧，比如末底改（Mordechai）[14]。他掌握了七十多种语言最终拯救了他的人民免于灭族的命运。又如青年四杰（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拿尼）[15]，凭借他们的智慧进入巴比伦人的宫廷。正如约瑟在埃及，巴比伦国王的这四位解梦人在宫廷中扶摇直上。
先知耶利米（Jeremiah）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流亡到巴比伦。历史文献将他描述为一位犹太哲人。他的智慧震惊了与他同时代的智者。
在第二圣殿时期，以色列圣人与当时伟大的非犹太哲人，尤其与希腊和埃及哲人之间，有着大量交流和讨论。
许多希腊词汇融入了希伯来语，其中的一些词汇直到今天仍保留着。人们甚至用希腊名字来称呼一些犹太圣人，如辛马库（Symmachus）和安提柯（Antigonus）。
与此同时，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方面是犹太文化、信仰和道德观；另一方面是希腊文化的异教信仰，以及希腊人所追求的道德自由。哪怕统治阶级试图强迫他们接受同化，以色列的圣人们也时刻坚守他们的犹太传统。光明节就是为了纪念在艰难岁月中对犹太传统的坚持。
对《密西拿》和《塔木德经》的研究表明，以色列圣人们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并且在他们时代的医药和科学进步中拥有最先进的知识。在《塔木德经》的各个章卷中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文献中随处能够找到哲学原则或几何、数学的定律。
在一些科学和哲学思辨中，犹太圣人的地位要比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领先数代。早在《塔木德经》时期，我们发现在犹太圣人与异教圣贤之间发生的一场辩论中犹太圣人所提出的观点符合只有现代科学才能发现的最准确的科学原理（比如体现太阳崇拜的巨石阵，通过这种方式反映了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其他行星绕着太阳旋转）。
古代犹太人所具有的深邃智慧的证据之一，以《先贤箴言》（Ethics of the Fathers）[16]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是一部信仰教学的结集，其中充满了实用的智慧和常识。这部结集构成了一部讨论《密西拿》的独立著作。
有人曾经进行过一次有趣的研究：他们把《先贤箴言》中著名的段落译成其他语言，放在不同时期的一大批名人名言中，一同出示给学生；而学生总是被《先贤箴言》中的箴言警句所蕴含的非比寻常的智慧所打动。
即使在今天，任何人想去体验这部结集中的智慧，只需要阅读它的普通译本（最好结合注释来阅读它，从而理解其中深层次的隐含寓意）。
在那个时代，另一个重大事件是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II）那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命令。这件事在《塔木德经》和其他历史文献（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书信以及亚历山大的斐洛的著作）中都有记载。正如文献中所记载的，托勒密二世出于对知识的极大欣赏，希望把《圣经》翻译成希腊语，从而让它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他召来了七十二位犹太学者，让他们各自独立工作，并在整整七十二天中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七十二位犹太先贤能够胜任希腊人的要求，完成官方的、一流的《圣经》译本，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那个时代犹太人所掌握的广博学识。
《塔木德经》中描述了犹太先贤们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科学和哲学辩论。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他的时代毋庸置疑的统治者，不仅在军事上征服了广袤土地，也无疑征服了知识的疆域，以满足他那巨大的好奇心。
作为整个中东（他那个时代的文明摇篮）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召见他统治下的每个地区的部族领袖和圣贤。与犹太先贤们的会面让他震惊。在《塔木德经》的注释集《圣物记》（Tamid）中，有着一段引人入胜的记载，描述了亚历山大大帝召见南以色列的圣贤们的过程。在这次召见中，亚历山大大帝提出了他的时代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从记录的问题中，显然亚历山大大帝把犹太先贤们视为解决困扰他的难题的理想对话者。
以上故事都证明了在犹太之地上的民族所具有的真正智慧，并为这个不断发展的智慧神话增添了另一层寓意。
犹太律法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天才
从古至今，只要环境允许，犹太圣贤们就能作为综合科学家脱颖而出。尽管他们的大多数时间注定要用于研究约书，但他们仍然熟悉他们时代的所有科学发展和发现。
迈蒙尼德（Rambam）[17]就是犹太圣贤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在多学科领域中撰写著作的罕见天才之一。他的著作遍及哲学、医药、天文、数学和神学等范畴。
在《智慧之路》（Derech Chachma）一书中，意大利帕多瓦的摩西·恰伊姆·卢扎托（Moshe Chaim Luzzatto）[18]拉比列出了他认为每个犹太青年应该学习的学科。“他应该学习逻辑、修辞和诗歌作品，直到他熟知它们……他也应该学习工程、语法和天文的基础知识，直到他熟知它们；以及其他学科和技艺的领域——无论他本身需要什么知识，直到他熟知它们。”
这份详细的列表证明了这位犹太天才广阔的科学视野。卢扎托拉比38岁逝世，留下了覆盖多个学术领域的一百二十多部著作。人们经过多年才能正确理解其中一部分著作的内容，而这些著作却是他在如此短暂的人生中完成的。
在犹太世界中，人人都知道维尔纳·加昂（Vilna Gaon）[19]是一个极为优秀的研究《塔木德经》的天才，但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在那个时代所知的科学领域中也有杰出的造诣。
维尔纳·加昂逝世后，后人将他的手稿和口头教学内容编辑成册，形成了关于不同学科的多本著作。只有《白羊三分》（Ayil Meshulash）一书无疑是维尔纳·加昂本人撰写的唯一展现他所研究的科学内容的杰出著作。本书涉及了他的时代的三个主要学科——代数、几何和天文。
他的另一本书《以利亚的语法》（Dikduk Eliyahu）对希伯来语法进行了分析。在他所有渊博的知识中，维尔纳·加昂以他对于希伯来语的杰出掌握而闻名，包括对《圣经》中出现的同义词的精准分析。
他的学生之一，斯克洛夫的希勒尔（Hillel of Shkolov）拉比，在他的导师的指导下重印了欧几里得关于几何基础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赞颂他的导师在许多学科都有着卓越的成就：“人们知道，他钻研自然的奇迹，是为了实现约书的智慧，为了在地上万民的眼中推崇耶和华的名，为了让这个世界更接近于救赎。在他年少时，他便已经展示了对于智慧的七种形式的求知并勤奋地追寻它们。”
中世纪的犹太天文学家
由于陨石的撞击，月球表面布满了环形山。年复一年，天文学家们根据月球表面的重要特征绘制月图。而这些重要特征中就包括很多环形山。为了便于分辨它们，人们为这些环形山命名，就像给城市街道命名一样。这些名字由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制定，主要为了纪念历史上的名人。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些名称的制定成为了名誉和光荣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些环形山的名字证明了这些人对天文学或都对人类整体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些是犹太人。尤其考虑到在历史中大多数时候，由于人们的偏见，犹太人在综合科学中的成就被抹杀了，这个事实就变得更加值得注意。
其中有三个环形山以著名的犹太人命名，它们是伊本·伊斯拉（Iban Ezra）[20]、利瓦伊拉比（一位中世纪著名的犹太法典学者和科学家，全名为列维·本·格尔森[21]，又被称为“Ralbag”）和亚伯拉罕·兹丘托（Abraham Zacuto）[22]（他的时代的犹太法典学者和天文学家）。
一位贫穷的流浪诗人
伊本·伊斯拉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数学家。中世纪的他生活于西班牙。任何稍微熟悉犹太文学和哈拉卡传统的人都读过他的作品——他的诗歌以及复杂的谜语。
他也因贫穷的生活而闻名。他去过很多地方，曾尝试改善自己的收入情况。他本人相信他自己的“玛贾尔”（Mazal）[23]非常低。他在一首苦乐参半的诗歌中表达了这一点，大致翻译如下：
为我的出生，星辰改变轨道而趋避。
如果我出售蜡烛，在我死前太阳不会落下。
我虽勤奋，却无法成功，因为我那天堂的群星与我为敌。
如果我贩卖寿衣，我活着的时候便不会有人死去。
伊本·伊斯拉撰写了许多书籍，在它们中有《圣经》评释，有语法书和诗歌集，但他作为业余天文学家的作品却让他获得了永远的名誉。同时作为一名数学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伊本·伊斯拉是第一个把十进制算法引进欧洲大陆的人。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流浪让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以及它们的科学革新。
列维·本·格尔森，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拉丁名字“格尔森尼德”（Gersonides）。他也被他的时代的异教徒们称为“拉尔巴格”（Ralbag，全名的希伯来文缩写）。在科学和历史书籍中，这个名字一直保持到今天。
拉尔巴格是一位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天才。除了他在天文学上渊博的理论知识，与他同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拉尔巴格也因他所发明的各种观星设备而闻名。其中最重要的“雅各之杖”（Jocob's staff，即直角器），是一种用来测量各个天体目标之间角距离的工具，在其后的几百年中被全世界的水手广为使用。
他的科学著作所获得的赞誉应归功于教皇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克雷芒六世对拉尔巴格的一篇哲学著作兴趣浓厚，从而让人把它从希伯来语翻译成拉丁语。
拉尔巴格是他那一代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并且，像伊本·伊斯拉一样，他在数学方面也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他甚至撰写了《数的和谐》（Harmony of Numbers）一书。这本书是他在法国主教的要求下，对欧几里得的一些作品进行的评注。
印第安人和哥伦布的犹太历书
在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后，他和他的船员们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而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印第安人，哪怕明知他们会受到充满敌意的对待。不出所料，印第安人并不想让这些外国侵略者享用他们辛苦获得的食物。船员们只好空手而归。
作为回应，这位著名的船长通知印第安人，为了惩罚他们的吝啬和敌意，他会“遮蔽月亮”。事实上，就在这个晚上，月亮真的“消失了一段时间”。恐慌的印第安人赶忙请求哥伦布原谅，平息他的怒火。从那晚以后，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再也没忍饥挨饿。
哥伦布是怎样让月亮消失的呢？他的“惩罚”原来要比人们想的简单得多。哥伦布有一本历书——天文年历，其中详细说明了月亮以及其他天体的位置。哥伦布提前知道当晚会有一次月食——印第安人永远无法猜到的天文现象。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有哪些犹太元素呢？除了哥伦布本人是一位犹太人（西班牙的“玛拉诺”[24]之一）之外，辅助他航海的历书和天象图也都是犹太人的作品。尽管在西班牙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在葡萄牙犹太人遭受严苛法令的迫害，但人们发现他们还是需要犹太人的智慧来实现伟大的成就。
哥伦布所使用的天象图是犹太天文学家亚伯拉罕·兹丘托拉比的发明。兹丘托也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王室宗族之书》（Sefer Yuchasin Hashalem）的作者。除了哥伦布，依靠兹丘托拉比的历书进行航海的探险家还包括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lvares Cabral，巴西的发现者）、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美洲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其他许多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海员。
兹丘托拉比还极大地改善了天体观测仪——在他的时代流行的一种航海工具。而且正像拉尔巴格一样，他把他那深厚的理论知识带到天文学和数学的实践应用之中。他发现用金属制成的天体观测仪要比传统木制观测仪准确得多。
研究者兹维亚·劳顿（Tzivia Lawton）在一篇关于欧洲制图学发展的文章中，论述了亚伯拉罕·兹丘托拉比对这一领域的影响。他提出，除了兹丘托拉比之外，还有许多犹太人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贡献——多于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民族：
在十三世纪中叶，阿方索十世（King Alfonso Ⅹ，被称为“聪明的阿方索”）的卡斯提尔政府掌权。阿方索十世求助于特泽格（Tzeig）拉比，图雷多犹太教堂的领唱人，还有耶胡达·本·摩西·哈科汉（Yehuda ben Moshe Hakohen）。他要求他们制作天象图。这些天象图由他的名字命名为“阿方索图”。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水手们一直使用这些天象图导航，直到它们被亚伯拉罕·兹丘托拉比制作的天象图所替代。
在十四世纪末，当阿拉贡地区（今天西班牙的领土）恢复对犹太人的迫害时，耶胡达·科莱思科斯（Yehuda Crascos），亚伯拉罕·科莱思科斯之子，应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之邀，帮助葡萄牙准备远航非洲的地图和天象图。另一位犹太人，亚伯拉罕·兹丘托也加入了葡萄牙国王的研究团队。他制作了新的天象图。而这些天象图被用于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探险。
当时的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加斯珀·库里亚（Gasper Curia）在他的书《印度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India）中描述了亚伯拉罕·兹丘托对于葡萄牙人到印度探险的重要性和影响：
在命令他的手下去发现印度之前，曼努埃尔国王（King Manuel）招来伟大的天文学家，犹太人兹丘托，并秘密地与他言语。国王问他是否建议他参与这场探险，以及这场探险是否可行……国王补充说，没有他的建议，万事都难以成功。
“国王派了几个水手到犹太人住的地方，让他教他们怎样根据历书中的图表进行计算。随后，国王根据犹太人的天象指示，派这些水手到特定的地点去。在瓦斯科·达·伽马离开里斯本之前，他已经同兹丘托讨论过。兹丘托告诉他应该在他的途中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摘自“□□''□”网站）
事实上，如果葡萄牙水手没有精密的航海工具和深奥的航海知识，那么葡萄牙在非洲、印度和南美洲的殖民统治（直到今天，南美洲居民仍然说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亚伯拉罕·兹丘托和拉尔巴格那罕见的天文知识对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回顾历史，让我们惊讶的是，正是这些犹太先贤对航海术所作出的贡献，为成千上万犹太移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到达美洲海岸铺平了道路。
第谷·布拉赫和约翰尼斯·开普勒的犹太朋友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25]建立的天文台位于布拉格附近。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新时代伊始，这座天文台便成为天文学家们的高级俱乐部。正是在这里，开普勒提出了他著名的“开普勒定律”；这个定律构成了艾萨克·牛顿爵士科学研究的基础。
这个地方特别欢迎的来宾之一是戴维·冈茨（David Ganz）[26]拉比，历史著作《大卫的枝叶》（Tzemach Dovid）的作者。他为布拉赫和开普勒提供了大量天文学信息。他甚至向他们介绍犹太民族研究天文学的历史。冈茨，作为布拉格的玛哈拉尔（Maharal of Prague）[27]的弟子，显然还向他们介绍了哥白尼的著作。而哥白尼的著作对布拉赫和开普勒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奥匈帝国的恺撒鲁道夫二世（King Rudolph II）以对天文学的热情而闻名。他宁肯耽误国家大事，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钻研天文学。他特别喜欢与布拉格的玛哈拉尔进行讨论，因为后者拥有渊博的天文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
如果缺少了几位杰出的犹太先贤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难以想象现代天文学或航海术和制图学的发展。尽管当时普通犹太人遭受着被嘲笑的命运，尽管他们并不总能获得应有的回报、认可和荣誉，但他们毫不犹豫地与任何寻求知识的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宝库。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先贤在天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正是源于约书对于天文学知识的格外强调。有一句诗文写道：“因为它（天文学）是在万国的眼中的你们的知识和智慧。”在叙述以萨迦的部族时，约书写道：“他们知晓时间的智慧。”正是说他们被视为伟大的天文学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他的发现中继承着犹太的传统。他在宇宙研究、天体轨道和天文学方面作出的贡献是无法衡量的。
在中世纪，当无知在普通人中大行其道时，犹太先贤们那对学术成就的追求是无与伦比的。除了他们的科学成果之外，他们也是伟大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天才。
犹太人的发明
希特勒称，犹太人应该为良心和道德概念的彰显而负责，他称那些为“犹太人的发明”。尽管事实上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但我可以作为一种恭维来接受它，因为迄今所知，正是这些“发明”确保了社会的存在。
然而，如果我们追寻人类的伟大发明之路——其中的一些发明改变了历史的面貌，我们会发现许多有益的发明中都存在着犹太人的身影。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在使用其中的一些发明。
在一本叫做《五十颗德国之星》（50 German Stars）的小册子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惊喜。这本小册子是由德国政府的媒体宣传部门出版的。
这本小册子列举了从古至今德国哲学家和发明家的成就，对他们极尽溢美之词。然而，在它引用一些历史中的伟人，并将他们作为德国土生土长的子民时，却提出一些颇有讽刺感的主张。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已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剥夺了德国公民权，现在却又为了公共关系的缘故，被视为一位正直的德国人。
李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一位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发明了一种结实的工作服——斜纹粗棉布牛仔裤，并因此成立了巨大的李维斯牛仔服装集团。《五十颗德国之星》把他当成一位德国人。顺便提一下，在这一发明中，李维·施特劳斯的合伙人雅各布·戴维斯（Jacob Davis）也是一位犹太人。
这本小册子中出现的一个尤其让人吃惊的发明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药品——阿司匹林。根据这本小册子作者的意思，它是德国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的发明。但这件事迄今仍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
近年披露的细节讲述了不同的事实：霍夫曼，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是德国拜耳实验室中的一名助手。而这间实验室由一位名叫亚瑟·艾兴格林（Arthur Eichengrün）的犹太人担任首席化学家。正是艾兴格林给予霍夫曼生产阿司匹林的指示。而且，还是艾兴格林本人，在一位叫做高曼（Goldman）的犹太医生的帮助下，决定进行应用这种新药的实验。
在一个特定的阶段，艾兴格林转向其他研究。而当他发现霍夫曼宣布独自发明了阿司匹林时，为时已晚。纳粹政府嘲笑他宣称自己才是阿司匹林真正的发明者的主张，然后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把他投进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amp）。在经历了数年的磨难并最终走出集中营之后，他出版了一本书，解释并详细说明他对发明阿司匹林所作出的贡献。
但人们再一次忽视了他的主张。他在几年后离开人世。在他逝世几个月后，拜耳公司决定发表一则关于此事的声明。
这则声明重新认可了艾兴格林作为阿司匹林发明者的权利。
五十年后，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一名研究人员重新检查了相关主张，并成功找到了支持艾兴格林主张的证据和文献。然而，与此同时，拜耳公司则退缩了，并宣称阿司匹林的发明者仍然是费利克斯·霍夫曼——拜耳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因此他们仍然保留发明阿司匹林的相关权利。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者显然采信了拜耳公司的观点，而现在官方承认的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是费利克斯·霍夫曼。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明是留声机和唱片，它们为记录言语和音乐铺平了道路，从而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这也是犹太人的发明，却被归功于德国人。爱米尔·贝利纳（Emile Berliner）是一位出生于汉诺威（Hanover）的犹太人。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美国度过，并为贝尔的电话发明了麦克风。其后，他又对这一发明做出了进一步的改进。
他的伟大发明——留声机，让唱片的生产和营销变得快捷而简单。今天的我们简直难以想象缺少音乐唱片或语声和历史事件的录音的生活。
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另一位德国发明家，航空学的开拓者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发明了第一架滑翔机。他其实是一位虔诚守经的犹太人。莱特兄弟依靠他的航空知识和经验发明了他们的飞机。
在这本小册子中，德国人从古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犹太人在他们能够享受言论和科研自由的短暂时光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两者形成了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对比。
在这本德国小册子中所列举的许多发明并不是完全由德国人实现的：德国人只是作为合作者，为这些发明完成部分工作，或者作出一定贡献。在他们的贡献之外，还有其他未被提到的发明者（比如，德国人似乎成了计算机、电视和电灯的发明者，但事实上他们仅仅在这些发明中发挥了部分甚至次要的作用）。甚至拼凑这五十项重大的科学和技术突破都让这本小册子的编者们颇费了一些力气。
当我们把这与犹太发明家和他们的发明所构成的巨大财富相对比，只会让我们更加好奇，一个人数这么少的民族为什么会这么富有智慧和成就。
“电磁辐射”这个字眼听起来似乎是某种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然而，正如任何基础物理学科的学生所知道的，这其中涉及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其中大部分是完全无害的，甚至是我们日常应用不可缺少的，比如无线电波、微波、红外设备，当然也包括我们肉眼可见的光线。我们能够看见的颜色其实是特定频率的电磁辐射，我们的大脑把它们解释为各种颜色。
对于各种电磁波的理解，以及辐射现象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这不可估量的知识财富应归功于海因里希·赫兹，一位犹太血统的著名科学家，后改宗天主教。
赫兹发现的辐射频率以及他所提出的定律在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千赫、兆赫、千兆赫）。后来，“赫兹”一词成为标示电器工作于某一特定频率的标准。比如说，你把收音机调到了95MHZ的频率，请记住字母“HZ”是“赫兹”的缩写。
热爱智慧的人
根据“Adukim”网站上的统计数据，古往今来，有10%的哲学家是犹太人。在西方文明中所有重要的哲学家中，犹太人所占的真正比例很可能接近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在二十世纪这个趋势达到顶峰，犹太人构成了本世纪所有伟大哲学家的四分之一。尤其考虑到在历史中犹太人口从未超过世界总人口1%的一半，这个细节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中，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犹太人都占据着关键位置。从迈蒙尼德到现代波士顿的约瑟夫·多夫·西罗维奇克（Yosef Dov Soloveitchik）拉比（还有以赛亚胡·拉维什教授[28]），在哲学领域中，犹太人格外优秀。
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是公元一世纪生活在埃及的一位犹太哲学家。为在流行于中东各地的希腊哲学和犹太哲学的基本原则之间构架一座桥梁，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并没有对犹太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许多人认为他是对天主教贡献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事实上，哲学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一方面，犹太人总是具有创新和独立思维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符合逻辑的分析。这两者的融合不正是哲学吗？
同样，可能是因为哲学思想一直是犹太文化中内在组成部分，犹太思想的核心更倾向于建立在关于启示与天兆的哲学立场上。即使在《圣经》中也充满了属于核心生命哲学的理性诠释。这种理性诠释，是基于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对显露在这世上的天意和神的介入的信仰。对犹太教典的研习越深入，我们就能越深刻地揭示哲学中全新而复杂的层面。在《圣经》的很多段落中，在犹太历史的许多阶段中，都表现了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中的公平、道德和责任问题。所有这些都让犹太文化更错综复杂、更丰富而且具有多面性，更能够协调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结果，直到今天，犹太哲学仍然在全世界的哲学综合研究中占据着中流砥柱的地位。
但是，犹太人对世界哲学所作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数量，还在于质量——思想的独到之处，以及突破性的思想。比如，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29]的哲学思想，让他的时代的伟人们为之惊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公认他的哲学思想是深邃、复杂而特别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他的哲学研究的基本性和核心性，一些哲学家把他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宣称，任何严肃的哲学家都应该采用斯宾诺莎的哲学研究作为他们自身研究的基础。
顺便提一下，尽管斯宾诺莎从哲学的角度拒绝宗教，但他仍然遵循犹太教的戒律，绝未背离祖先的宗教。讽刺的是，他那革命性的思想以及激流勇进的勇气显然来源于他所嘲笑的犹太文化。所有这些犹太元素都表现在斯宾诺莎身上——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辛勤工作、高瞻远瞩、思想独到、超验主义和突破性的思想。如果他能够在今天检视他在犹太历史中的地位，从整体的角度去考察犹太现象，那么与他所生活和工作的时代那有限的视角相比，他赋予犹太文化的重要性就会高得多。
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革命性的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征服了众多国家的千百万民众。超过十亿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包括当今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全体人口。如果没有这样强大的哲学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像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样的政治剧变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简单朴素、直截了当，而且显然能够打动许多人最深刻的情感。此外，它仍然是普遍的人类乌托邦的缩影，基本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然而，在我们忙着从马克思主义中挖掘它的犹太根源之前，让我们别忘了犹太民族还产生了其他许多哲学思想，有一些犹太哲学家倡导与马克思哲学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
比如，艾茵·兰德（Ayn Rand）的著作和哲学思想，成为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理论最富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的基础。艾茵·兰德原名爱丽思·罗森鲍姆（Alice Rosenbaum），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她主要通过其畅销小说《源头》（Fountainhead）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倡导一种积极的、放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她称之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这种思想在各国高等学府和知识分子沙龙中变得极为流行。
兰德的世界观与马克思理论完全相反，对于资本主义思想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她的作品直至今日依旧畅销，并且在近年经济崩溃的警醒中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因为许多美国人把他们政府的失败归咎为由于政府本身控制过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所有著名的犹太哲学家中，还有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一位出生在法国的犹太哲学家。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也许是他的时代哲学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还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位多产的哲学家，主要钻研逻辑学和数学。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他们家族的每个分支都证明了他们的犹太血统。还有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老师。在纳粹执政时代，海德格尔作为一名纳粹党员支持希特勒的政策，背叛了他的老师。他让胡塞尔失去了他的地位，把他的名字从在他指导下所编辑的书中抹去，甚至不让胡塞尔走进大学图书馆，而那里正是他自己过去接受胡塞尔教导的地方。
与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相似，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决定否定他们祖先的宗教，经常将此作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一部分。然而，情形并非总是如此，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犹太法典学者，一位虔诚守经（尽管饱受争议）的犹太教徒；同时，他也投身于一般科学的研究。
门德尔松的论文《论形而上学的证据》（On Evidence in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s）在1763年由普鲁士国王（King of Prussia）举办的竞赛中获得第一名。这个事实证明了门德尔松在他的时代的哲学界中的地位。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作者，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却只在这场竞赛中获得第二名。
门德尔松为国王们、统治者和学者们、犹太人和异教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够使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着迷，使他们信服他的观点，让他们成为他的朋友以及犹太文化的朋友。这个时期的其他哲学家还有莫德凯·马库斯·赫兹（Mordechai Marcus Hertz），他还是一位居住在柏林的资深物理学家；所罗门·迈蒙（Solomon Maimon），他的行为受到了大量的批评，但他仍然毫无疑问是一位哲学上的天才。康德满腔热情地提到迈蒙比他的所有批评者都更深刻地理解他（康德）的哲学思想。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不仅是心理学领域中的学术领袖，也是当代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笃信犹太教义。即使是在纳粹集中营里，这种虔诚也有增无减。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他都把这视为他民族身份的关键要素之一。他治疗病人的方法——言语疗法（logotherapy），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的一种形式，可以说正是基于犹太哲学的原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时代的两位法国犹太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贝尼·利维（Benny Levy）。列维纳斯是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直到今天大多数著名学术机构仍在研究他的哲学著作。他关于犹太思想的著作《塔木德九讲》（Keriyot Talmudiyot）和《在章句之外》（Ma’avar lapasuk）是独到且复杂的现代思想与古典犹太教义之源的杰出结合。
贝尼·利维，原来的法国名字为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他是列维纳斯和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弟子。在巴黎学生革命时期，他是学生斗争中卓越的活动者和领导者。晚年，在与萨特一起研究了“卡巴拉”[30]之后，他发现了自己的犹太信仰，成了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之后，他成为一位熟知犹太哲学的耶路撒冷拉比哈拉维·摩西·夏皮拉（Harav Moshe Shapira）的学生。
有趣的是，萨特和利维在研究“卡巴拉”之后，都坚信犹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延续中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因素。利维在多年之后回忆道，犹太人对于“Tikun Olam”（让世界趋于完美）和未来救赎的信仰给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数学与科学
每次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时，你的信用卡信息都会传递到卖家的网站。但这些信息并非明文形式，而是加密的。这是为防止不良分子得到这些信息并解密其中的内容。
这种时候一般使用的加密技术被称为RSA。这三个字母代表着密码学中的三位领军人物——里维斯特（Rivest）、萨莫尔（Shamir）和艾德曼（Adleman）。在这三人中，后两位是犹太人。
魏茨曼研究所（Weitzmann Institute）的阿迪·萨莫尔（Adi Shamir）教授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他专攻加密技术，并在这一专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RSA”所指的三位加密学的领军人物2002年由于在计算机科学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而获得极负盛名的图灵奖。
RSA加密本身是基于寻找巨大素数的算法，从而产生几乎不可能破解的密码。
里奥尼德·艾德曼博士（Dr. Leonid Adleman）是计算机科学和分子生物学教授。他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将两个专业领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他成功地证明了将生物DNA代码用于数学计算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艾德曼博士借用了生物学领域中的“病毒”一词，来描述具有破坏性的计算机程序。
米勒-拉宾算法是以它的两个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美国人格里·米勒（Gary Miller）和以色列犹太人迈克尔·拉宾（Michael Rabin）。后者也在哈佛大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数学。
难以想象现代社会中没有电子商务，而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在电子商务中缺少可靠的方法对在线数据进行加密。
股票和期权交易、全球货币和网上银行——就像为打印机定购墨水以及其他所有日常应用——如果不能确认买卖双方在线通讯的安全，并确认只有买卖双方才能阅读相关信息，那么这些应用都不可能实现。
由于RSA代码简单易用而且效率卓著，所以它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加密算法。
一般来说，在技术科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有着大量犹太人，正像那份著名而且标题诙谐的名单《著名程序员：从艾德曼到齐默尔曼》（Famous Programmers from Adleman to Zimmerman）。
我们在此同样看到，正是犹太人的才华横溢、思想独到、辛勤工作并充分地运用他们的头脑，从而让犹太头脑在这些令人惊异的人类成就中占据了他们所固有的一席之地。
在“博弈论”这个数学领域的发展中，也同样有着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巨大贡献。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视为犹太人的专业之一。
不可知论者、著名的犹太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正是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也被公认为“博弈论”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尤其还有以色列·乌曼（Yisrael Uman）[31]，希伯来大学的著名教授，一位虔诚守经的犹太教徒，因博弈论的尖端发展而获得诺贝尔奖。在他之后，还有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罗杰·梅尔森（Roger Meyersohn）、里奥尼德·赫洛维茨（Leonid Horowitz）、埃克里·马斯金（Arik Maskin）——三人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不仅是优秀的数学家和著名的科学家。在很多时候，犹太头脑能够超越所有的陈规旧习而产生突破性的创意。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不仅是一名数学家，而且生前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他正是这种犹太天赋的绝佳例证。费曼匠心独运，甚至努力实现了两个行业之间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融合——数学家和幽默作家。他的著作《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是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去阐释最深奥和严肃的科学知识的惊人例证。
在物理学——这个也许对我们当代生活影响最大的学科中，犹太人的地位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常常会在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重要性的物理研究项目中发现所有参与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
比如，爱因斯坦-波多斯基-罗森（Einstein-Podolsky-Rosen）悖论，是量子力学的早期定律，也是物理史上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它是由三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提出的，而这三位物理学家都是犹太人。
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Aharonov-Bohm effect），是由以色列物理学家亚基尔·阿哈罗诺夫教授和他的助手——一位美国犹太物理学家戴维·玻姆共同发现的。
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是美国研发原子弹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有一半科学家，包括项目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内，他们都是犹太人。
别忘了，诸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这些精确科学是公认最困难的研究领域，既需要天赋也需要心理素质。而犹太人在这些学科中的巨大数量正说明了犹太民族热爱学习的文化以及对智慧的重视让犹太人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就。
当今物理学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是量子力学，以及它所涉及的实际应用、原子研究以及把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结合起来的实验。除了爱因斯坦，为量子力学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还有尼尔斯·玻尔（Neils Bohr）。他出生于丹麦，母亲来自于哥本哈根的一个富裕家庭。他被公认是他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一。
玻尔的家族被称为科学界的皇室家族——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兄弟哈拉尔德（Harald）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足球运动员）。尼尔斯·玻尔的儿子奥格·玻尔（Aage Bohr）子承父业，并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好是在他的父亲赢得同一个著名奖项五十周年之后不久。通过这件事，玻尔家族成为证明其代代相传的天赋的罕见家族之一。
然而，这仅仅是一份冗长名单中的两个名字。事实是，直到今天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犹太人。考虑到量子力学是科学花园中的尖端学科，这前所未有的成就显然证明了犹太人发现并投身于前沿趋势的能力。犹太人从来不浪费时间去追求毫无希望的理念，而是把他们的科学天赋与敏锐的商业直觉结合在一起，从而选择投身于最成功的、最受欢迎的科学领域。
在所有占据领军地位的量子力学科学家中，我们能够找到约翰·冯·诺伊曼、马克斯·玻恩（Max Born，他在1914年从犹太教改宗了路德教宗）和理查德·费曼。今天，在这个领域中的犹太前沿科学家（或以色列前沿科学家）还有列弗·魏德曼（Lev Vaidman）、亚瑟·佩雷斯（Asher Peres）和亚基尔·阿哈罗诺夫（Yakir Aharonov）。
医学和法律
每个犹太母亲都希望她的孩子能够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事实上，这两个领域显然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
仅仅在纽约，至少存在3500间犹太律师事务所，8000名犹太从业医师。
这两个专业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也需要敏锐的心灵和坚定的意志——所有这些素质决定了犹太人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
一位来到纽约大都会的游客惊讶地发现位于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和曼哈顿区的众多医院大楼上都明确带有犹太式的名称，包括迈蒙尼德、贝丝·以色列（Beth Israel）、西奈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蒙蒂菲奥里（Montefiore）。同样还有分布于长岛大颈（Great Neck）和长岛其他地方的拥有多家分院的长岛犹太医院。此外，位于纽约大都会的许多顶级医院都通过联名或对展示厅和副楼命名的方式来纪念犹太捐赠者。
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专门的犹太医院。这些医院都面向大众服务，而它们的名字则证明了犹太人在建立这些医院时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尽管这个现象也存在着历史性的原因，但无疑犹太人在医学世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犹太人和医学这两个词汇几乎是天生联系在一起的。31%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是犹太人。这种联系要远远追溯到医学的起源，从中世纪直到今天。我们能找到的杰出人物有迈蒙尼德，以及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现者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弗拉基米尔·莫德凯·齐夫·哈夫克伊纳（Vladimir Mordechai Ze'ev Haffkine）。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工作期间，哈夫克伊纳研制出斑疹伤寒疫苗、霍乱疫苗和鼠疫疫苗，从而在印度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几乎在现代医学的每个领域，都有着犹太人开拓性的足迹。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继承了索尔克的工作，发现了制造工艺更为复杂的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巴鲁克·布隆伯格（Baruch Blumberg）发现了乙肝疫苗。杰拉尔德·M. 埃德尔曼（Gerald M. Edelman）研究了生物抗体的结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为青霉素的研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布隆伯格、埃德尔曼和钱恩都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证明了他们的这些发现对于世界医学有着举世瞩目的重要性。
链霉素，用于治疗肺结核。它和其他很多抗生素都是扎尔曼·瓦克思曼（Zalman Waxman）的发现。瓦克思曼也是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事实上，瓦克思曼成为了“抗生素”一词的同义词。然而，有些人认为瓦克思曼在发现链霉素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瓦克思曼实验室担任研究助手的阿尔伯特·沙茨教授理直气壮地宣称，他在这种药品的研发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直到今天，人们都承认他是链霉素的合作开发者之一。当然，沙茨也是一位犹太人。
虽然一些人对犹太人有着偏见，但犹太人不仅追求他们人生的神圣化，也看到了缓解病痛和提高人们身体素质的极端重要性。此外，与古代世界的许多文化不同的是，犹太人对这个领域的创新表现出热切的兴趣。远在现代医学之前，当整个世界还沉迷于运用神秘的宗教疗法治疗疾病时，犹太人的疗法已经基于逻辑，并尽可能运用被证明有效的治疗形式。
尽管犹太人相信疾病是上帝的裁决，但在实用层面上他们还是专注于具有疗效的治疗手段。
迈蒙尼德的医学知识，表现在他的《律法复诵》（Mishneh Torah）一书中。其中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他丰富的行医经验和对自然规律的合理理解。当我们阅读他的重要著作中关于医学的章节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让我们以一则轶事来结束本节——即使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达到顶峰时，以色列医院依然接收巴勒斯坦病人；在这些医院里，他们会受到安全并专业的治疗。
法律
在法律世界中，只有犹太人拥有本民族的国际协会——IAJLJ，犹太司法律师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ewish Lawyers of Justice）。这个协会联合了来自众多国家的众多法律专业的犹太律师。他们各自所属的司法系统有时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这种组织甚至不仅一个。在美国，有着AAJLJ——美国律师所组成的一个组织。而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优势在于他们都具有犹太血统。
正如犹太人之中的常见现象，一个甚至两个专业协会是永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还成立了犹太律师公会（the Guild of Jewish Lawyers）。
在大学讲师、法学博士罗特·雅艾尔·帕斯（Reut Yael Paz）的一篇论文中，她调查了二十世纪初这一事实的根源，发现在中欧国家中有20%的律师是犹太人。
在大批犹太人移民到达美国之后，这种趋势达到了顶峰。根据各种调查结果，在专业法律的广大领域中，犹太人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我们时代优秀的犹太法学家中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菲力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以及其他为现代法律奠定了基础的法学家。布兰代斯是第一个被选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犹太人，而且也被认为是他的时代的杰出法学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布兰代斯的任命为在美国的其他犹太法官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从那以后，犹太人在美国法官中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7%。
著名的犹太法学家勒内·卡森（Reni Cassin）是《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人之一，同时他也获得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支持。1948年的《人权宣言》成为联合国的基础文件之一，直到今天它都作为联合国的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卡森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另一位著名的犹太法学家是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这位法官在联合国调查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进行的“铸铅行动”的调查团中担任领导职务。
亚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律师之一，因他那尖刻的舌头而闻名。德肖维茨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案件中为很多著名人物担任法律代理。在美国，很多成功的犹太律师发现了一种新的行当，即为流行的电视法律节目担任主持人。朱迪思·欣德林（Judith Sheindlin），纽约家事法庭的一位前法官，现在成为电视节目“朱迪法官”（Judge Judy）的主持人。她的丈夫杰里·欣德林（Jerry Sheindlin），原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审判员，也进行了类似的转行，在一部叫做“人民的法庭”的电视节目中担任法官；这个电视节目专门处理一些小的案件。节目中的另一位法官是埃德·科赫（Ed Koch），著名的纽约市长和美国前国会议员。
杰出之冠犹太人，获奖与荣誉
如果评价犹太人在人类奋斗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么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犹太人获得各种学术和科学大奖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在所有奖项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诺贝尔奖，但人们也会在其他许多极负盛名的大奖的获得者中发现犹太人。在最近百年中，当偏见不再能够有力地约束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不再能够制约杰出的犹太人前进的步伐时，这个现象就变得益发明显。
所有数据都突显了犹太人与在众多人类奋斗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统计联系。也许有人会说，这取决于这些成就的性质，但人们不可能再忽视这种必然的联系。这可以说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
有些人以媒体的浮夸为理由来敷衍解释这种现象。但“犹太民族杰出性”的现实为这些人提出了真正的挑战。犹太民族的杰出成就实实在在地证明了犹太天赋的神话，尽管不能充分证明犹太人具有罕见的遗传基因的主张（我们专门有一个章节来论述这个问题）。
“犹太奖”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
迄今为止，有超过150位犹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每年都有犹太人因在科学、经济、人类关系或艺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而获得该奖。
在2009年，一位以色列妇女，韦茨曼研究院的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教授因她在核糖结构和功能上所做的研究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从而加入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这一名录。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来自荷兰的犹太人，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共有853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桂冠。其中有超过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人数几乎已经占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20%——比犹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高100倍。尽管在世界人口中每500个人中才有1个人是犹太人，但每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就有一个人是犹太人。
我再一次仔细阅读了以上这段文字，好让自己能真正消化这个现象的深刻寓意。事实上，在1950年，犹太民族的三分之一人口被纳粹灭绝之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比例甚至更高——大约30%。
就目前所知，瑞典政府并没有秘密的犹太背景或与以色列有任何特别的联系。恰恰相反，由于近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些人认为瑞典人普遍具有一种温和的反犹太主义思想。
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来自上千个渠道（主要来自于学术竞技场）推荐的激烈竞争。获奖者名单通过几十名成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选举产生。有时，一些科学家只有在完成研究工作多年之后才能获奖，以便委员会更好地判断这些研究工作对人类产生的效益。
而且，诺贝尔奖总是吸引着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所以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是透明的。在成千上万能够了解到获奖者的详细资料的人中，有些人的专业领域与获奖者是相同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乐于质疑委员会的决定。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予犹太人特殊照顾。
其他奖项
诺贝尔奖是所有奖项中最著名的奖项，但是在其他奖项的评选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趋势——高比例的犹太获奖者。
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奖励年龄在40岁以下的具有突出成就的数学家，它是在数学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奖项。为了让读者更切实地了解这个奖项所享有的盛名程度，《犹太成就的黄金时代》的作者史蒂文·皮斯指出著名的数学天才约翰·纳什（John Nash）[32]曾经是菲尔兹奖的候选人，但最终未能获得该奖。即使如此，纳什，这位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主人公的原形，仍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皮斯指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超过四分之一的菲尔兹奖得主都是犹太人。
在数学领域中，还有博谢纪念奖（Bocher Memorial Prize）、勒鲁瓦·P.斯梯尔奖（Leroy P. Steele），以及奖励在代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的柯尔奖（Frank Nelson Cole Prize）。以上三个奖项都由美国数学协会颁发。这三个奖项的犹太获奖者人数高得让人难以相信——大约一半获奖者都是犹太人。
1985年在日本设立的京都奖（Kyoto Prize），奖励在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这个奖项不仅奖励那些代表他们自身专业领域顶级水平的人，也颁发给那些用他们的工作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从京都奖设立之日起，四分之一的获奖者都是犹太人。
51%的普利策文学奖（Pulizer Prize）获得者是犹太人，而这个奖项本身就是以著名的犹太出版家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zer）命名的。它被公认为新闻和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但不要以为这是由普利策的后人来评选获奖者，这个奖项是由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组建的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获奖者的甄选工作。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犹太获奖者占全部获奖者人数的38%。到2006年为止，共有425位获奖者，其中200人是犹太人。该奖项获奖者的甄选是依据美国国会在1959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案进行的。在1963年首次颁奖时，第一枚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便由犹太人摘得——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位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因为他在超音速飞行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而赢得该奖。
在该奖首次颁奖声明中，颂奖人将冯·卡门描述为：“为航空学发展奠定科学工程基础的顶尖科学家。他不仅给予武装部队大量重要的建议，也为科学和工程的国际合作发展提供了众多宝贵的忠告。”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犹太人加入到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的光荣名单，出席每年在白宫由总统本人举办的颁奖典礼。美国国家科学奖章颁发给那些在社会和行为科学、生物学、化学、工程学、数学和物理学中获得卓越成绩的人。
在经济学领域中，犹太人惊人地获得了65%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个奖项由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给年龄在40岁以下在经济学思想和知识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人。
（以上数据摘自jinfo.org网站。这个网站专门引用关于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各个领域所作出的贡献的可靠统计数据。）
以色列头脑以色列是科学世界中的超级大国
以色列建国之后，天才的犹太人民已经把他们的竞技场移到了这个新生的国家。我们发现，犹太成就和卓越的犹太民族特征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已经渐渐转变为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的标志。
虽然本书并不讨论与以色列国家存在相关的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和犹太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今天大约有一半犹太人口集中在以色列这个事实。在今天的以色列，人们常常会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代表着成功和智慧。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样居住着大量犹太人。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之前章节所看到的，正是在这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地方，犹太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以色列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建国的短短几十年中，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犹太人才华的聚集已经为世界带来了大量有益的发明。这些发明有时甚至能够拯救人们的生命。而它深入的国际合作让一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国家也只能嫉妒不已。
从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缺少天然资源和可观的进出口贸易，使他们代代相传的商业天赋在很多方面无法充分施展。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很难把以色列视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例证。而且尽管以色列经济学家是公认的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专家，比如世界银行的前高级官员——享有国际盛誉的斯丹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但他们主要从事经济模型和金融分析的理论研究。实际上，直到最近，强大的以色列高技术工业复合体出现之前，以色列的金融业一直在停步不前。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深入，犹太人将能够回归他们作为商人和金融掮客的传统角色，并成为国际市场中的出色玩家。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以色列的经济学家一直因以色列稳健的银行系统和经济政策而受到全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赞誉。
此外，我们可以把以色列视为众多犹太特征的标志性代表。它是才华与天赋的最大输出国，有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以色列也是仇恨和批评的焦点。而在这仇恨与批评中，这个国家不断证明了它的反抗和生存能力。似乎在以色列人集体中仍然保持着“流浪的犹太人”的所有特征。
我们至关重要
在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参观者可以观看一部关于海洋生命的三维电影。如果有以色列人在观众中，他们会感到惊喜：在一个场景中，来自内盖夫（Negev）的以色列科学家们，操着一口原汁原味的完美希伯来语，在观众面前介绍着他们在调查古代海洋生物时的发现。
在美国《历史频道》播放的系列片《宇宙》中，提到了在2003年[33]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中牺牲的以色列宇航员伊兰·拉蒙（Ilan Ramon）。在其他科学栏目中，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但以色列科学家仍然是颇受欢迎的采访嘉宾。他们在节目中作为专家能够为节目中的素材提供详尽的解释；在他们解说时，人们禁不住会注意到他们背后的希伯来文字，也许是海法（Halfa）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大厅，或者在一场学术会议中发言人身后的一条横幅。这些都让人们想起以色列人在科学世界中那引人注目的存在。
以色列——国际科学活动的中心
以色列位于三大洲交会之处，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候鸟经过以色列，从欧洲迁徙到非洲。因此以色列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观鸟中心。作为三个大陆块的汇聚之地，以色列那独一无二的地形地貌，它那丰富多样的地层和海拔高度都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
横跨整个以色列的非洲—叙利亚断层线（Afro-Syrian fault line），是地壳结构制图的研究对象。位于内盖夫的巨大火山口成为地理学家们的必到之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死海——全球海拔的最低点，它那独特的高含盐度让它一直作为科学研究的圣地。
宗教研究者来到以色列，以便近距离研究犹太教和天主教的早期历史，以及伊斯兰教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所有事实（以及其他更多的事实）让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智库”。在这个“智库”中，以色列的学术机构与全世界的伙伴密切合作，实现双赢。
尽管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且外部环境动**，几乎无法保障正常的科研条件，但以色列人坚持科学研究，让以色列成为科学世界中的超级大国。
以色列设立的沃尔夫奖（Wolf Prize）被视为科学世界中最著名的奖项之一。有些人认为它的声望仅次于诺贝尔奖，而且二者的评选范围之间的确存在一些重叠。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获得过沃尔夫奖。
来自哈佛大学的优秀学生来到以色列大学学习，而卓越的以色列科学家在全世界的顶尖大学中担任重要职务。以色列宇航员和物理学家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瑞士核研究院中身居要职。
NASA的航天飞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航天飞机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储元件的各个零件均由以色列法托公司（Fital company）设计。如果这家公司的技术水平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自然无法享有这一荣誉。
大量以色列企业参与了NASA的研发工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成就的意义，我们值得听听以色列国防军前将军阿维·哈·伊文（Avi Har Even）接受以色列杂志《经济学家》（Kalkalist）的采访时所说的话：
“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的意义要远远超越金钱，”以色列航天局（SELA）前首席执行官伊文说。他现在为欧盟导航卫星“伽利略计划”担任顾问。“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合作是任何技术企业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名片。美国航空航天局对其订制的零部件的可靠性有着最严格的要求。如果某个零件在太空出现了故障，人们很难去修复它们。这可不能与放在车库的一辆小汽车或机库中的一架普通飞机相比。所以，美国航空航天局会对他们考虑购买的技术进行深入调查。而他们只把那些能够永远正常工作而不会出现故障的零件送入太空。”
“如果美国航空航天局准备把你生产的零部件送进太空，每个人都会希望购买你的产品，整个市场的大门都会为你打开，你会像一位举世闻名的医生，人们为了你的名声而心甘情愿地支付高昂的费用。”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著名实验中，证明通过加速，中微子束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这个实验在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实验室进行。在这个位于日内瓦附近的实验室中聚集了几十位以色列科学家，他们在这个计划中身居要职。实验中的许多硬件和软件也采用了以色列研发的元件和技术。这个实验的设计目标也是为了调查以色列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
以色列真正的骄傲
建国相对较短的时间中，以色列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努力积累了众多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科学成就和科技产品。在一部美国人拍摄的关于艾萨克·牛顿爵士生平的电影中，有着以色列科学家的参与。这部电影提到牛顿爵士的部分手稿仍然保存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要求将他的毕生著作以及姓名使用权都馈赠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关于以色列人的才华，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以色列的每个社区中，获得大学以上文凭的人所占比例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的科学论文数量与总人口比例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之外的各国大学中，以色列科学家跻身于最卓越的群体之中，担任讲师或教授职务。
以色列科学出版物被译成多种语言，相反亦然；许多科学著作翻译成希伯来语的速度要比翻译成其他语言快得多。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在以色列拥有实习项目；纽约大学同样跟踪学生在以色列的实习成绩。
以色列在欧洲专利数量排名中位居第二。
通过对全世界2600名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以色列的韦茨曼研究院当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院。
韦茨曼研究院的伊胡德·夏皮罗（Ehud Shapiro）教授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生物计算机。
在全世界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出版物排名中，以色列位居第一。
这些数据证明了以色列在国际科学世界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与它的人口数量相比，以色列是世界最伟大的科学超级大国。
位于雷霍沃特（Rechovot）的韦茨曼研究院是以色列科学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被认为是世界上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并多年来一直位居科研领域的领军地位。韦茨曼研究院最初的发现大多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并让这所研究院声名鹊起。韦茨曼研究院的最新科研成果是修正牛顿引力理论（MOND）。这种科学理论替代了暗物质理论。
关于以色列建于迪莫纳（Dimona）的核反应堆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是，即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色列本身也拥有足够的科学家去维护一台运行中的核反应堆。与它狭小的国土面积相比，以色列已经证明了自身具有巨大的研发能力去建立和维护这个反应堆。
以色列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引人注目的巨大数量足以让以色列将它所拥有的知识分子委派到全世界的各所大学和众多的科研计划之中，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CERN计划。
这样一个小国在几十年的时间中取得了如同一个军事大国般的成功，这违反了所有的传统观念。而确凿无疑的是犹太人那杰出的头脑在这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犹太人在知识和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的另一个例证是在线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本书多处引用了维基百科的内容）。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希伯来语的维基百科正在迅速跨过十万条目大关，从而超越了还未达到这个里程碑的众多语言。考虑到世界上希伯来语读者和作者的数量，这一成绩就更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反映出在国际科学和文化社会中，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人群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编者注：随着希伯来语的维基百科以比预想的更快的速度跨过了十万条目大关，不仅条目的数量迅速增长，而且就像链式反应，增长的速度也在迅猛提高。到现在为止，希伯来语的维基百科拥有超过十二万篇文章。而英语维基百科的文章总数超过二百万篇。）
值得一提的是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维基百科的建立者（也是一位犹太人），在第十万个条目之际发布了致全体希伯来语维基百科作者的一封信：“感谢你们的参与和奉献，希伯来语维基百科成为迄今为止以希伯来语书写的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以及维基百科中规模最大的国际版本之一。使用希伯来语的人数较少，但他们拥有全民学习和信息沟通的深厚传统。这传统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在这土地上成长出维基百科最热情的群体之一。”
希伯来语维基百科包括翻译自英语的条目，但除了这些条目之外，还有大量的科学条目是由众多专业领域中的以色列专家运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这些原创作品成为所有语言中最优秀、最专业的条目。
作家、记者齐夫·加利利在一篇登载在“Higayon b'Shigayon”网站上的文章中提供了更多重要的细节：
“各种语言的条目数量反映了这个语言群体的文化程度，以及这个语言群体是否准备好为世界作出贡献。截止到2007年11月，在以色列的不到六百万犹太人共为维基百科贡献了65324个条目。
以色列人的发明
《专利之歌》（the song of the patents）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色列的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一句唱道：“犹太头脑让我们产生专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哈伊姆·切弗（Chaim Chefer）将专利和发明的产生归功于“犹太头脑”而不是“新的以色列头脑”。事实上，犹太天才的聚集以及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以色列成为一块适合发明创造的肥沃土地，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最主要的出口项目来自于专利领域。
虽然以色列人没有发明死海，但他们肯定围绕着死海“发明”了国际公共关系，从而才能把死海不成形状的泥块卖给外国的家庭主妇。
以色列的阿哈瓦（Ahava）公司大量供应产自死海的盐类和矿物质。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学生将在国外出售这些产品作为谋生的第一步。最初，这些产品成为在美国普通购物中心无法买到的著名商品（至少在美国移民警察抓到他们之前）。事实上，商业直觉一直是犹太人最显著的特征，但我们会用专门的一章来论述这个命题。
以下列举了以色列人的一些惊人发明。其中的一些发明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为此感谢他们。
一点小贴示
成千上万土生土长的非洲孩子和其他干旱国家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应该感谢以色列的著名发明对他们的农作物增产所作出的贡献——滴灌法。这个发明当之无愧是犹太人对全人类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
这种简单的设备能让农民准确而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水源。过去，人们尝试过微孔滴灌的方式，但微孔很快就堵塞了，而更大的孔洞则会损失过多的水。
四十年前，以色列工程师西姆卡·布拉斯（Simcha Blass）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制造更小的孔径，而在于送水管路的延长，从而让水可以流过较长的距离，但不至于在到达水龙头前蒸发掉。较长的送水距离以及水流与管壁的摩擦，极大地减缓了水流速度，直到最后水流缓慢地流出滴灌龙头，不再大量排掉从而造成浪费。
这种简单而有益的发明今天已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得到推广。超过四千万套滴灌设备如今正在浇灌着数以百万计的耕地。
滴灌设备的使用让过去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得以被利用，如沙质土壤；农民可以在这样的土壤表面种植蔬菜。在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者被称为“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几年前已被迫疏散），他们是全世界运用滴灌技术在沙质土壤上种植庄稼并取得巨大收获的榜样。
需求是真正的发明之母。以色列的气候条件所带来的挑战促成了另一些发明。其中一些发明在其他国家也获得了重要的应用。富碳灰土[34]、水处理技术、管道铺设的引导和分布、深水钻取系统——所有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研发出来的。
其中一个独特的发明是著名的太阳能热水器。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新建住宅都必须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以色列工程师利瓦伊·伊萨尔（Levi Yisar）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提出了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最初原型。他声称对太阳能的使用可以成为电力和化石燃料的实用替代能源。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能源危机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石油禁运，使得替代能源的需求上升。以色列物理学家兹维·泰弗（Tzvi Tavor）研发了当今在以色列大多数屋顶都能够看到的太阳能热水器。据估计，这可以每年为以色列节省二百万桶原油。
今天，太阳能热水器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了欢迎，包括非洲一些国家和中国。在欧洲国家中，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化石燃料的危害，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也变得日益广泛。
以色列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金”（Kam）胶囊，带有微型摄像头的小胶囊，可以帮助医生诊断腹腔囊肿或癌症肿瘤的生长。它是由以色列的“吉本图像”（Gibben Imaging）公司研发的产品。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占其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
总之，如果说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是世界工业的加工制造工厂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功能就是一个微小而强大的智囊团。
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
关于犹太人智慧的源头，有很多种说法。仅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命题才开始得到认真的研究。今天主流的科学态度都从一开始便拒绝接受超自然的、甚至生理遗传的犹太天赋的存在。
以赛亚胡·拉维什教授出于多种原因而肯定了这种科学态度。他提出，没有理由因为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而断言集体的天赋；其次，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家，他认为通过任何遗传途径都无法获得实现成功的特质。
所以，他认为犹太民族的独特智慧在于，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更具有热爱学习的传统文化和智慧。这个原因本身已经足以让犹太人拥有成功运用自身才华的潜能。而且，他指出，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民族的普通大众并没有可比性，而只有犹太民族的受教育阶层与其他民族的同等阶层之间才能构成对比（但他同意，犹太民族的受教育阶层比其他民族更广泛，占总人口比例要高得多）。
当今最主流的理论是由三位遗传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中所遭受的迫害，让犹太人建立了一种自然选择机制——选择最聪明的、能力最强或最具有生存能力的后代。因此，通过一代代的物竞天择，最精明睿智的后代得以延续下来，这意味着高智商的犹太人所占比例稳定增长。
当然，认为犹太人具有一种热爱学习的文化传统的观点是最符合逻辑的，只是在此我们必须要问：“是什么让犹太人具有这样迫切的教育需求呢？”
美国哲学与政治学专家、作者查尔斯·默里博士，曾尝试在一篇观点独到的文章中回答这个问题。这篇文章题为《犹太天才》（The Jewish Genius），登载在《评论》杂志上。
从一开始，显然要追溯到摩西时代，犹太教义与智力的复杂**织在一起。犹太人服从真神的意志而遵循律法。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学习律法。而律法的内容是如此包罗万象而又错综复杂，以至于这个学习和回顾律法的过程会贯穿他们的一生。而且，犹太男性也不能假装自己学会了律法，因为父亲有责任向他们的儿子传授律法。如果父亲不能尽到这一责任，那么其后果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没有其他任何宗教对其全体教徒施加如此众多的智力要求。
……我认为有可能通过第二或第三效应，以及因为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后阅读和理解复杂文本的要求，从而培养了犹太人较高的语言技能。但我发现更合理的说法是：只有当人们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语言技能之后，才会想到提出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这个推论甚至让我更进一步地深陷于沉思的国度。就我所提出的观点而言——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可能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别的语言技能——这一观点在支持进化论的心理学家的终极挑战面前却不堪一击。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在我最后的假设中寻求避难。尽管这个假设简陋无比，但令我庆幸的是人们无法对它进行反驳。这个假设就是——犹太人是上帝选择的子民。
犹太人的金手指
商人之国
就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居住的加州小镇上，要是你在街上遇到他，你很可能不会看他第二眼。他就像是一个典型的无所事事的美国孩子，那种你会想象他在电影院或游乐场打发整天时间的孩子。这种印象并不太离谱，似乎扎克伯格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而，在他真实的生活里，马克·扎克伯格是世界顶尖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他建立了“脸书”（Facebook）网站。到今天为止，这个网站已经拥有三亿五千万活跃用户，而且用户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扎克伯格是一个有趣而古怪的人，这让他在硅谷那些同类公司的领导者中显得卓尔不凡。在接受收视率颇高的美国新闻调查节目“新闻60分”（60 Minutes）采访时，扎克伯格说他住在仅有一间卧室的单间里，并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同情他。在2011年，扎克伯格的资产估计达到了135亿美元，这让27岁的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扎克伯格作为一位犹太人，时刻牢记着自己的犹太血统。在大学时，他是国际犹太大学生联谊组织阿尔法·埃普西隆·派兄弟会（Alpha Epsilon Pi）的一员。
在写作本书之际，脸书已成为互联网上规模最大的网站，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新会员注册，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据说贝拉克·奥巴马也在他的脸书网页上进行更新，以帮助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
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犹太民族获得证明他们自身商业天赋的机会，并迅速发展、成功和致富的故事。从古至今，犹太民族一直拥有敏锐的商业直觉，但仅仅在最近几代人中，这种天赋才得以充分地发挥。
以色列报纸《国土》（Haaretz）的政治专栏作家阿拉夫·本（Aluf Benn）为杂志《造物主》（The Maker）撰写了一篇题为《银章》（The Silver Badg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历史的视角分析了犹太人在金融上所取得的成功。他引用了历史学家杰里·穆勒（Jerry Muller）的观点——只要犹太人有机会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他们就能够收获远远超越他们人数的成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犹太人和市场力量的解放，他们磨砺多年的商业天赋得以充分发挥。
本指出，统计数字表明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局限于美国犹太人。在2010年，100位最富有的加拿大人中有22人是犹太人，10位最富有的澳大利亚人中有5人是犹太人；而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所列出的100位最富有的英国人中有17位是犹太人。
犹太人为什么如此成功？
在大众喜爱的在线频道“雅虎知识堂”（Yahoo Answers）中，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犹太人为什么如此成功？”
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反映出大众在这个问题上广泛持有的大多数观点。
这个提问者所选择的最佳回答来自于一位自称犹太人的匿名网友。他声称犹太人的成功取决于犹太人的教育。他说，犹太人极为重视素质教育。在一个知识密集型职业占据了经济的最大份额的世界中，教育的优势是决定性因素。
这位回答者使用了我们所熟悉的主题——“犹太头脑”。然而，与成功商人们亲身打交道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博学与商业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而且在历史上，有许多最聪明的智者（无论是不是犹太人）都终身清贫，至少并不格外富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虑到教育优势这一因素，犹太人成功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值得我们反复强调的是，犹太人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但他们在经济中的地位（无论是商业还是任何产业领域）却是举足轻重的。
终极商人犹太人
在大多数财富还被贵族所占有的时代，犹太人便设法在贸易世界站稳脚跟，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在各种中世纪文献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永远扮演着商人的角色，正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主角。就像马克·吐温在他著名的文章《论犹太人》（Concerning the Jews）中所指出的，犹太人在所有贸易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可靠，以及能够利用任何合法机会的精明。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犹太人为商业——这个允许他们进入并获利的行业，带来了极致的复杂与精明。今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国家中，犹太商人的起点已经比过去要好得多了。犹太人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从而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功。
犹太人的成功不仅可以通过在美国或全世界富翁榜上的人数来衡量，也表现于他们所取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近年的经济危机中领导美国进行拯救世界经济的努力。伯南克凭借着他的经济才华赢得了非比寻常的赞扬，并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而这些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伯南克之前的两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也都是犹太人。美联储主席是很高的政治职位，它需要总统和国会的批准，而不是通过高层关系所能谋取的职位，所以这些任命可以被看做是对被任命者能力的全面信任的一种表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一职位一直由犹太人担任。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所以美联储主席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美国国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各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密切关注着美联储主席的一举一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决定不仅影响着美国内政，而且会产生影响全球的连锁反应。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具有同样出色的商业直觉。在摩洛哥，犹太人曾拥有众多企业和土地；在也门，他们控制过黄金和珠宝业；在欧洲，他们建立了许多工厂。今天，同样，高薪职业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富有商业才能的犹太人。在瑞士，他们是银行家。在洛杉矶，他们是律师和会计；在华尔街，每个经纪人都有某种犹太背景。在墨西哥，极少数犹太人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工业和商业。
在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Rich Dad Poor Dad）出版之际，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和安特卫普（Antwerp）的犹太人并不需要读这本书。[35]毕竟，他们在一千多年前就设计了这种牟利机制。
犹太人和珠宝
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中，犹太人一直控制着一个产业领域，那就是珠宝和宝石业。在这个行业中的犹太人的巨大数量，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建立了实际上的犹太垄断。
根据某种观点，英语中“jewelry”（珠宝）一词派生于“jew”（犹太人）这个词汇。这是从事珠宝业的犹太人的巨大数量的一种自然体现。
从萨那到摩洛哥，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在世界各地，犹太金匠和珠宝商都是犹太人聚居地的象征。
在中世纪的文献中，人们只要谈论起贵重物品的价值，就会出现“让我们叫犹太人来”这样的表达。“犹太人”成为“珠宝商”或“商人”的同义词。有趣的是，犹太人牢牢地控制着这个行业，即使从事珠宝业的非犹太人也被人们冠以同样的称呼。
历史学家杰里·穆勒指出，在欧洲，资金借贷行业完全由犹太人控制了近千年。难怪“空手套白狼”的技艺，作为我们时代的商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被一代代犹太人所磨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