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信中可知，李鸿章最初是从上海《申报》上得知芜湖火灾延烧李家宅院，“失物甚多”的消息。现在阅悉经方信电，知道“毁楼房十间，什物无数”的情况，感叹“则亦大伤元气”。信中还言及芜湖家人的居住之事，说是如不愿借住凤章一支上海的房宅（五房沪宅），在芜湖就近租屋而住（僦居）也好。嘱咐此屋若再翻盖，不宜与商局相连。从前录信可知，是“商局失慎”造成的火灾延烧及李宅的。又问经方，经榘（昭庆子）来信所告商局另择地方建造是否确实，说经榘此次亦吃亏不小。可知，芜湖是当时李氏家族的一处聚居之地。这个地方的选择，主要当是着眼于这里开埠（光绪二年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规定）后的商机，认定是可发展致富的佳地。这次火灾损失只是偶发之事而已。

信中又言及所捐建的合肥（庐城）医院开办的事情。所说到的“刘医”，当即前录信中的刘年，其身份上远高于医学专业的“北洋学生”。从此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这时对“北洋学生”印象不好，有“既思厚俸，又欲保官（被保荐官职），已成锢习，非不得已，可勿调用”之言。又告知，已让经迈回上海后将岁费四千金汇兑给经方处存用。前信中言及的经璹（三妹）家“修整侯府”以备迁居的事情，此信中又有续说：张佩纶（幼樵）日前有信，说王少谷允来监工而不来，经钰（蕴章子）所荐“极精核”的许某，经羲（鹤章子）妻子则“多方支吾，不肯放手”，所以佩纶夫妇求李鸿章从广东派人。而李鸿章信中则说，官场是不能承担这种私人工程的，抱怨女婿等“不通世故，动辄怨人”，要经方如果路过南京（宁）时，向经璹说明情况。至于在上海建造新宅，信中嘱咐经方“须就地剪裁”。说马建忠（字眉叔）从此经过，曾与他商量，经迈阅历太浅，此事仍依靠经方商酌、主张。

信中还说到畿辅境内“拳匪猖獗”的事情。这当然也是听闻，因为他当时在广州，并未亲临其境。不过从他“拳匪”的称谓及其相关诸多文牍中对义和团的评说看，其人对义和团的仇视和否定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尽管这时慈禧太后正在抚用义和团，甚至以“义民”视之。信中言及的王芍棠，是王之春（字芍棠、爵棠，湖南清泉人），他原为山西巡抚，去年十月间有朝命与安徽巡抚邓华熙互调。这时他主政安徽，当是为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练兵经费，而遽增米粮的厘金数额。这样，颇靠芜湖米粮接济的粤地自然就要更多付出购进成本，故使主政这里的李鸿章“大为失望”。又感叹“时事艰极”，“吾高年膺此重寄，徒增焦烦”，还说“不知岘庄何以大耐官职也”。岘庄即刘坤一（字岘庄），他正在两江总督任上，此老这时作为湘系大员的代表性人物，在应对“庚子之乱”变局以及随后的“新政”策划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鸿章这里似乎是对刘氏的“大耐官职”不能理解，其实，在这方面，他比刘坤一的“热衷”和“坚执”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关于家事，信中说到在京的经述家“孙辈有小恙”，已让他们暂缓南归。又问经方“刘维贤案已了结否”，还告知了自己这里的起居简况，说自己移住“较为清爽”的洋房后感到比较舒适满意，但又有“惟干热犹不可逭”句。广州气候不同于北方，这时竟是“干热”折磨着此老，让他觉得无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