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表达，刀剑是意志的物化。

争，是动物的本性；战，是人类的本能。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生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作为站在自然界食物链最高端的高级动物，人类当然是世界的主宰。但如果唯我独尊，任意宰割生灵，随意践踏规则，恣意破坏环境，肆意残杀本应相濡以沫的同类或者朋友，则有悖于共同命运的理念。一损俱损，共同毁灭，这是人类的悲剧。

春秋战国的历史表明，强国是打出来的。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没有长剑。

战争是调节国家关系的手段。秦国、楚国是扩张最迅猛的两个国家，但两国有不同的崛起模式。秦国动辄“攻韩、魏于伊阙，斩道二十四万”“攻魏，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于河中”“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俘虏五万”“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另斩首五万”。司马迁在《史记》留下的这些记录，还只是秦将白起一人所为。秦国“虎狼之师”的称号，大约来源于此。而楚国在扩张过程中，杀人数量、规模、频率远远低于秦国。楚与晋打，打到中原，饮马黄河，把晋赶回河东，便打道回府；攻陆浑之戎，陈兵洛阳，问鼎周王室，见好就收。

人类，仅有长剑是不够的。对战争，需要保持清醒、正确认识。对法则，需要不断优化、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历程，是从野蛮生长到自由生长的过程。人性是底线，人道是高线。没有法则，自由会同野蛮一道，走向坟墓。

利剑，既是生命的剿杀器，也是法则的守护神。

道家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争”，也包括不要发动战争。儒家孔子谴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主张“慎战”。兵家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家尉缭子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思想基础，思接千年风云，道理颠扑不破。

民生观是战争观的基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周以来，民众观念、民本观念、民生观念滥觞，草民意识、个体意识、平等意识萌生，生存权、生命权、受教育权开始得到尊重。西周社会出现百家讲学游学、民众研习技艺之风，讲与学的内容多以治国理政之见、霸强制胜之道为主。平民好习武，武风浩**，贵族讲六艺，艺研成热。春秋以降，驯化黎民，教化顽愚，训练百官，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其中“五礼”有军礼，“五乐”有大武，“五射”讲武功，“五御”讲武技，“六书”尽刀法，“九数”皆技法。脱胎于中原文明，在蛮荒之地野蛮生长的楚人，心中有回不了的故乡，眼里是到不了的远方，但他们心中有道、眼里有儒、脚下有力，高度认同、向往、渴望华夏文明。这种先天的情愫，决定了楚人有战斗的品质，但没有暴力的基因。崇文尚武的理念、全民习武的风尚融入了楚人的血脉。

战与非战、攻与非攻，在理论的胡同里论争，在道德的门口舌战，在兵书的章节里涂涂改改，而挑战与对决、诛心与屠城已在春秋战国的倾盆血雨中厮杀肉搏了。这是中国传统战争观的社会基础。一旦行动快于思想、感性超过理性，人类离灾难就不远了。

战争，是对生命的杀戮；兵器，是致人于死亡的工具。中华和合文化里，“慎战”是底色，“不好战”是本色，和平、和睦、和谐是亮色。春秋战国各国都有主战派、主和派，战争与和平，是永久的话题。销锋毁镝、铸剑为犁是共同的心愿，长治久安、天下大同是共同的理想。

但是，慎战不等于不战，备战不等于必战。身处南蛮之地的楚人，面对结成藩篱的诸侯各国，唯有一战。靠战争改变现状，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革命。战争不可持久，更不能永久。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久战必衰，恋战必弱。这是战争辩证法。有的时候，你不重视战争，战争就会重视你；你不打出手，战争就会找上门，打仗打的是心，攻城必先攻心，得胜应先得道。开战为了止战，敢战方能言和。挑战须谨慎，备战须常态，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一旦非战不可，必先周密备战、从容应战，毕其功于一役，才能每战必胜、战无不胜。

战争与遏制战争，不能没有长剑。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目光如炬，洞察世相几千年，但人类没能摆脱战争，就像难以戒除贪欲。至今依然如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巴顿将军的名言“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把灾难当美来欣赏，是人性的丑恶。竞争可以有，但战争不能多。

游戏需要规则，社会需要法则。考察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在于能否制定出公平合理、共同遵守的法则，在于能否对法则有一致的信守、恪守和坚守。

春秋战国的盟会是制定诸侯国之间关系法则的盛会、峰会。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是第一位盟主，曾十五次主持重要盟会。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今天的河南兰考、民权举行“葵丘之盟”，与各有实力的诸侯国共立“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盟誓。从前“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不让我的水流进你的田，或者筑我的堤、淹你的地，现在约定河流上下游各国不得筑堤截流、互相加害；从前“禹以四海为壑，今以邻为壑”，现在约定以邻为善、和睦相处；从前晋国有饥荒，秦国相帮，而后来秦国有饥荒而晋国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导致秦晋大战，现在约定各国不准不卖粮食给灾荒国；还有，不得废嫡立庶、更换太子，不得改立夫人、以妾代妻，不得让女性参政干政等。

有盟就有约，有约必履约，诸侯各国起初都能共同遵守、相互制约，维护天下共主的局面，尽管后来各国竞相违约背盟，但毕竟树立了一系列共同行动法则和共同关系准则，齐桓公也因为这一重大贡献而登上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但遗憾的是，楚国一直被诸侯国中周王室的近亲们所排挤，极少有机会参加盟会，而且盟会的议题多半是针对楚国的，好不容易参加了有限的几次，还在角落里坐了冷板凳，更没有发言权和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倒是公元前546年宋国主持、楚国参加了的“弭兵会盟”，使大国之间停止了大规模战争，也使楚国赢得十多年发展的窗口期，各方面实力迅速超过其他国家。

剑如法，法如剑，维护法则比制定法则更重要。一切的战争，无一不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破防。法则的订立靠打，法则的守护也靠打，而且这种破防趋势至今从未逆转。这是人类的悲哀、文明的局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类向往和平，和平是美好的，但和平也是相对的、动态的、短暂的，往往也是脆弱的，是武力的相互制衡、斗争的对峙结果、妥协的最终产物；人类不欢迎战争，战争是残酷的，但正义的战争往往能保卫权益、护佑公平、守护和平，敢战方能言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守护法则，保卫和平，不能没有长剑。

问题在于，如何遏止不义之战，防止邪恶的恣意妄为；如何打赢正义之战，维护法则的公平与正义。

周朝早期，分封的诸侯国多是血脉尚连、亲缘还在。那个时候的封王们，偶有领地之争，虽有剑拔弩张，却也温文尔雅，毕竟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即使打仗也讲个理由、套路，讲个风度、仪式。那个时候的战争，是贵族的事，老百姓只负责扛枪牵马赶车背粮草，尊不分君臣，官不分文武，兵不分专业，不管是司徒、司马，还是司空、司寇，不管会不会打，带剑上阵就好，当面数落、对阵叫骂，即使要动刀动枪动真格，也得等对方排好队、拿好枪，这叫作先礼后兵、彬彬有礼。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前643年），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帮助齐孝公取得王位。此时的楚国想乱中取胜向北方扩张。宋襄公决定以周王室护卫之职，与楚成王一战。宋、楚两军相峙于宋国边境、今河南柘城西北的泓水，宋军驻扎北岸，楚军自南岸渡河。宋襄公坚持绝不半渡而击，要等待楚军全部渡河，兵对兵、将对将地列阵完毕后开始宣战，而且要求不打受伤的人、不打白头发的人，结果是宋军惨败，斯文扫地，宋襄公受伤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泓水之战”。楚国利剑挑开温情的面纱，显露战争的真容，从此驰骋中原无阻，直到遇到晋，这是后话。

师出当有名分，檄文先于箭镞，灭国必先诛心，道胜甚于战胜。各国都意识到，战争既然躲不开，不如迎着走，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手、先手、高手，攻城、伐兵永远是伐谋、伐交的后手和备份。

从春秋晚期开始，一批有别于“肉食者”的君子贤人、公子能人应时而现、脱颖而出，他们资政议政参政，为朝廷君王出谋划策，或游走于合纵连横，或纵论于排兵布阵，成为座上宾、宫中客，尤以战国时期为甚，“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们“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门向天下开，路朝偏处修，网罗了一大批门生食客、谋士侠客、战士刺客，甚至鸡鸣狗盗之人，其中一些人成为军事家、谋略家、纵横家，因而战争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明显增加，战斗的规模性、残酷性、破坏性随之大增。

随着周朝君主政体渐渐瓦解、名存实亡，周王室被架空，天子式微，王权旁落，诸侯纷争而不知有王，群雄蜂起而征伐无度。天下板**加剧，矛盾冲突加深，强者霸者“挟天子以令天下”，攻城略地，到处兴师问罪；弱国小国朝秦暮楚，选边站队，当骑墙派、墙头草。国家交往不讲礼数，推倒重来成为常数，强弱兴衰没有定数，合纵连横充满变数，刀枪拳头说了算数。勇者胜一时，强者立一世，诡者赢一役，谋者得天下，败者掉脑袋，乱局不断，变局无穷，各国都在寻求突破与崛起。

春秋无义战，战国无仁兵。暴力产生恐惧，恐惧激发暴力。春秋末期以降，战争的暴力色彩加重，攻城占地、杀人灭国成为战争的主要特征，列国之间的争斗残杀更是白热化，战斗不再斯文，战场风云变幻，灭国之战频率加密、烈度加剧，隳名城，毁宗庙，瓜分宇内，宰割天下。动辄杀敌数万、数十万，弱肉被强食，强存而弱亡，血流漂杵、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血色布满春秋战国的天空。

战略争锋下的战术运筹，兵法谋略下的兵器运用，使战争不断升级，军备竞赛和武力扩张是常态，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各国之要务，野蛮生长的武力把春秋战国拉上了疯狂的战车。

春秋的雨，战国的风，在塑造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环境的复杂，现实背景的压力，逼得各国在战与非战、与谁战、选边站队上做现实的选择。

人们忽然意识到，钝刀不能割肉，利器方能制胜。研制并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成为各国君王、将士、工匠的目标。时至今日，精确制导、核武、生化等先进的技术往往首先应用于制造杀人武器，这是人性的弱点、文明的怪胎。

赢得战争，不能没有长剑。

于是，领先的兵器成为追逐的目标和竞争的焦点。

兵器的水平，反映战争的烈度；武器的性能，决定战争的结果。战斗的利器是兵器，战场的利器是兵法，战士的利器是精神，战争的利器是资源，战略的利器是视野、格局、意志。寻找和抢占、垄断和控制铜矿资源，成为战争的一部分；提高冶炼技术，打造青铜兵器，提高作战能力，成为备战的一方面。春秋战国所有的目光，聚焦青铜器，产业链被拉长，战线在扩大。

武器的精良程度，取决于铜矿质量和铸造技术。尚在奴隶制社会经济繁荣期的西周，青铜冶炼制造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一战，周武王将殷商的全部家当，包括青铜器物，连同工匠，打包运往宗周。周朝历代君王视青铜器物为国之大者、朝之至宝，第五代君王周穆王亲自领导和指挥对青铜器的设计制造，一改殷商之风，形成周朝特色，推动了青铜武器制造工艺的进步。

青铜剑，成为高悬天地之间的兵器之神。

神话传说中，蚩尤是剑的发明者。“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蚩尤因此成为受楚地先民崇拜、祭祀的战神。但他发明和使用的是石剑、玉剑，或者铜剑，不得而知。

剑是以冷兵器时代的“百兵之王”“兵之圣者”的身份登上擂台的。

剑身尖端为锋，两侧坡面为从、边刃为锷；剑体中间凸起部分为脊；剑脊与剑从合而为剑腊；剑柄为茎，茎有空心、实心之分，茎上的环为箍，剑茎末端为首，剑茎和剑身之间的护手为格，剑鞘为室。剑的用材及铸造，为历朝历代所重视，政之要事，国之要者，军之要务。

中华剑文化形成于商、成熟于周，融入了中华大文化。早期的剑有兵器功能，但作为礼器出现，更多的是用来自卫而不是攻击。佩剑的材质、形制、尺寸、雕饰等有讲究，是贵族身份的标识、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家族身世、社会角色、等级地位、礼仪规格、审美时尚、形象气质，尽在一剑之中。不是什么人都能佩剑、什么场合都能随身携带，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剑、用得起好剑，不是所有人都能亮得出利剑、舞得出精彩。但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后，佩剑从宫廷、从上层、从贵族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民间，呈泛滥之势，渐渐成为格斗、武攻、战争的武器和杀人的主要工具。

春秋剑，战国刀，历史在上演武戏。

一朝剑在手，意气如风发。攻如蛇行，舞若凤展，三尺剑写成千行诗；炽火冷淬，范铸怒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背负三尺青锋，足履万顷绿波，是男儿志、侠士风。赴国难，报恩仇，生死走天下；倚天剑，屠龙刀，豪气满乾坤。侠客义胆，仗剑闯天涯踏雪无痕；剑胆琴心，挂剑寄故友义重情深。剑啸西域万里云，刀伴易水千古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藏三十年，屠蛟或当逢。宝剑在期待贵人，响剑在等待良辰。文有剑胆，人似剑直，志如剑刚，翩然一剑君子气；武有剑魂，夫似剑勇，指如剑利，凛然一剑英雄歌。

春秋模样谁裁出，战国恩怨怎了断？历史的浪潮总在淘洗一粒粒沉沙，打磨一个个问号。

人不离剑，剑不离人，人是游走的剑，剑是静肃的人。人剑合一，是一种境界、一种道。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刺客，他们是为阖闾上位扫除障碍而刺杀吴王僚的吴国侠客专诸，为吴王阖闾消除隐患而刺杀吴国太子庆忌的吴国勇士要离，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而刺杀韩国宰相侠累的魏国刺客聂政，为解燕太子丹之危而刺杀秦王的卫国义士荆轲。他们是政治谋算“纸牌屋”的底牌，是恩怨相报“撒手锏”的暗器，潜伏谨小慎微，暗算险象环生，场面惊心动魄。剑壮剑客胆、义填义士膺，这几位侠勇剑客是人中之剑，明知必死无疑，慨然单刀赴义，他们的壮行义举和牺牲精神，为古代文化中的侠义思想和无畏精神打下了底色。

壮士难得，良剑难寻，良师更难得。再好的材质也需要经过高明铸剑师的冶炼。古代帝王对佩剑十分讲究，无不追逐天下利剑。《吕氏春秋》曰：“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这个欧冶是传说中越国的著名铸剑师欧冶子，曾奉命为吴王、越王、楚王铸造过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龙渊、太阿、工布等名剑，这些旷世名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达到吹丝断发、削铁如泥的程度，时人形容其剑“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欧冶子因而被尊为古代铸剑鼻祖，如今在一些地方还有欧冶铸剑池、试剑石、湛卢山等纪念地。青锋利剑刃含霜，中华智慧在发光。

传说当年欧冶子为楚国国君铸造龙渊、太阿、工布三把声震天下的名剑，有“陆斩犀兕，水截蛟龙”之力，惹得晋、郑两国为了争夺这几把剑而兴师攻楚，三年未攻，三年未解，楚君亲自执太阿剑登城作战，杀得晋、郑联军溃不成军。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叹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腰间的佩剑正是那三把楚式名剑之一的太阿剑。《史记》借李斯之口对秦始皇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至于这把名剑如何从楚王腰里到了秦皇腰里，不得而知，应该有一个漫长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历史在解谜。秦汉以后，历代皇帝更是搜罗天下名剑，束腰而佩，视若至宝。汉高祖刘邦佩的是赤霄宝剑，“三尺剑、一戎衣”是对他的形容；三国时期魏王曹操佩的是倚天青剑，平添几分英雄气。

英雄豪杰，不能没有长剑。

打造大国长剑、强国利器，乃国之大事。铸剑成为官方要务，是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第一生产力。先秦以来浩如烟海的科学、哲学、史学文献著述中，珍贝奇宝无数，审之如珠如玑。

《周礼·考工记》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制造任何精良的器物，离不开这四大要素。关于天时、地气，古人认为，天有寒温之时，地有阴阳之气，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吴越之国的剑，离开当地制作就缺了地气，无法达到精良的程度。关于材质，古人认为，燕地的牛角、荆地的弓干、妢胡的箭杆、吴越的金锡，都是最优质的材料，古人发明了合金技术，通过实践与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铜与锡比例不同，可以浇铸不同的器具，五比一可做钟鼎，四比一可做斧斤，三比一可做戈戟，二比一可做大刀，三比二可做削杀矢，一比一可做铜镜鉴燧等。关于工艺设计、工艺制作，古人认为，兵器的长度不能超过使用者身长的三倍，超过了不但不能用，还会自伤其身。一般的戈柲即戈柄长六尺六寸，用于战车的长矛达到三寻。佩剑宽度二寸半，两边的剑从宽度上各占一半。以剑腊的宽度作为手茎的周长，而手茎的长度在周长基础上增加一倍，而剑长是茎长的五倍，周朝的“一尺”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三点一厘米，如此换算下来，一把长剑的长度为一百三十九点三厘米，为军中最高大威猛的将士所佩用。楚国对剑长有格外的讲究，目前先秦时期最长的剑正是出自楚地。

《荀子·强国》指出，青铜剑的制作工艺，要“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刑范正，指的是模具要平正，浇铸的方法要规范标准；金锡美，指的是铸造剑身的铜锡纯度要高，比例要得当；工冶巧，指的是冶炼过程的技术要精巧；火齐得，指的是铸造火候温度要控制精准。荀子认为，如果能做到这四条，精良之剑就铸成了。去除剑身表面的硬皮，磨砺开锋，可以很轻快地用来斩断绳索、切割铜器、宰杀牛马了。

《战国策》借赵国名将赵奢之口，对制剑技术有一番论述。赵奢认为，如果剑脊薄，则剑刃易卷；剑近刃处厚，则剑刃不可断物；如果具有剑脊厚、剑近刃处薄这两个特点，但剑头上缺乏剑环、剑柄、剑珥，只能握着剑刃去刺杀，如此，还没有刺到对手，自己握剑的手就已经断了。可见对剑的工艺非常讲究。

这些权威性、专业性古代文献，是官方秘笈，是各国的武备指南。当时铸剑名师欧冶子、干将、莫邪等还有自己的铸剑秘方，是今天我们学习古人智慧、经验的读本。

一剑阅尽商周色。商周色，霜晨月，月白风高夜。

天下没有不伤人的剑。一切利器都是围绕战争、针对生命的工具。孟子是站在战国的时空中、周王室的立场上说“春秋无义战”的，征伐出自诸侯，天下必乱。那些言无王室、心无王权、目无王法的战争，那些己所不欲、强加于人、贪婪膨胀、滥用暴力的战争，没有多少正义可言。倒是那些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奋起反击，以正义压倒邪恶，以道义匡扶良知，以武力换取和平的战争；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有利于推动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可持续发展，关切人类共同命运、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战争，并非都是不义之战。以暴抑暴，以暴止暴，永远是人类社会的法器。

道义之剑，是打开人类大门的钥匙。

利剑天地悬，是非千古事。道为器之根，器为道之用。义与不义，在道不在器，在人不在物。

长剑不语，历史在长河边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