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在大，有兵则强。

在那个征伐不断、弱肉强食的时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存亡与发展的决定因素。楚国运用资源优势，奉行先军政策，打造军事强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体系和完善的军事防御设施，具有明确的战略谋划和战术谋略，战斗力令齐、晋、秦等大国忌惮，令中原各诸侯国胆战。八百年间，楚国对外战争从未停止，越打越多、越打越硬、越打越远，一直到它遇到兵力更加威猛、实力更加强大、韬略更加高超的秦。

是的，首先是楚式剑遇到了秦式剑。

二三十厘米长的商周剑，耸身一变成为五六十厘米长的中原剑，而中原诸侯国的利剑遭遇到超过七十厘米长的楚式剑。武器是力量的延伸，一分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寸险，剑长胆增，力大无比，心大无边。但在战国晚期，楚国遇到了心气更大的秦国。尽管楚国也发掘到长度超过一百厘米、最长达到一百四十厘米的长剑，但整体上秦式剑的长度要超过楚式剑。

一九九四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兵马俑考古中，发掘出十七把秦式剑，这些关中秦剑的长度大多在八十三厘米到九十四点八厘米之间，其中十四把长度超过九十厘米。这些剑夹角在四十五度到五十一度之间，锷薄如纸，剑身细长且有束腰。这些剑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依然刃如秋霜、剑气如虹，有吹毛断发之利，无锈蚀腐烂之状。每一把都有八个棱面，每个面的宽度相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直径，其中有一把被重物压弯呈四十五度，一旦移开重物，瞬间弹回原形，笔直如初。这些工艺，令专家惊叹。据考，秦王使用的剑更长，有的长达一百六十厘米，其中剑柄长不少于四十厘米，剑身长超过一百二十厘米。而楚地出土的剑普遍比秦式剑短十一厘米到三十厘米。根据秦俑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剑的剑身长度、剑茎尺寸、剑体重量推测，秦式剑多为双手使用，单兵的作战半径、搏击力量、杀伤效果显然远远大于楚式剑。

从秦式剑设计之精心、工艺之精巧、功能之精密、制作之精良来看，秦国君王也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制造。集天下之良品，成一家之精品，秦嬴政成为战国末期手执利器、傲视群雄，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但是，楚式剑仍然是秦始皇心悸的利器、心仪的宝器。秦始皇对楚式剑的青睐，表明了他对楚国的重视和对武力的崇尚。

与楚国不同的是，秦国不像楚国那样拥有丰富的铜铁资源，但武力强大可以拥有一切。秦国不断地改进优化近身作战武器、装备先进远射武器，你长一分我长一寸，大大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和战场上的主动权。秦俑坑出土表明，秦国步兵、骑兵、车兵都装备弓、弩、箭，组建了专门的弩兵，而且秦式弓的弓干长度、秦式弩的弩臂长度等，都长于楚式弓、楚式弩，强弩的箭镞长度达到四十多厘米，超过楚式箭。《荀子·议兵》记载“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表明楚兵的铠甲以皮制为主，而秦兵则以金属札叶制成合甲，用于护胸、护背、护肩、护颈、护臂、护手，明显占优势。胜人者强，自胜者刚，在强秦面前楚国能否保持既强且刚，历史椽笔在这里画下一个重重的问号。

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天下，春秋战国大幕落下。在此两年前，在历史的擂台赛和角斗场上，楚国败给了秦国，楚国没有成为楚朝，秦国却建立了秦朝。

回望战国时期的上半场，秦国把地利之优势发挥到极致，后发优势呈井喷式展现。这里位居高原，控扼黄河，南有秦岭天然屏障，北有黄河天堑，“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尤其是崤山山脉地势高拔险峻，函谷关绝壁深涧，险中奇险，“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崤函之险甲天下”之称；潼关北临黄河，南踞山间，“车不容方轨，马不得并骑”，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大散关层峦叠嶂，为川陕咽喉，扼控南北要道；武关则是秦国专门用来对付楚国的关隘，“秦未得武关，不可以制楚”，死守武关，楚人不得入，从武关出兵，则可直抵长江中游；而广袤的关中平原粮草充盈、麦棉丰收，资源丰富。秦自建国之后，无一国攻入，而秦国却随时可以兵出关隘，扬鞭东下。秦国有了建立秦朝的底气。

几百年间，楚国稳据江汉平原、长江两岸，居中临下，**，易攻，可以四面出击；但四通八达、一马平川，难守，常常四面受敌。尤其是楚国前锋抵达东海、左翼覆盖北方后，战线拉长、守备空虚、控制力减弱，首尾难以相顾，腹背都在受敌，在秦、楚最后的较量中，处在劣势。地利之比较，不难发现楚国之路越走越险，秦国之路越行越宽。

位置优势成为劣势，资源优势成为累赘，卷入争霸争雄角斗场的楚国，无法退场，甚至不能中场休息。楚国的状态，为中原诸侯从黄河流域攻入长江流域，为地处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攻击中上游，为蓄势已久的秦国从西边东下，在长江流域展开大规模、跨年代的春秋战争大戏，埋下了雷管和引信。郢都，成了楚的阿喀琉斯之踵。

回望战国时期的下半场，楚国的表现失误多多。一是忽视了从西北、西南方向对秦国的攻防。秦国是从两条路线攻楚国的，一条是从丹江、汉水往东，占领江汉平原，一条是从巴蜀之地沿酉水往东，占领湘西地区，威逼楚南部地区。尽管楚威王意识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但其他君王对此感知不深，临渊而不觉其险，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楚国的覆灭正是从丢失西北方向的商於、汉中之地开始的，然后西南方向失守，秦军占领了西陵、巫、黔中地区，从这两个方向对郢都的合围，使楚国几无攻防之力。这是楚国战略防御上的失误。二是重视中原战场，但没有稳扎稳打，投入太多、消耗太大，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没能及时止损。“三家分晋”之前的三四百年间，晋国一直是楚国称霸中原的最大阻力，除了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楚国打败晋国，发生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都以楚国惨败而告终。幸亏有公元前546年由宋国主持、各方大国参加、晋楚两国为主角的弭兵会盟，两国才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这些大规模的战争，暴露出楚国在战略战术上存在许多短板缺陷。这是楚国战场运筹上的失算。三是没有足够精力对付吴国的进攻。公元前506年吴国对楚国的那场袭击，差点儿让楚国憋过气去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吴军以水师舟行出发，却没有沿长江上溯，而是拐进了大别山区，一路笔直西进，目不斜视地直插楚国心脏。这说明楚国在军事防御上存在致命伤。兴致高涨的楚国被泼了一瓢冷水，被浇了个透心凉，算是一次历史的淬火。这是楚国战役攻防上的失策。四是贪大求多、急于求成、反受被动。楚国在江淮流域战线过长，战场过大、战时过长，劳师以袭远，师劳而力竭，久战则钝兵难以挫锐，出现前后不相及、兵合而不齐的现象，兵力运输线、物力供应链、财力保障线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是楚国战线保障上的失控。五是连年作战则国用不足，攻城则力屈，力屈则财货耗尽，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大疫之后更有大荒，长期的战争必定加重经济负担、增加百姓兵役徭役，损害民生百业，支撑不可长久，发展难以为继。这是楚国战时方针的失当。

以上“失误”“失算”“失策”“失控”“失当”等原因，是导致楚国失败的原因，但还不是主要原因。

战场看战将，战争看朝政。吴国攻入郢都，楚国险遭覆灭，是有楚以来被打得最惨痛的一次。这与楚国这一时期的朝政不无关系。楚平王昏庸无能，放任奸臣乱朝，致使楚国内外交困。内乱必遭外侮，外敌必攻内隙，楚平王想与秦国联姻，以制衡晋国，派太子之师费无极到秦国，为太子建迎娶秦国公主，费无极却怂恿楚平王占娶貌美的秦公主，并极尽挑拨、诬陷之能事，使楚平王与太子建、另一位太子师伍奢关系生隙，导致太子建逃到宋国，而伍奢全家被杀，只有次子伍子胥逃出楚国，为后来楚国遭殃埋下祸根。楚平王去世，年幼的楚昭王继位，楚国令尹囊瓦把持军政大权，此人贪婪无度，又轻信谗言，滥杀滥伐，导致朝政更加混乱。楚国接连两任君王弱朝乱政，使得忠良无存、民怨鼎沸，还外欺唐国、蔡国，引发十八个国家的共愤，终于给了蓄势已久的吴国一个攻楚的绝好时机。

吴袭楚，是两百八十多年之后秦灭楚的预演。正如后人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套用此意，弱楚者楚也，非吴也；灭楚者楚也，非秦也。

捧读《孙子兵法》，条分缕析，句句深中肯綮，字字对号入座，感觉是以楚为对象而写的，是给楚上的战争公开课。

教训，不是被记取，就是被遗忘。

公元前370年，楚宣王继位，楚国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增强，一方面休兵息民、蓄精养锐，另一方面抓住机会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兴旺30年。公元前340年，楚威王继位，扬宣王之余威拓展地盘，攻齐国、灭越国，疆域界线西起巴山蜀水，东至东南沿海，南起五岭一带，北到江淮流域，兴盛十一年。但是，这两次亮色或许是回光返照，毕竟风雨如晦路漫长，积重难返岂朝夕。此后从楚怀王起，治政无术、外交无能、国防无力，楚国如强弩之末力如绵，一如风烛残年，气数将近，其光也微。

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斩楚国军民八万，取楚国汉中之地六百里，拉开了灭楚之战的序幕；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斩首无数，毁陵庙无数，楚顷襄王落荒而逃，迁都于今天河南淮阳的陈，秦从此再无军事大患，打赢了统一战争第一仗；公元前223年，秦国老将王翦统率六十万秦兵大败楚军，楚君负刍被俘。至此，八百年楚国画上了生命交响曲的休止符。

秦楚之战的最后九十年间，楚国战车一直在疾速驶入下坡路。一个缺乏强有力领导核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的政权系统，一批毫无建树疲于奔逃、一代不如一代的君王，一条蹇涩难行、危机四伏的道路，楚国这驾马车已难以驾驭了，即将在颠簸中散架，在摇晃中翻覆。寒风冰刺骨，黑夜鬼惊心。公元前312年，楚怀王被张仪“诈楚”，被宫廷小人蒙蔽，被秦昭襄王骗到秦，一国之君被一骗到底，客死他乡；接任的楚顷襄王无德少能，被秦军攻入郢都，不得不到处迁都，一国之君挈妇将雏、背金抱银地逃命，威风尽失，斯文扫地；继任的楚考烈王回天乏术，之后的楚幽王、楚哀王、楚负刍更是无能为力，在秦国强攻之下一路奔逃，直至灭亡。

回顾楚国八百年历史，先后四十九位君王，既涌现了大有作为、创立霸业的君王，也出现了德才不举、自毁宗庙的败家子，楚人七迁其都，有主动也有被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楚歌，在嘹亮和喑哑中回旋，走向低沉与伤感。楚国之败，败于庙堂。

楚国之亡，在政，不在兵。

而秦国历任国君几无败绩、总体向好，他们励精图治、踔厉奋发，没有懈怠。“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才有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灭六国而一统天下。这是秦在与楚的较量中获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国六代君王接力推动改革，变法图强，商鞅虽遭车裂，但商鞅之法却被延续，秦国的郡县制度、军队体制、社会治理机制等重大改革是全面、系统、深刻、彻底的，每一项都是一竿子插到底，国受益、民受惠，因而逐渐得到贵族阶层的理解和平民阶层的拥护；相比之下，楚国的吴起变法虽然早，而且路数对，但政治准备、理论准备、实践准备、社会准备不足，是王室里的美好愿望，因而遭到贵族集团和平民阶层的一致反对，变法虎头蛇尾，因吴起的被射杀而人去曲终。变法以图强，改革以创新，楚国输给了秦国。

迷雾散尽，峥嵘方显。战国七雄打到最后，真正有比拼能力的，只剩下三强：最大疆域面积的楚国、最富裕发达的齐国、最有吞并天下之心的秦国，但楚国重军事而轻民生、重扩张而疏建设，外强中干；齐国山货水产丰沛、盐铁贸易充足富甲天下，为秦觊觎、垂涎已久，但富而不强；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深谋远虑、蓄谋长久，在历代君王观念里，我强则天下财富归我，我弱则被天下分食，因此首先完成由霸到雄、再到强的转身，推行先军政治、军国色彩鲜明、战时机制有效，强弓硬弩尽入列，兵强马壮势待发。

秦国之强，在兵，更在王。

三千载楚风款款起，八百年楚歌声声慢。楚文化像一段沉香木，古朴，厚重，坚实，散发着千古醇香，沁人心脾，历久弥清。

从“土不过同”的弹丸之地、偏隅小国，到“中分天下”、驰骋江河湖海，楚国创造了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文化的力量。楚国是自己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自己命运的终结者。它的生存与毁灭、崛起与衰落，它的观念与留存、经验与教训，它的踌躇满志与凄苦迷离，它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是历史的烟云，烟云里的萋草，萋草下古老的遗存，遗存里最神秘的谜团。遗产因稀有而珍贵，文化因厚重而隽永。

长江、黄河，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如高峰并峙，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史的辉煌。数千年的楚人、八百年的楚国，世世代代接力创造的楚文化，溶入了浩**长江，融铸成民族性格，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咣当当，咣当当。一阵清脆而铿锵的金属撞击声，在历史的崖床响起，向着幽深的空谷，远去，在风中。

那是楚式剑。那一声文化的绝响，回**在民族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