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信中看出，李鸿章对刘维贤母子的恼怒可算达到了极点。前边李鸿章似有让步性解决办法，但其母子仍不满足，李鸿章信中说刘母“恃老胡缠，屡次来宅吵扰，理谕不遵”，因而“饬大兴县递解武清”。及至她见到差役，当是害怕了，“乃自逃归”；而刘维贤“竟尾其后，求情放赖”。李鸿章感叹他们母子“不意其糊涂腾玩，一至于此”！他动用差役，也许就为吓唬吓唬他们，逼其回归南方吧，所以也未见“追逃”布置。信中问经方他们“究竟已否回南”，说“到时酌量惩办，以警（儆）效尤”。甚至是动骂了：“刘升生此坏种，亦殊可叹！”接下来还说了收买“十五里坊庙茔”的事情，目的当是因其妨碍风水而打算做改造。

信中还说到编印自己奏议（即《李肃毅伯奏议》）的事情。受嘱为之选编的吴挚甫，即安徽桐城人氏吴汝纶（字挚甫），古文大家，保定莲池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此人品行是不错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吴氏在其手下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不刻意逢迎巴结，最后还做出弃官从教的选择（改做莲池书院山长）；但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而备受舆论攻击的时候，他不但不投井下石，反而出面回护，为之“止谤”出力。此时为其选编奏议，便可视为“止谤”行为之属。而负责在书局石印该书的李蠡莼，即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氏李昭炜（字蠡莼、蠡纯）。至于此书质量，李鸿章说“讹漏不少”。他让在身边的经迈“检寄十部，分送各房兄弟”。

写此信之时，李鸿章为哥哥去世请假业已期满，除安排“分往踵谢”曾来吊唁者，又将各处幛联汇寄经方处让他转递合肥老宅（可见其时经方不在合肥）。信中又说接到经畲电告，安徽巡抚报李瀚章去世及生平大略的奏折初二、三日到京，估计日内会有“恩旨”，“将来或得谥法”。随后朝旨下达，给其人的谥号为“勤恪”。信中所说“闻将告退”的孙燮翁，是朝中安徽籍大员孙家鼐（字燮臣，故称之“燮翁”）；“亦有去志”的吴蕙吟，是安徽休宁人氏时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吴廷芬（字蕙吟）。关乎朝政吏治情况，信末说“时事日艰，除政府袞袞诸公外，余皆嗒然兴阻”。所谓“衮衮诸公”，是指身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们；“嗒然兴阻”意为沮丧怅惘地不做事情。至于自己，说是完全关起门来大隐不出，在“不敢言归”的情况下顺其自然而已。显然，也是意兴索然、消极颓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