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三垣笔记（中）》云：
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曰：“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虞阳说苑乙编》虞山赵某撰《亭杂记》（参《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记四则》之四）云：
钱受之谦益生一孙。生之夕，梦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解空乃谦益妻陈氏平日所供养者。孙生八岁，甚聪慧。忽感时疫，云有许多无头无足人在此。又历历言人姓名。又云：“不是我所作之孽。”谦益云：“皆我之事也。”于中一件为伊父孙爱南京所杀柳氏奸夫陈姓者，余事秘不得闻。其孙七日死。果报之不诬如是。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引《柳姬小传》谓河东君轻鄙钱氏宗族姻戚。故告杀郑某或陈某，虽用孙爱之名义，然主持其事者当是陈夫人党遵王之流。至若孙爱，性本怯懦，又为瞿稼轩孙婿，其平日与河东君感情不恶，后来河东君与其女遗嘱有“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之语可证。牧斋痛骂孙爱，亦明知其子不过为傀儡，骂傀儡，即所以骂陈夫人党也。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茧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犂然有当于人心也。
关于牧斋顺治三年丙戌自燕京南还，有无名子虎丘石上题诗，涉及陈卧子及河东君一事。兹先移录原诗并庄师洛考证，复略取其他资料参校，存此一重公案，留待后贤抉择。谫陋如寅恪，固未敢多所妄言也。
《陈忠裕全集》一七《七律补遗·题虎丘石上》（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嘲钱牧斋”条云：《或题虎丘生公石上寄赠大宗伯钱牧斋盛京荣归之作》共载诗两首。前一首见下，后一首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寅恪案：此首或非七绝，而是七律之上半，其下半为传者所遗忘耶？俟考）云：
入洛纷纷兴太浓，（谈书“兴太”作“意正”。董含《莼乡赘笔》一“诗讽”条及钮琇《觚剩》一《吴觚（上）》“虎丘题诗”条，“纷纷”俱作“纷纭”。）莼鲈此日又相逢。（诸本皆同。）黑头早已羞江总，（钮书同。“早已”谈书作“已自”，董书作“已是”。）青史何曾用蔡邕。（谈书、董书俱同。钮书“用”作“借”。）昔去幸宽沉白马，（谈书、董书俱同。钮书“幸”作“尚”。）今归应愧卖卢龙。（“归”董书同，谈书、钮书俱作“来”。《陈集》“愧”下注云：“一作悔。”谈书、董书、钮书俱作“悔”。）最怜攀折章台柳，（董书同。钮书“最”作“可”，“攀”作“折”，“折”作“尽”。谈书“章台”作“庭边”。）憔悴西风问阿侬。（“憔悴西”谈书作“撩乱春”，董书作“撩乱秋”，钮书作“日暮东”。“问”谈书、董书俱同，钮书作“怨”。）
《陈集》此诗后附考证云：
〔董含〕《莼乡赘笔》〔一“诗讽”条〕，海虞钱蒙叟为一代文人，然其大节，或多可议，本朝罢官归，有无名氏题诗虎丘以诮之云云。钱见之，不怿者数日。（寅恪案：董含《三冈识略》一“诗讽”条内容全同，其实二者乃一书而异名耳。）
又附案语云：
此诗徐云将〔世祯〕、钮玉樵〔琇〕俱云是黄门作，但细玩诗意，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姑存之，以俟博雅审定。
寅恪案：此诗融会古典今典，辞语工切，意旨深长，殊非通常文士所能为。兹先证释其辞语，然后考辨其作者。但辞语之关于古典者，仅标其出处，不复详引原文。关于今典者，则略征旧籍涉及诗中所指者，以证实之。此诗既绾纽柳、钱、陈三人之离合，而此三人乃本文之中心人物，故依前论释卧子《满庭芳》词之例，校勘诸本文字异同，附注句下，以便抉择。若读者讥为过于烦琐，亦不敢逃罪也。《虎丘诗》第一句，其古典出《文选》二六，陆士衡《赴洛诗二首》及《赴洛道中作二首》并《晋书》五四《陆机传》及九二《张翰传》等。今典则明南都倾覆，弘光朝士如王觉斯、钱牧斋之流皆随例北迁。“兴太浓”三字，指他人或可，加之牧斋恐未必切当。观牧斋后来留燕京甚短，即托病南归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二句，其古典亦出《晋书·张翰传》，世所习知。今典则《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钱谦益传》云：
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可参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中央时事周报》第六卷第二十期黄秋岳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论太后下嫁”条。寅恪案：清初入关，只认崇祯为正统，而以福王为偏藩，故汉人官衔皆以崇祯时为标准。黄氏所引证虽多，似未达此点。）
及《东华录》二云：
顺治三年六月甲辰，秘书院学士钱谦益乞回籍养病，许之，仍赐驰驿。
牧斋此次南归，清廷颇加优礼，既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则还家时必经苏州见当日之巡抚。此时江宁巡抚为土国宝。牧斋留滞吴门，或偶游虎丘，亦极可能。检《牧斋外集》一载《赠土开府诞日（七律）三首》，诗颇不佳，或是门客代作。其第一首第六句“爱日催开雪后梅”、第二首第七句“为报悬弧春正永”，可知国宝生日在春初。第三首第一句“两年节钺惠吾吴”，据《清史稿》二百七《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抚》“江宁”栏云：
顺治二年乙酉。土国宝七月乙卯巡抚江宁。
三年丙戌。土国宝。
四年丁亥。土国宝二月丁酉降。三月己未周伯达巡抚江宁。刘今尹署。
五年戊子。周伯达闰四月甲寅卒。五月壬午土国宝巡抚江宁。
六年己丑。土国宝。
七年庚寅。土国宝。
八年辛卯。土国宝十月丙辰罢，十二月丁巳自缢。丁卯周国佐巡抚江宁。
乾隆修《江南通志》二百五《职官志·文职门》云：
张文衡，通省按察使司，开平卫人。廪生，顺治四年任。
土国宝，通省按察使司，大同人，顺治四年任。
夏一鹗，通省按察使司，正蓝旗人。生员，顺治五年任。
牧斋诗既作于春初，其“两年”之语，若从顺治二年算起，则有两可能。一为自二年七月至三年春初。二为自二年七月至四年春初。前者之时期，应是牧斋尚留北京寄赠此诗。后者之时期，即牧斋乞病还家不久所作。或牧斋过苏时赠诗预祝生日，亦有可能。观此诗题，既曰“赠”，又曰“诞日”，岂此诗具有贽见及上寿之两用欤？无论如何，牧斋此际必与土氏相往来，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三句，其古典出《杜工部集》十《晚行口号》诗“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并《陈书》二七及《南史》三六《江总传》。今典则略须考释，盖牧斋由北京还家，除应会试丁父忧不计外，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乙丑，以忤阉党还家，时年四十四。第二次在崇祯二年己巳，以阁讼终结归里，时年四十八。第三次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因张汉儒诬告案昭雪，被释放还，时年五十七。（寅恪案：潘景郑君辑《绛云楼题跋》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所载《祝枝山书格古论卷》一则。其文有“岁戊寅，漫游广陵”及“时三月既望，漏下二刻，剪烛为之记”等语。殊不知牧斋此时尚在北京刑部狱中，何能具分身法，忽游扬州耶？其为伪撰，不待详辨也。）第四次在顺治三年丙戌，降清北迁后，乞病回籍，时年六十五。即《虎丘题诗》之岁也（可参葛万里、金鹤冲所撰牧斋两《年谱》）。由是言之，《虎丘诗》此句所指，若释为第一次或第二次，则牧斋年未及五十，“黑头”句欠妥。若释为第三次或第四次，则“早已”二字亦不切。殆此诗作者，未详知牧斋四次还家之年龄所致耶？倘从董氏书所载，作“已是”，固无语病，但以诗论，似不及作“早已”较有意趣，斯亦不必拘泥过甚也。
《虎丘诗》第四句，其古典出《后汉书·列传》五十下《蔡邕传》。伯喈博学好辞章，正定六经文字，为一代儒宗，以忤阉宦，谪戍亡命。后为董卓识拔，以伤痛卓死之故，为王允收付廷尉治罪。请免死，续成汉史，终不见许，死于狱中。此与牧斋之“学贯天人”，为“当代文章伯”，早年已成《太祖实录辨证》五卷，以见恶于魏忠贤党罢官，后由马士英之推荐起用。前后情事约略相似，殊非泛用典故也。其今典则《国榷》一百四载：“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求退居修国史，即家开局。不许。”（可参李清《三垣笔记（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条及上引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等。）及《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钱谦益传》载：“顺治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为牧斋于明末清初两次欲修史，而未能成就之事实也。关于牧斋有志修史之材料颇多，如《有学集》一四《启祯野乘序》引黄石斋临死之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参同书四七《题程穆倩》卷“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之语）可见牧斋自负之一斑，其他不烦广征。
《虎丘诗》第五句，其古典出《新唐书》一四十《裴遵传》附枢传。其今典则牧斋为明末清流，但幸免于上所论首三次之祸也。
《虎丘诗》第六句，其古典出《三国志·魏志》一一《田畴传》。其今典则指此次牧斋南还过苏州之事也。鄙意此句钮书“归”作“来”，疑较近真。盖前引《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我闻室呈牧翁》诗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一联。河东君为几社女社员，其早岁赋诗，多受松江派之影响。此《虎丘诗》是否出自大樽，虽待考实，然观其辞句，如“昔去”“今来”一聊，必为云间几社流辈之作品，似无可疑也。
《虎丘诗》第七、第八两句，其古典俱出《太平广记》四八五许尧佐《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韩翊（翃）少负才名”条。其文云：
〔韩翃〕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第七句用君平诗，第八句用柳氏诗。但钮书作“日暮东风怨阿侬”，则竟认其出处为杜牧之《金谷园》诗（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六），此诗云：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不独此时牧斋无季伦被收之祸，河东君无绿珠堕楼之事，且樊川诗中“春”及“东风”更与《题虎丘石上》诗之季节不合。况《虎丘诗》第二句用《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之语，又相违反耶？七、八两句之今典，即前述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南都时，其仇人怨家，以孙爱名义鸣其私夫郑某或陈某于官，而杖杀之之事。此事当时必已遍传。故林茧庵谓江南有老王八之谣。作《虎丘诗》者因得举以相嘲也。解释《虎丘诗》之辞语既竟，请略考其作者。王昶、庄师洛编辑《陈忠裕公全集》，于此诗作者为何人，不敢决定。盖以其“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之故，似颇有理。兹就牧斋及卧子两人之行踪，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两人是否俱在苏州一点推之，然后可以解释王、庄两氏之疑问。前据《清史列传·牧斋传》及《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甲辰”条，知牧斋顺治三年由北京返常熟，必经过苏州，稍有滞留。又综合钱曾《有学集诗注》一《秋槐集·丙戌七夕有怀》云：
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寅恪案：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康熙乙丑本作“望楼头”，俱非牧斋原文。盖此诗第一、第二两句，实用《史记·天官书》，遵王已详注之矣。）生憎银汉偏如旧，（寅恪案：“银汉”甲辰、乙丑两本，俱作“银漏”，是。若作“银汉”，则与下句“天河”二字，语意重复，不可通。盖“银漏”二字，出王勃《乾元殿颂》“银漏与三辰合运”之典，见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一四。牧斋诗意谓己身此时尚留北京朝参也。）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范锴《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甚远。”今推梨洲之意，所以深赏此诗者，盖太冲夙精天算之学，而此诗首二句用星宿之典，以指南都倾覆、建州入关之事，甚为切合之故。黄、钱二人关系密切，所言自较金鹤冲附会之说为可信也。详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
及此题后，即接以《丙戌初秋燕市别惠〔世扬〕、房〔可壮〕二老（甲辰、乙丑两本，无“丙戌初秋”四字） （七律）》两诗推之，可知牧斋于顺治三年夏以病乞归，其离北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若少有滞留，则九月间尚在吴门。此牧斋踪迹之可考见者也。据《陈忠裕公全集》王胜时补撰《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附录中载，王沄《宋辕文选唐五言古诗跋》略云：“丙戌秋师游虎丘，遇吴门朱云子论诗。师归〔富林〕语予。”（寅恪案：云子名隗，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本传。《东山酬和集》二选录其《次韵牧斋前七夕诗四首》，颇为不少。鄙意诸诗不甚佳，故第四章未论述之。）此卧子踪迹之可考见者也。然则钱、陈二人，确有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同在苏州之事，而卧子又于此时曾游虎丘，故《题虎丘石上》诗，其作者之为卧子实有可能。复玩诗中辞语，乃属于几社一派。几社高才如李舒章，是时正在北京。宋辕文方干进新朝，其非李、宋所作，不待多论。由是言之，《虎丘诗》纵非卧子本身所作，恐亦是王胜时辈所为而经卧子修改，遂成如此之佳什欤？（寅恪案：王沄《辋川诗钞》六《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九云：“梦到华胥异昔时，觉来犹幸夕阳迟。虎丘石上无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自注云：“丙戌钱罢官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丘石上，载诗话中。”可供参证。）鄙陋之见，未敢自信。今日博识君子当有胜解更出王、庄之上者，尚希有以赐教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略云：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北军挟之去。（寅恪案：“之”字指牧斋）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锒铛三匝，至北乃解归。
寅恪案：送牧斋归者之姓名，顾氏未明言。近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三“钱谦益”条云：
〔顺治〕三年正月，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升案，锒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匮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
今检《清史列传》七九《谢升传》（参《清史稿》二四四《金之俊传》附谢升传）云：
〔顺治〕二年正月，升以疾剧，乞假。命太医诊视。二月卒。
据此，谢升病逝时牧斋尚在南京，任弘光帝之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牧斋归家后被逮北行，非由谢升所牵累明矣。
又检《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四六三载田雯撰《谢陛墓志铭》略云：
本朝拜原官，征诣京师，以病废辞。癸巳卒于家，年六十六。
牧斋《初学集》一百六《读杜小笺（上）》略云：
今年夏，（寅恪案：“今年”指崇祯六年癸酉。）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
同书一一《桑林诗集》（原注：“起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尽闰四月。”）《小序》略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渡淮而北。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三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此三死中，第一死前已论述之，兹仅言第二死。寅恪草此稿有两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第四章曾考辨之矣。一为黄毓祺之狱，即所谓第二死。今稍详述此案发生年月之问题，并略陈牧斋所以得脱第二死之假设，以俟读者之教正。
顾苓《河东君传》云：
寅恪案：牧斋为黄毓祺案所牵涉，被逮至金陵。其年月问题，依云美此传之记载，与牧斋所自言者符合。实则顾氏即据牧斋原诗之序，非别有独立不同之资料。故此传此节，亦可视为牧斋本人自述之复写，其价值不大也。今就所见官私两方资料，初不易定其是非，辨其真伪。后详检此案文件，终获得一最有力之证据，始恍然知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但因述及此案诸书中，颇多与官书相合，故亦择录数条，以便与牧斋己身及其友朋并他人之记载互相参校也。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三八略云：
顺治五年戊子夏四月丙寅朔。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声桓〕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见在密咨拿缉。”疏入，得旨：“黄毓祺著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著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袁五著一并究拟。”
蒋良骥撰《东华录》六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擒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印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见元等。现在密咨拿缉。得旨，黄毓祺着即正法，其薛继周、王觉生等着严饬该管地方官访拿。袁五一并究拟具奏。
《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乙）·陈之龙传》云：
〔顺治〕五年，奏擒奸人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获伪印及悖逆诗词。原任礼部侍郎钱谦益，曾留毓祺宿，且许助资招兵。诏马国柱严鞫。毓祺死于狱。谦益辨明得释。时，江西镇将金声桓叛，攻陷无为州巢县等处。巡抚潘朝选劾之龙不能御寇，纵兵**掠。得旨降二级调用。
同书八十《逆臣传·金声桓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声桓与〔王得仁〕合谋，纠众据南昌叛。诡云明唐王未死，分牒授职，书隆武四年。遣人四出约期举兵。广东提督李成栋叛应之。
同书同卷《李成栋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叛镇金声桓遗书招成栋。成栋遂拥众反，纳款由榔，迎之入广东。于是广东郡邑皆从叛。
清《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一九附《明桂王二》略云：
顺治五年春正月，总兵金声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是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巡按御史董〕学成官署，杀之。并及副使成大业。执巡抚章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学士姜曰广入城，以资号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统兵陷九江，扬言将窥江宁。
同书同卷略云：
〔顺治五年〕夏四月，提督李成栋叛，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
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栋令其兵集教场，声言索饷，欲为变。成栋请〔总督佟〕养甲出城抚辑。养甲至，众兵呼噪，劫之以叛。遂传檄各属，遣使附于由榔。
《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一》略云：
顺治五年二月二日甲戌，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
《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乙）·钱谦益传》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擒江阴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搜出伪总督印及悖逆诗词，以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入奏。（寅恪案：《小腆纪传》四六《黄毓祺传》云：“〔毓祺〕将起义，遣江阴徐摩致书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钤之。谦益知其事必败，却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纯一，谓摩返必挟重赀，发之可得厚利，诣营告变”等语，可供参考。）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至江宁诉辩，前此供职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藉人扶掖，岂有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会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毓祺病死狱中，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因疏言：“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必不丧心负恩。”于是得释归。（寅恪案：王元钟编《国朝虞阳科名录》一《进士门》“顺治四年丁亥科”略云：“钱祖寿二甲第五名。字福先，号三峰。时俊孙。唐朝鼎二甲第十四名。字禹九，号黍谷。本姓钱。钱裔僖三甲第九十四名。字嗣希，时俊子。”同书二《举人门》“顺治三年丙戌科”略云：“钱裔僖见进士。钱召西翰，庠名祖彭。裔肃子。钱孙爱孺贻，改名上安。谦益子。”国柱所谓“子侄三人”子自是孙爱。侄则当指裔僖祖寿，其实裔僖乃侄孙，祖寿、祖彭乃侄曾孙。唐朝鼎即与迫死河东君案有关之“族贵”钱朝鼎，此时尚未复姓，更应不列于此也。又《清史列传》九《黄梧传》载“梧”条列剿灭郑氏五策，其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奏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宄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黄氏所言之情况，虽时间较晚，但亦可供参证。）
同书同卷《土国宝传》略云：
〔顺治〕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宁。王令同侍郎李率泰招抚苏州松江诸郡，遂奏授江宁巡抚。〔以〕擅杀〔苏州诸生王伯时及文震孟之子文乘〕下所司察议，坐降调。四年八月，命以布政衔管江南按察司事。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八年十月，巡按御史秦世祯疏劾国宝〔贪赃〕。疏上，命革国宝等职，下总督马国柱同世祯讯鞠。国宝将就逮，畏罪自经死。鞫证皆实，追赃入官。
《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一》略云：
顺治四年七月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
同书一二二《职官志三·外官门》略云：
顺治元年，置江南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十八年，江南分省，更名苏州巡抚。
〔顺治〕十八年，江南分省，右布政使徙苏州，左仍驻江宁。
顺治三年增置江宁按察使一人。〔雍正〕八年，江苏按察使徙苏州。（原注：“江宁隶此。”）
同书二百三《疆臣年表一》“顺治四年丁亥江南江西河南”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总督江南江西河南。
同书同表“顺治四年丁亥宣大山西”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调。（寅恪案：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七《芸窗杂录》云：“旧巡抚土公左迁按察使。〔丁亥〕十二月中已履任。江宁洪内院亦奉旨回京。代之者马公名国柱。洪系明朝甲科，马固一白丁也。”可供参考。）申朝纪总督宣大山西。
同书同表“顺治十一年甲午江南江西”栏云：
马国柱九月丁未休。十月马鸣佩总督江南江西。
黄宗羲《海外恸哭记》“监国鲁三年戊子闰三月（即顺治五年戊子四月）江西虏帅金声桓反正”条（可参梨洲《行朝录》四《鲁王监国》及同书五《永历纪年》有关各条）云：
金声桓者，故楚帅左良玉之部将也。良玉死，良玉之子梦庚降虏。虏俾声桓仍统其军。大学士黄道周督郑鸿逵、郑彩二军出杉关。声桓故曾役于道周，乃阳为送款，而使别将张天禄袭之。道周被执，由是得镇江西。上取闽，虏调各省之兵，复陷其地。声桓之力居多。虏抚以声桓降将，故轻之。从之取贿不得。声桓私居尝改旧服，于是虏抚上变，言声桓谋反。声桓使人窜之中途，得其书，乃置酒召虏抚，以书示之。虏抚失色，遂斩之。奉永历帝正朔，受爵豫国公。江西郡县皆定。当是时，南都震动，以为声桓旦夕且下。虏官豫拟降附，而虏之守赣州者不从声桓。声桓欲攻之，守赣州者曰：“吾不动以待汝。汝得南都，则吾以赣下。”乃为声桓之谋者，以宁庶人〔宸濠〕之败，急于顺流，故使新建〔伯王阳明〕得制其后。今门庭之寇未除，而勤远略，是追庶人之偾车者也。声桓遂急攻赣。赣守愈坚，各省之援虏大集，围声桓困之。数月食尽。部曲斩声桓，降于虏。
查继佐《鲁春秋·监国纪》略云：
〔永历二年〕戊子（监国三年）监国跸鹭门。北总镇金声桓回向，为明守南昌。此总镇李成栋回向，为明守广东。
声桓与养子王得功北反自称辅明将军，桂王封豫国公，封成栋惠国公。
〔永历三年〕己丑（监国四年）春正月，监国由鹭门诣沙埕。
南昌败。豫国公金声桓、建武侯王得仁、大学士尚书姜曰广死之。诸郡县咸不守。
金豫国回向，曰广欲捷取九江，扼安庆，窥南都。声桓不听。至是败，间投井死。
惠国成栋以桂命提东粤师应声桓，协攻赣。适声桓解赣围两日矣。势单，败走信丰，溺水死。
祝芸堂纯嘏编《孤忠后录》略云：
顺治四年丁亥，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
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政负之，始得登岸。约常郡五县同日起兵恢复事既不就，而志不少衰。逃名潜窜。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应薛从周家礼忏，周闻知祺，延而馆之。祺有部曲张纯一、张士儁二人，向所亲信。二人从武弁战名儒（寅恪案：《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传》之“盛名儒”，疑即此人）转输实无所措，谋于名儒，将以祺为奇货。名儒故与薛有隙，得此为一网打尽计。于是首者首，捕者捕，祸起仓卒矣。（寅恪案：《续甬上诗》八十《谢三宾小传》云：“牧斋以黄介祉事上变，而反遭囚絷。”柴德赓君已辨其非。甚是。见《辅仁学志》第一二卷第一第二合期《?鲒埼亭集?谢三宾考》。）
顺治五年戊子下黄毓祺于海陵狱。
是年春，执毓祺见廉使夏一鹗。四月，下海陵狱。一鹗为常州府时，治徐趋之狱，尝垂涎于祺而欲未遂。后，心艳武进杨廷鉴之富，欲借此为株连，祺不应，索笔供云：“身犹旧国孤臣，彼实新朝佐命。（寅恪案：“彼”指钱牧斋。）各为一事，马牛其风。”一鹗大怒，酷肆拷掠，诘以若欲何为？曰：“求一死耳。”七日，遂囚于广陵狱。
六年己丑，黄毓祺死于金陵狱。
三月，移金陵狱。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
钱肃润辑《南忠记》“贡士黄公”条云：
寅恪案：综合清代官书之记载，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应在顺治五年戊子四月（寅恪案：此年明历三月大，闰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清历三月大，四月小，闰四月大，五月小。故清历四月即明历闰三月。见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及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决无疑义。此点与牧斋本身之纪载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者，显相冲突。兹先一检清代官书所记是否合理。依陈之龙《疏》谓自金声桓叛清后，遣将稽查沿海一带，遂擒获黄毓祺。然则黄之被擒，在金之叛清以后。牧斋之被逮，又在黄被擒之后。今清代官书记金氏之叛，至早在顺治五年戊子正月。清廷命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黄氏党羽，遂逮牧斋至南京。清代官书复载马国柱于顺治四年丁亥七月由宣大山西总督调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故黄案发生必在马氏调任之后方有可能。牧斋自述其被逮，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此际马氏尚未到新任所，清廷谕旨岂得有“该管”之语。足证清代官书所记事实，其年月衔接吻合，无可非议也。又明自南都倾覆后，其借以抗清之根据地有二。一为西南腹地奥区，一为东南滨海边隅。金声桓叛清，声言将取南都。李成栋复以广东归明，当时江浙闽粤、大陆岛屿皆受影响。观上引黄梨洲之《海外恸哭记》及《行朝录》并查东山之《鲁春秋》等，可见一斑。故黄、查两氏所述年月，实可间接证明清代官书纪载之合理。至祝芸堂之书，乃专述黄介子事迹者，其所载年月皆与清代官书符会。惟言牧斋命河东君至海上犒黄毓祺师一事，未知有何依据。俟考。钱礎日特记黄半城之死日（毓祺此号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注），较他书为详。且祝、赵两氏皆黄氏乡人，其书记述清兵残暴明士忠节之事，故应与余姚海宁之著述视同一例也。
夫清代官书年月之记载无可非议，已如上述，似应视为定论。但鄙意实录之编纂，累经改易，编者综合资料，排比先后，表面观之，虽如天衣之无缝。然未必实与当时事件发生之次序一一吻合。昔年检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残本，曾见实录原稿，往往多所增删变换，遂知实录之年月先后亦间有问题。兹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承畴顺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内引“苏松常镇四府提督吴胜兆状招”云：
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等语。
亨九此揭乃当时原文，最有价值。足证牧斋实于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逮。清代编辑《世祖实录》，何以不用洪氏原文而移置此案于次年？岂因马国柱顺治四年三月尚未到南京任所之故耶？抑或未曾见及洪氏奏揭原文所致耶？今虽未能断定其错误之由，然就牧斋在常熟被逮之年月一点论之，自应依牧斋己身之记载，而不当据清代实录也。
关于牧斋本身及其友人之记载，则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明清之历，固有不同。但以干支记年，如“丁亥”“戊子”两者，必不致差误。牧斋于此案发生之年月，其集中诗文屡言之，不须广征。兹仅择数端于下。至其所以能免死之故，则暂不涉及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决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
同书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六云：
缧绁重围四浃旬，仆僮并命付灰尘。三人缠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攒口嘬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自注：“记丁亥羁囚事。”）
同书二五《梁母吴太夫人寿序》略云：
梁母吴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少保真定梁公〔乾吉梦龙〕之子妇，今备兵使者慎可〔维枢〕之母，而少宰〔葵石清远〕司马〔玉立清标〕之祖母从祖母也。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妇河东氏匍匐从行。狱急，寄于梁氏。太夫人命慎可卜雕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粔籹，劳问绎络。太夫人戒车出飨，先期使姆致命，请以姑姊妹之礼见。宾三辞，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将事，正席执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宾答拜践席。杜夫人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妇以降复以次拜，乃就位。凡进食进肴，太夫人亲馈，宾执食兴辞然后坐，沃洗卒觯礼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执烛，强力无怠容。少宰诸夫人，踧躇相杜夫人，执事无儳言，无偕立，贯鱼舒雁，肃拜而后退。余闻妇言，奉手拱立，惜未得身为辉胞，于是乎观礼焉。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设帨之辰，铺几筵，考钟鼓，庭实玉帛仪物，当应古太飨。然其献酬酳酢，三终百拜，礼成乐备，于往者之宾筵，固可概见也。
谢象三三宾《一笑堂集》三《丁亥冬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诗寄示，率尔和之四首》云：
阴风飒飒雨凄凄，谁道天高听果低。渔猎难堪官似虎，桁杨易缚肋如鸡。已无收骨文山子，尚有崩城杞子妻。所仗平生忠信在，任教巧舌易东西。
犴狴城深白日凄，肯从狱吏放头低。任渠市上言成虎，已付鬻中命若鸡。辨谤虽存张子舌，赂官难鬻老莱妻。不知孤寡今何在，定是分飞东与西。
岁行尽矣气方凄，衰齿无多日已低。嘹呖梦中闻过雁，悲凉旧事听荒鸡。囹圄不入惭萧傅，缧绁无辜愧冶妻。久矣吾生欠一死，不须题墓作征西。
贪夫威福过霜凄，素可为苍高作低。已苦笼人如缚虎，仍闻席卷不留鸡。网罗并及伤兄弟，颠沛无端累妾妻。知有上天无待诉，种松也有向东西。
寅恪案：枚斋自谓因黄案被逮在丁亥岁。若疑其年老健忘，则《和东坡诗》第四首自注云：“余与二仆共梏拲者四十日。”《序》言：“生还之后，值君三十悬帨之辰。”盖牧斋逮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然后出狱，尚被管制，即所谓“颂系”，亦即谢象三所谓“自刑部回”者是也。考河东君与牧斋于茸城结缡，时年二十四，此年为崇祯十四年辛巳。故顺治四年丁亥适为三十岁。又《梁维枢母寿序》中有“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之语。至其垂死时赋《病榻消寒杂咏》，更有《记丁亥羁囚事》一首，与《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一首，乃一生最苦最乐之两事，始终不能忘怀者。查伊璜《鲁春秋·监国》“元年丙戌二月”载：“晋谢三宾东阁大学士。”象三降清后，被逮下狱，当与此事有关。然得一宰相之虚衔，聊胜其老座师屡次干求而不得者多矣。据其诗题，可证牧斋实以丁亥岁下南京狱。象三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年五十，牧斋为作寿序（见《初学集》三六）。则丁亥岁，年五十五，而牧斋年六十六。老座师纵因老而健忘，老门生少于其师十一岁，必不应误记也。象三之诗虽远不逮牧斋，但以曾有争娶河东君之事故和“妻”字韵句，颇可令人发笑，因全录四首原文，以资谈助。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戊子五（三？）月为人牵引，有江宁之逮。颂系逾年，复解。
考牧斋自云以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始出狱，仍被管制。至己丑春，始得释还常熟。故云美之误，自不待言。此点与其所撰《河东君传》云“庚辰冬，扁舟过访，同为西湖之游”及“癸卯秋，下发入道”同为误载。岂因师事牧斋稍晚，于其师之经历未甚详确所致耶？至其所撰《河东君传》云：“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则显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冲突。当是所撰《河东君传》乃依据牧斋《和东坡诗序》遂有此语，而不悟其钱柳两传自相抵触。甚矣！著书记事之难如此。
总而言之，今既得洪承畴之原揭，可以断定清代所撰官书，终不如牧斋本身及其友人记述之为信史。由是推论，清初此数年间之记载，恐尚有问题，但以本文范围之限制，不能一一详究也。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据上引牧斋所作《梁维枢母寿序》，言其被逮至南京时，河东君寄寓慎可之家。由是言之，慎可乃救免牧斋之一人，可以推知也。
检《梅村家藏稿》四二《佥宪梁公西韩先生墓志铭》略云：
则慎可丁父忧，虽未能确定为何时，但至迟亦必在顺治四年七月马国柱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以前。慎可殆以宾僚资格，参预洪氏或马氏军府。考梁、洪俱为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有乡试同年之谊。（见光绪修《畿辅通志》三九及同治修《福建通志》一五六《选举表》“举人栏”等。）在旧日科举制度下之社会风习，两人之间纵无其他原因，即此一端，慎可亦能与亨九发生关系，遂可随之南下，为入幕之客，寄寓江宁。至其雕陵庄，当由梁氏真定先业之雕桥庄得名。（可参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八《雕桥庄记》略云：“吾郡梁太宰〔梦龙〕有雕桥庄，在郡西十五里。梁公往矣，公孙慎可读书其中，自号西韩生”等语，及《吴诗集览》六上《雕桥庄歌序并注》）盖慎可侨居金陵，因取庄子《山木篇》“雕陵”之语，合用古典今典，以名其南京之寓庐也。慎可离南京北返之年月，今颇不易知。但必在顺治六年己丑冬季以后。（可参下论。）
检《牧斋尺牍（中）·致□□□》云：
往年寄孥雕陵，荷贤乔梓道谊之爱，家人妇子，仰赖鸿慈。云树风烟，每纡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邮筒不绝，翰墨相商，时询鲤庭，遥瞻鸾掖，寸心缱绻，未尝不往来函丈也。不肖某，草木残年，菰芦朽质，业已拨弃世事，归向空门，而宿业未亡，虚名为祟，谣诼间发，指画无端。所赖台翁暨司马公爱惜孤踪，保全善类，庶令箕风罢煽，毕口削芒。此则元气所关，海内瞻仰。不肖潦倒桑梓，无能报称，惟有向绣佛斋前，长明灯下，稽首斋心，祝延介福而已。犬子计偕，耑叩铃阁。黄口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为铭勒，何可名言。临楮不胜驰企。
寅恪案：此札乃致梁清远者，“司马公”指清标言。考，清标自顺治十三年丙申四月至康熙五年丙午九月任兵部尚书。孙爱中式顺治三年丙戌乡试。牧斋此函即付孙爱赴北京应会试时，面交清远者。孙爱应会试当不止一次，但此次必不在顺治十三年四月清标任兵部尚书以后，康熙元年壬寅十月维枢逝世以前。此六年间清廷共举行会试三次。依牧斋“谣诼间发”之语，则疑是顺治十六年己亥秋牧斋预闻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以后，亦即孙爱赴北京应十八年春闱时也。然则牧斋作此札时，距黄毓祺案已逾十年，尚欲梁氏父子兄弟始终维护保全，如前此之所为。今日吾人殊不易知郑氏失败，牧斋所以能免于牵累之故。或者梁氏兄弟仍有间接协助之力耶？
寅恪复检《牧斋尺牍（上）·致镇台〔化凤〕书三首》之一云：
内子念尊夫人厚爱，寝食不忘。此中邮筒不乏，即容耑候万福。
此札言慎可家事颇详，自是致维枢者。编辑误列，不待详辨。至牧斋与梁化凤之关系，俟后论之，兹暂不涉及。
又，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谮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妇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且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
前论牧斋所以得脱黄毓祺案牵累之故，疑与梁维枢有关。惜今尚未发见确证，故难决言。检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载有：
柳如是家信稿（原注：“十六通。自写。”）一本。
牧斋甲申年日记一本。
又乙酉年日记一本。
又记豫王下江南事迹一本。
又被累下狱时与柳如是信底稿（原注：“内有诗草底稿。”）一本。
等数种。若非伪托而又尚存天壤间者，则实为最佳史料。唯未曾亲睹，不能判其然否，殊深怅限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者，即牧斋之脱祸，由于人情而不由于金钱。今所见载记，如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七附《芸窗杂录》记“顺治四年丁亥事”略云：
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
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
及计六奇《明季南略》九“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
〔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
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兹略微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愈，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下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首，其第三十九通云：
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
检《有学集》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己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
又，叶、计两氏所以有此记载，盖据当时不明牧斋经济情况者之传说。牧斋虽不以富名，但家藏珍本书籍，平时服用，亦非甚俭薄，然则其何术以致此耶？
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上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枭獍，蜚语计穷，创为一说，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盈欠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八十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
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
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七《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一九十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七六《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五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五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牧斋所谓“苍头”，当即指钱斗辈而言，俟后论述，暂不之及。兹以两札所言，颇饶妙趣，并足以实写其生活状况，故附录之。《东坡集》一三《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受之之语，殆从苏句得来欤？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兹检《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二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觌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一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年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吷，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三六《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补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寺。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亦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补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二《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银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装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来耳。此事前已辨之矣。至“无刺刺怜之语”，乃用韩退之《送殷侑员外使回鹘序》中：
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
之文（见《五百家注韩昌黎先生文集》二一）。遵王注中未及，特标出之，以便读者，并足见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也。又“余亦赖以自壮焉”之语，与第一首诗“恸哭临江无壮子”句，亦有相互关系。余见下论。
抑有可附论者，即关于河东君生年月日之问题。当牧斋顺治四年丁亥赋此六诗时，河东君应如牧斋之言，确为三十岁。此点并据康熙三年甲辰河东君示其女赵管妻遗嘱所言“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参第四章论《寒夕文宴》诗节），及顾苓《河东君传》所载“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等资料，推计符合。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鄙意牧斋所谓“生还之后，值君三十设帨之辰”，其时限虽不能距五月太远，但亦难决其必在五月，是以或说亦未谛也。至牧斋序文所以引“贾大夫”之烂熟典故者（详见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再赠》诗“争得三年才一笑”句所引），固借此明著其对河东君救护之恩情，更别具不便告人之深旨。盖明南都倾覆，在乙酉五月。自乙酉五月至丁亥五月，亦可视为三年。在此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所以表示其不忘故国旧都之哀痛。遵王注已引《左氏传》以释此古典，然恐未必通晓其师微意所在。故不可据牧斋之饰辞，以定河东君之生辰实在五月也。唯有可笑者，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江熙《扫轨闲谈》，谓牧斋“黑而髯，貌似钟馗”可知牧斋有贾大夫之恶。至牧斋之才，在河东君心目中，除“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之陈卧子外，“南宫主人”尚有可取之处（见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五通及第三十通）。宜其能博如皋之一笑也。
牧斋《和东坡诗》第一首云：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觉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沈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寅恪案：第一句“朔气”盖谓建州本在北方。“夏亦凄”者，言其残酷也。韩退之《赠刘师服》诗云：“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五）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五月为仲夏，与韩诗“夏半”之语适切。或云牧斋下狱在夏季，似与韩诗“云景秋”之“秋”不合。鄙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句（见《全唐诗》第二函骆宾王三），虽是秋季所作，但诗题有“狱中”之语，牧斋遂因韩诗“蝉声入客耳”句联想及之。观牧斋此诗第四句“声沉”之语，与骆氏此诗“风多响易沉”句相应合，可以证知。不必拘执韩、骆诗中“云景秋”及“西陆”之辞为疑也。第二句遵王注本作“穹庐”，并引《史记·匈奴传》以释之。甚是。盖牧斋用“穹庐”之辞，以指建州为胡虏。其作“穹苍”者，乃后来所讳改也。第三句遵王注引韩退之《游城南》诗中《赠同游（五绝）》释之。亦是。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诗集》九此诗注略云：
牧斋丁亥四月正在金陵狱中，故以青春望断“不如归去”为言，其意更出韩诗外矣。第四句言建州之统治中国，如双王之主宰泥犁，即所谓“暗无天日”者。关于第二联之解释，甚有问题。《柳南随笔》一（参《东皋杂钞》三及《牧斋遗事》“牧翁仕本朝”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