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之地多荆棘。

荆棘花，生长在贫瘠硗薄之地。花中有刺，刺上有花。花语有坚强刚硬、**不羁、芒刺伤人之意。

楚文化是世界文化丛中的一束荆棘花。

人类文明的诞生多与水有关，大江大河大海是人类的摇篮。公元前4000年到前3500年，世界文明之光在西亚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沼泽地带闪现新光，晨曦微露，曙色初照。两河流域惊现文明的模样，城市、神庙、青铜器、楔形文字、灌溉系统相继出现，国王、将军、武士、官员、祭司人影幢幢。这一时期，在遥远的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今浙江的良渚一带，暖风熏得神人醉，神人兽面玉生辉，风吹稻花香两岸，稻花香里说丰年。五千三百年前的稻谷在良渚的莫角山脚下，找到了一处最悠久的粮仓，然后把自己碳化，静待五千年后的挖掘；这一时期，在河南二里头，夏王朝正尘土飞扬地大兴土木，为自己垒一处妥妥的安身地，盖起中原王朝的第一座王宫、华夏民族的第一座都城、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宫殿。与中国中原王朝文明不约而同地步入文明殿堂，落座于同一桌文明盛宴的，除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爱琴海地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它们胸前佩戴着同样标识的出席证，那标识就是青铜器。而那个时候，作为祝融家族成员之一，楚的先人们还游**在黄河流域、中原腹地，江汉流域还没有楚人的影子。

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国国君成汤灭掉昏聩的夏王朝君王桀，中国商王朝的马车便载着青铜礼器、绿松石龙开始了近五百年的文明之旅。在前半程的两百多年里，商王室没有找到宜居安民的感觉。在灭夏桀之前，作为夏王朝的方国商国，就已经迁都八次；商王朝建立后，又经历过不止九次的迁都，是一个建在车轮上的王朝。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第十九代君王盘庚率文武百官、贵族庶民，开始商朝的最后一次迁都，从今山东曲阜浩浩****地渡过黄河，定都于今天的河南安阳，站住脚、安下神、扎下根，不再折腾，古老的华夏民族开始兴盛，长达两百七十多年的殷商从此翻开有甲骨文、青铜器、武丁中兴等的新篇章。这一时期，希腊半岛的迈锡尼文明在特洛伊十年鏖战中土崩瓦解，在全民皆战的多利亚人铁剑下灰飞烟灭，克里特岛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使曾经辉煌的米诺斯文明毁灭得不存一点火星；这一时期，古埃及新王国正疯狂地踩着脚踏式风箱，拼命地炼铜炼铁、磨刀霍霍，埃赫那吞法老在庄严的阿蒙神庙，用今天的埃及人听不懂的语言，慢吞吞地宣读他的宗教改革方案和阿吞颂诗。日子有急有缓，存活有长有短，无论东西，不分中外，每一种文明都在塑造自己的青铜岁月。而那个时候，楚的先人被商王室赶出了中原，流落在汉水两岸、江汉平原、长江流域的丛林中，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楚部族的首领经常翻山越岭到西边的岐山，拜访周部族的首领，串串门、吃烧烤，同周人密谋如何反抗商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讨伐商纣，中国历史进入周朝。周地、周国成长为一个王朝，是从一块西部封地、一个小国旧邦起步的，但它走过了中国历史颁奖台上最长的红地毯，周朝八百年，奠基千秋业。这一时期，长期蛰伏于两河流域的亚述城邦，经过两百多年的接续奋战，突然变得强大起来，崛起成为横扫西亚、北非两大板块，横跨两河、埃及两大文明的帝国。当周王朝以敬天保民为核心思想，致力礼乐文明、宗法制度、青铜文化的时候，亚述人正忙着对两河流域实施野蛮的统治。他们挥舞锋利的铁兵器，杀戮无度，血流成河，亚述人的首都尼尼微因此被称为“血腥的狮子洞”。但是此后，铁血帝国亚述遭到来自两河流域的强烈反抗，新巴比伦王国与来自伊朗高原的米底人联手进攻亚述帝国，起义风起云涌，宫廷血腥内斗，霸强三百二十年的亚述帝国走向覆灭；这一时期，希腊文明进入漫长的黑夜，盲人荷马用史诗点燃了欧洲黑暗时代的火种。希腊人创造了神话，想象出一群神力无边、长生不死的神祇英雄，他们互相打斗、互相吵架，永远有了不断的爱恨情仇，他们居住在希腊半岛北部，一座叫奥林匹克的山之顶，那是西方文明的巅峰、人类文明圣火点燃的地方；这一时期，古印度恒河的圣水浇灌了吠陀文明之花，雅利安人使梵文从口头走向了文字，形成了灿烂锦绣的吠陀经典、神的赞歌。而那个时候，楚国刚刚得到周王室的一块封地叫“楚”，方圆不过五十里，得到一个爵位叫“子爵”，级别最低，被称为“楚子”，但是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荆棘丛中扩地盘，向贫瘠要生存，与诸侯争土地，与楚蛮抢地盘。他们沿长江流域而居，依江汉平原而食，北望中原几百年，满腹酸楚，满心期待。他们等来的，是周王室率姬姓诸侯国南下伐楚的兵车三千，惊尘蔽天。周朝第四任君王周昭王八年间三次伐楚，最后一次连王带兵全军覆没在汉水流域，史称“南巡不返”。楚国在周王室的打压、诸侯国的挤压下，艰难地活着。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洛邑，中国历史拉开春秋大幕。五百年东周，见证了春秋的血雨、战国的腥风。这一时期，人类的轴心时代灿然惊现。前后五百年的时间里，在地球北纬三十度上下的东西方地区，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佛祖释迦牟尼、希伯来先知、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思想的星空不同的天域同时绽放文明的光芒，这种景象至今无法超越。这一时期，古代埃及文明正被波斯帝国征服，马其顿帝国正在崛起，以色列正遭受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希伯来先知正虔诚地信奉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正义之神，并预言人类的灾难；古代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奥林匹亚举行，力量与美启蒙了人类的心智；数以百计的城邦如雨后的蘑菇，绽放在希腊半岛山脉、地中海沿岸蔚蓝色的天空下。这一时期，古希腊文明从克里特岛出发，走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走过迈锡尼青铜文明，走进城邦时代。其中两个城邦异军突起，各领**，开演古希腊版的春秋战国演义。

这两个城邦，一个叫斯巴达，一个叫雅典。

这里，笔纵闲墨，话辟蹊径，说说这两个城邦。

斯巴达，一个“可以耕种的草场”，一个没有城墙只有盾牌的城邦。斯巴达人骁勇好战，崇拜战神阿瑞斯。他们只问敌人在哪里，从不问敌人有多少。斯巴达人沉默内向，寡言敏行，对话言简意赅，说话掷地有声。某个大国的国王威胁要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只有一个低沉的字：“请！”斯巴达式的回答，让巴尔干半岛震惊，让希腊半岛腿儿软，让伯罗奔尼撒半岛发抖，让克里特岛肝儿颤。斯巴达男人七岁起就住军营，十二岁起接受魔鬼般的军训，结婚以后也必须生活在军营，六十岁退伍后还是预备役战士。斯巴达的男人每一根血脉里都奔涌着力量与斗志，每一根毛发都是长剑短矛三叉戟。斯巴达女孩坚强，七岁起开始练竞走、学格斗、掷铁饼、跑马拉松，她们终生的任务是为斯巴达城邦生育彪悍的战士和无畏的英雄，斯巴达人认为只有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女人勇敢，不害怕看到男人牺牲在战场。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手里拿着盾牌，嘱咐儿子“要么与盾牌一同凯旋，要么安息于上”！在斯巴达，男人都是战士，女人都是英雄的母亲。

雅典有文学戏剧哲学，有雕塑建筑青铜，有帕特农神庙、城邦式公民和陶片式民主，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欧洲哲学的产床、西方文明的摇篮。雅典人也善战，与马其顿人打，与罗马人战，与哥特人斗，没有输过。公元前499年起，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联手，以希腊的名义，历时半个世纪，打败了波斯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希波战争。

这场战争波及东西方，涉及深层次，打响了人类的海洋争霸战和经济争夺战，打出了古希腊的威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面积、长时间、全方位、深层次的交锋与交融。希腊式的民主与竞争、波斯式的专制与统一，在碰撞中交流，在激战中借鉴，希腊城邦的文明战胜了波斯帝国的野蛮。希波战争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亚洲，波斯帝国从此衰落，甚至败给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场战争，让世界看到了希腊联军的力量、希腊城邦的力量、希腊文明的力量。

一旦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也就失去了共同的利益，联军变成了敌军，同向同心变成了相向对峙。在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15年发起的西西里战争中，雅典败给了斯巴达，斯文败给了武力，人类败给了瘟疫。而此时处在地球东半球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楚惠王一扫楚平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晦气，致力复兴伟业，以强硬的作风对内平乱、对外扩张，还聘请鲁班为楚军发明和制作云梯、钩强等先进武器，横扫南越东夷，气势威猛，灭陈、蔡、杞、莒等国，交秦、越两国，领土拓展到东海、淮海、泗水一带。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把楚国推上了“战国七雄”之巅。而地处西部蛮荒之地、受戎狄袭扰已久的秦国，在与自然斗争和邻国战争中逐渐剽悍、强大，他们渴望中原富裕的土地、向往建设富裕的家园，渴望摆脱“六国卑秦”、被中原六国看不起的境遇，把危机感、自卑感、紧迫感转化成战斗力。于是，像雅典与斯巴达对峙在古希腊的擂台上一样，楚国和秦国最终并立在春秋战国最后的秋光里，虎视狼顾，平分秋色。

雅典是文青，像他们的名字中文翻译一样典雅。斯巴达是愤青，有武力、有欲望、有野心。雅典笑得最早，斯巴达笑到了最后。雅典笑得温柔而阳光，斯巴达笑得豪放而野性。古希腊文明有文有武，离不开雅典，少不得斯巴达。

说这两个城邦，是为了比较。

雅典像是中国的西周，是礼仪之邦，斯巴达好比中国的东周，崇尚武力。二者合成，可以剪辑出中国周代故事的上下集。中国礼乐文明的珍遗大多在西周，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最精彩的战斗、最经典的战例大多发生在东周及以后，以非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目的，是那个时期的历史特征。

雅典又像是春秋初期的宋国。宋有尊贵的出身，是殷商遗民、周朝公爵。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虽然出生在鲁国，但祖籍是宋国栗邑；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是宋国鲁阳人，本人担任过宋国大夫；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父亲老佐，是宋国司马，后在楚国的攻城战中战死；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是宋国蒙邑人；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惠子是宋国商丘人，宋国可谓哲人辈出、古风浩**。即使是打仗，也是斯文人开撕、文化人拽文，显得那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至于宋国宗室权臣剔成自立为君、“戴氏代宋”、宋康王骄纵狂妄，那都是后话了；而斯巴达像战国初期的楚国，本性是要强，本能是扩张，战场比高低，刀剑说了算。像斯巴达最后战胜了雅典一样，公元前286年，楚国与齐国、魏国联手灭了宋国。

赏世界文明风景，观中华文化气象，再审视楚这束荆棘花，别有风采和意趣。世界文明史表明，任何一种生命力强大的文明，不仅要有文的底质，更要有武的潜质；既要有古希腊雕塑雅典娜女神的智慧温柔美丽，也要有古希腊雕塑家波利克里托斯名作《执矛者》的力量，不能做断臂的维纳斯。文武相生，礼兵相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力量的文明才能走得更稳更好更远。楚文化是世界文明苗圃中的荆棘花，赏之如奇葩灼灼、葳蕤芬芳，亵之则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在早春的寒风中孤独地绽放，花开八百年。

楚文化有花的容颜、花的芬芳，更有花的气质、花的品格。荆棘花，是带刺的花，是带钢筋铁骨的花。

楚人善战，毋庸置疑。从弹丸之地到“楚地千里”，从偏远蛮荒之地到一步步逼近中原腹地、华夏中心，楚国以刀剑开路、武力说话，因而成其大、成其强。据说楚康王曾因五年无战事而感到羞愧。但楚人又爱好和平，以战止战，以战促和。典故“止戈为武”出自《左传》，创造了这个典故的，是楚庄王。

许多春秋大戏是在楚、晋两国之间上演的，楚、晋是争霸的主角，争得死去活来，打得异彩纷呈，宋、许、蔡、郑等国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趋炎附势，左右摇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公元前597年，楚国与晋国为了郑国而发生战争，在黄河流域打了一大仗。楚庄王亲自引兵从长江边出发，一路楚歌，打败郑军，饮马黄河，在黄河边迎头痛击以霸主身份前来讨伐的晋国军队，杀得晋军尸山血海、溃不成军，逃过了黄河。有部下建议楚庄王，何不把晋军士兵的尸体堆积起来，在上面建个纪念物，立碑勒石，以记武功，既扬威天下，又耀武子孙呢？但楚庄王说，“止戈”才是武功啊，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暴力、安定天下。昔日周武王伐纣后就收缴武器、收藏弓箭，树立美德，保有天下，楚庄王以周武王为楷模，警醒自己，告诫群臣，武功应有七种美德：禁除残暴、消除战争、保育苍生、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和谐天下、丰盈财富。如果曝对方尸骨于光天化日之下，炫武力于诸侯和后世，不能停止和制止战争，怎能保有天下？如果违背民众意愿的事情干多了，怎能安定民心？如果没有道德却要强行与诸侯争锋，怎么使天下和谐稳定？如果以损人而得利、乱人而安己为荣，怎能丰富财物？这七种武德我一种也没有，何以告示子孙？

楚人尚武，但讲武德。楚庄王倡导的这七种武德，是孙子兵法所讲的“道”，是楚人超越战争的战争观，是楚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文化培育意志，文宣尚需武备，否则意志难以坚强、难以实现，文化没有力量，像风吹雨打中的残荷败叶。

楚人用刀剑开辟一片天地的同时，也在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家园。

楚文化滥觞于夏商文化，沐浴过周朝文化；北接诸侯各国，与中原文化触点多，受礼乐文化浸染；南连巴蜀，巫神文化色彩重，在青铜文化中锻造了自信，形成了亦雅亦俗、亦南亦北、亦江亦河的融合特色。楚文化比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周朝文化起步晚、成熟晚，起点低、层级低，但是，独特的身世、特殊的环境、独有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巫神信仰，形成了楚文化兼收并蓄、通达包容的整合能力。这种融合特色和整合能力，形成了楚文化多彩的魅力和特有的品质。

楚文化是有力量的。楚地丘陵平原相连、江河湖泽相通，楚人地处边缘、身置夹缝，行走在各种文化带之间。新石器时期中原携带的文化种子在荆棘之地播撒，在汉水、长江与黄河流域迁徙、漂移，生根、结果。楚人逢山过山、遇水过水，有一缕阳光就灿烂，有一抷泥土就苍翠，生存能力强；楚人开门见山、出门是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处有渡口，随处是码头，哪里都有诗和远方，适应能力强；楚人不畏难险、向死而生，没有过不去的沟坎、游不过去的河，战胜困难意志强；楚人无以为家即四海为家，观念不囿于一角，视野不限于一域，攻略不啻一城一池一时一役，在开放中变化，在坚守中固化，在扩张中强化，开放创新意识强；楚人无依无靠、不依不靠，不攀附权势，不放弃自我，独立自主意识强；楚人能争敢斗、不甘屈辱，笃信武力、敢于挑战，抗争精神强；楚人能征善战，不畏霸强，善于从危机中寻找转机，在逆势中强势壮大，斗争本领强。这“六个强”奠定了楚文化的内在品质。煎熬出来的是心性，磨炼出来的是本性，由此形成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楚文化的基础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和目标价值取向。勇毅刚强、宁折不弯，是楚人的性格，屈原赞之曰：“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风霜泠泠，铁骨铮铮，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锻打成型，楚国的文化精神在拔节长高。楚地水接东西、道通南北，楚人以江汉流域为生存基地，以长江全域为活动范围，以往黄河下游一千多里、往江淮流域一千多里为作战半径，势贯江河、气贯南北、神贯天地，不受地域局限、不受环境约束、不自封自囿。长江的势不可当且奔腾不息，丘壑的峥嵘嶙峋而生机勃发，平畴的承载万物却坦**无奇，塑造了楚人信念坚定、理念创新、观念开放，有主见有个性有鲜明特色的人文性格，此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人文性格形成了楚文化的内生力量。即使后来崛起的秦国灭了楚国，但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刘邦、项羽江淮起兵、联合抗秦，历时三年而终族暴秦，他们都是楚人、来自楚地。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汉王朝建立后，楚文化的许多成分直接转化成汉文化。经过汉代以来的充分发展，楚汉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奠基性功劳和标高性贡献，文化的力量没有时限、没有界限。

楚文化是有风骨的。既执信自己中原文化正统出身、正宗血脉，又自筑神台、自拜神祇；既信奉神灵，礼敬苍生，又敢于问天、诘难世事；既追求和平、和谐、和睦，又敢于挑战、不怕打仗、四面出击；既希望得到认可、尊重、点赞，又不选边站队、拉群结盟；既可以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也可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楚人看重天人感应、神人通灵，追求美好理想，构筑心灵家园，图腾奇幻、乐舞清丽，仙子巫神的形象恣意浪漫、无须理性羁绊，神话宗教的体系雄奇玄虚、富于想象。但是，在两周主要时期内，楚文化的地位并不高，没有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认同、周王室的官方认可，上不了主流文化排行榜，但楚文化并不因此而放弃原生特质，而是不断内化、硬化、优化。以龙的形象为图腾的中原黄河文化，排斥、挤对，丑化、异化以凤的形象为图腾的楚文化，西周初年的周王室甚至以怪物异类“九头鸟”喻指楚人，用怪力乱神贬损楚文化，表明了两种文化在那个年代的深度冲突，但楚文化从不妥协屈从，从不更弦易辙，从不解构自己，风骨永葆，品质不变。在坚定守正的同时，楚文化勇于创新，表现出求变求新的品格。楚国的创新是多方面的。楚武王熊通自登王位不久，亲率楚军攻南阳不成，便掉转头灭了权国，并设县治之。楚武王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设，却创造了一个中国之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设县制。西周时县比郡大，此所谓“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功劳大的才能当县令。楚武王的这个县制，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要早近百年。郡比县大，那是后来秦始皇改的。楚国君王的更替，似乎也如其他国家一样充满血腥味，但细究会发现是有一定规律可觅的。据考，楚国八百年历史上有四十九任君王，大多能者、贤者在位时间长，昏君、暴君寿命短。楚国选接班人没有固定模式，既可以嫡长子继承，也可以传位于次子、幼子，还可以兄终弟及，有的时候选好了也可以废掉可以换新，甚至可以弑掉。这种方式虽然血腥、残酷，但保证了楚国的发展不会停滞或者倒退；保证了楚国君王不至于太昏庸。此所谓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竞争上岗。守正是楚文化的根本，创新是楚文化的灵魂。当然，楚人也有自己的局限，扩张好战，必然四面树敌、疲于应对；不结盟，也没有自己的盟友。这些表现既成就了它，又葬送了它，在战国末年合纵连横的最后一刹那，楚国放弃了齐国，也孤立了自己。与黄河文化和中原文明相比，楚文化自身也存在形态粗拙、意象初蒙、提炼升华不够的问题，存在具象性塑造和精神物化不丰富、系统性符号和全域性标识不鲜明的问题，直到楚辞的出现，才风骨彰然、神采奕奕。

楚文化是有思想的。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底蕴。有国之前，楚人就有思想学说影响于世了。《汉书·艺文志》记载“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这位“鬻子”便是楚国的创始人鬻熊，他被认为是楚国道家思想的先驱。不管“《鬻子》二十二篇”真伪，如果鬻熊没有思想，当年就不可能为“文王咨询”，也不可能因辅助周文王有功而被封国授爵。鬻熊的思想观点被口口相念、刻本以传，被后人誉为“鬻子哲学”。他的治政思想为历代君王器重，他说，夏禹之所以能治天下，是因为得到皋陶等“七大夫以佐其身”；商汤之所以能治天下，是因为得到伊尹等“七大夫佐，而以治天下”；鬻熊进而指出，治天下关键在圣人选贤，他说，圣人选贤要善于甄别“贤”与“不肖”，不肖的人不会说自己不肖，而他的不肖表现在他的行动中；愚蠢的人不会说自己愚蠢，但他的愚蠢表现在他的言语中；要“察吏于民”，“士民与之，明上举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老百姓喜爱谁，君王就应该选用谁。鬻熊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这些观点闪烁着辩证的光芒。鬻熊是开创道家思想的先锋，是开创楚国基业的先驱。在此之后，楚国的思想家还有老子与老莱子，《史记》言，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他们体察民情，关注民心，对君与民、是与非、有与无、福与祸、美与丑、善与恶、兴与废、坚与柔、上与下、动与静、虚与实、体与用，以及大国与小国、有为与无为等有深刻的思考。他们的哲学思想源于楚国，又影响和引导了楚人，形成了楚文化的内涵，进而汇入中华哲学思想的核心源流。楚辞是楚文化的高原，屈原是中华文化的高峰。研习楚文化必学楚辞，要学楚辞先诵《离骚》。楚辞的思想灵魂是《离骚》，核心内涵是屈原精神。中华五千年，有周三千载，屈原无疑是站在文化山巅上的那尊衣袂飘然的神像。他忠君忧民、国家至上、忠于职守，不惜以身殉国；他坚持真理、坚守原则、敢讲真话，不惜以身殉道；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情怀高洁，不惜以身殉志。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绝不卑躬屈膝事权贵，绝不同流合污求苟且，他是中华民族最高贵、最纯洁、最干净的一颗灵魂，也是那个年代刺向昏聩黑恶的一记利剑，是中国文人的一滴眼泪、楚国社会的一根铁骨。他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修道求真的探索精神、九死不悔的执着信念，凝成烛照当时、光照后世的屈原精神，是楚文化的精酿、精华、精髓，至今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受楚辞熏育和屈原精神影响最深的领袖人物，当数毛泽东。这位当代楚人、一代伟人，一生研习楚辞，一生吟诵《离骚》，一生推崇屈原。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对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递进与升华；毛泽东对旧中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关切，是对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情感的具化、情怀的接棒；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在屈原“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等“天问”上的豪迈追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对屈原呼唤尧舜禹、汤文武等先贤前修的恢宏回答。楚文化的宏大叙事，构建了中华文化的深沉情怀，思想之光闪烁千古，精神之光泽被万代。

楚文化是多彩的。楚地物华天宝，地域的广阔、地形的复杂、生物的多样，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楚乐，是楚文化的华彩段落。“乐者，天地之和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古人以五个音阶制定社会等级和行为规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天下和谐。《礼记·乐记》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楚人能歌善舞，在春秋“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年代，尽管对外剑拔弩张，但楚国国内却是钟磬相闻、鼓乐相随，琴瑟相和、排箫参差。西周礼乐文明在偏僻的南楚之地找到生根的土壤，楚文化因此而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楚人把金、石、土、革、丝、竹、匏、木这八种器物发出的曼妙之声，称为“八音”，八音和鸣，奏出礼乐文化的辉煌。八音之中，金石为先，而金石之器以青铜为重。青铜乐器中的钟，与青铜礼器中的鼎，地位相当，此所谓“钟鸣鼎食”。编钟是青铜之宝、楚乐之王，宫廷乐礼以钟为重。楚国有编钟，余音传百世，但今天最有名气的却是一九七八年出土的随国曾侯乙青铜编钟。这是曾侯乙去世时的随葬品，包括十九个钮钟、四十五个甬钟和一件不发声的镈钟。编钟“状如合瓦”，上有小如米粒、细若发丝的龙形，这是宫廷文化的表征、拥有者身份的标识。龙形的出现，点明了随国这个偏远诸侯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让今天的艺术家吃惊的是，编钟定音频率为两百五十六点四赫兹，与今天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每一个编钟都是一钟双音、互差三度，七音齐备、半音丰富，十二个半音音域宽广。庞大的音律体系，精确的音阶音准，使整套编钟能演奏出现代钢琴上所有黑白键的乐音。中国战国时代的这项伟大创造，奏响了先秦时期音乐艺术的妙音神曲，改写了中国音律由古希腊外输而入的结论。编钟是有声雕塑、恢宏巨制，它发出的远古强音，历两千四百多年而仍然有震慑人心、令人感动落泪的效果。它的出土表明，随国虽为诸侯之国，但宫廷音乐却是楚地妙音，展示了楚地礼乐文明和青铜文明的风采神韵。楚辞是楚乐、楚声、楚歌、楚舞的母体和灵魂。屈原的《离骚》是赋更是歌，是楚辞雄奇瑰丽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作，没有《离骚》就没有《楚辞》。颂歌当作情歌唱，情歌当作颂歌唱，才有高洁与深沉。同样是敬献颂歌，法国作曲家古诺、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圣母颂》，比不上屈原《九歌》赞美得那样的热烈奔放、那样的雄浑神奇；同样是表达痛苦与悲伤、忧郁与怆然，屈原的《九章》多乐章式地表现了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对不平遭遇的愤懑，激越处曲式回旋震撼心灵，缠绵时曲调凄婉一波三折，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悲怆交响曲》不如它痛得那么彻底，法国作曲家弗雷作曲的弦乐《C小调悲伤》不如它痛得那么清醒，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演奏的《殇》不如它痛得那么勇敢和坚定。楚声如歌，诞生了“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成语故事，传颂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丽传说，酝酿了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登上了汉武帝刘彻的宫廷乐府节目单，是楚汉文化的协奏曲、交响乐。楚文化既巍巍浩浩、**气回肠，又一咏三叹、葳蕤多姿，余音绕梁八百载，空谷妙音数千年，此曲只应天上有。

但是，屈原浪漫抒情时仰望的那个天，痛心疾首地诘问的那个天，行吟泽畔、按剑长号的那个天，是血色的黄昏、暮色中的合氅。楚辞出现的时候，楚国国运正处在颓势，离覆灭只剩下不过六七十年了，屈原许多闪闪亮的金句、舞蹁跹的形象，是在两次被流放的途中构思的、吟成的。那是楚辞的时代，不是屈原的时代，有《离骚》的精彩，却没有屈原的丰采，文化的曙光没有能照亮国家的前途和屈原的人生隧道，路漫漫兮夜深沉。

从西周王朝发展的时间顺序、东周王室建立的地望来看，楚文化是周朝的地域文化、边地文化和异族文化，但从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角度看，楚文化又是早到者，从商地起步，向商周文化学习，向中原文化回归。尽管被商王室驱赶，被周王室打压，诸侯开盟会也不怎么通知楚参加，周公旦还用“九头鸟”来贬损楚人，但楚人打而不倒，一边与强国抗争，一边向强手学习；你越打击我，我越靠近你，与中原文化交锋频繁、交流积极，如烈焰浇油、旺火加薪。楚庄王的“问鼎”并无傲慢轻侮之意，而是想与周王室有亲密的接触。在晋楚邲之战中，楚国一直打到黄河岸边，楚庄王拒绝建庙立碑的建议，攻而不占，主动撤回，与“问鼎”一样，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约会，并没有覆盖之意、吞霸之心。这是楚文化的格局。

地无论远近丰瘠，国不管大小强弱，楚国都有友好交往的愿望。除了昏君楚灵王上演过轻慢齐国来使晏子的个案，楚国总体上有着平等的外交观、国家观，强不仰其鼻息，弱不欺凌霸道，没有明显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文化没有优劣、高下、贵贱之分，无论是同质还是异质，都有交流交融的可能与必要。如果你固步自封、不吐故纳新，就会被激流甩进漩涡、沉底、窒息；如果一味排斥外来文化、抵制异质文化，这些文化就可能成为对抗者、进攻者、斗争者。同化与异化，消化与吸收，是文化的吸引力、扩张性、渗透性所决定的，与世无关、与时无关，一直在路上，永远是进行时。楚国在长期的向北扩张过程中，被排斥、被打击，形成了强大的抗衡能力、攻击能力和自愈能力，楚文化也因此形成了坚强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饱历风霜、久经砥砺的楚式剑，一旦扬眉出鞘便锋芒逼人，一旦亮剑归鞘便静默不语，但锋芒不减。

当年楚君执太阿剑力斩晋、郑联军，得胜回朝，得意地说：“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一语道真谛，剑乃器尔，精神才是道。

文化的力量取决于它是否形成自己独特的硬核；这个硬核是否刚而不脆、凝而不散、陈而不腐，是否有坚定的底质、开放的气质、创新的品质。这个硬核，就是文化精神。赓续八百年，历经千百代，楚人形成的艰苦创业、不畏险阻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怕牺牲、敢于拼搏的斗争精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组成楚文化的硬核，为中华人文精神注入强劲动力，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八百年风吹雨打，八百年傲霜斗雪，楚文化像一束荆棘花，倔强而不孤独、自由但不寂寞地怒放在南楚大地，是中华文化百花园里的奇珍异卉，是世界文化万花筒里的奇异景观，花骨铮铮，其艳灼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