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当是从经方来信中，得知他患颈部肿块之症，已做了手术，故此信中有“颈核竟如鹅卵，割去甚好”之言，并作“必须如期静养，永除后患”的嘱咐。且回顾自己以前在津，亲见洋人医生“为人割颈瘤，奏刀如风”的情形，感叹“不意芜湖医院有此能手”。由此也可知经方是在芜湖医院施治，而李鸿章对西医则是信任和赞叹的，绝不是那种排斥西医的老顽固。信中又议及老家“李楼”管家的择人不易，主张可先找代理，再“徐觅替手”。要经方“务详慎妥办”，而当下则按所定章程严格把控开支，亲自“督查一切”。足以看出他对老家产业管理的上心。

信中又说到，日前有北乡故友高氏之子，带其老母书信，来谋求饭门，也就是找差事，要求还挺高（所欲颇奢），李鸿章向经方简述了其人情况，告诉已让经述将拟办原则回复其母。对这样的“故友”家人，李鸿章若亲自函复，是否会觉得有失身份？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有全然拒绝，而是酌情应付了，总算照顾到了人情面子。信中又说到“刘维贤以楼为窟穴，竟至亏空”的事情，尽管不能据以知道详情，但当知其人借管家的身份从中贪利营私，起码也是“任意挥霍”了。李鸿章为此大为动怒，不再顾念，恨恨地说“万难将就，只好听其饿死”！又不免感叹，“刘升忠勤，自贻后累也”。这父子俩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反差是太大了。

信中还言及“芜邑购地”的事情。李家当时在芜湖的房地产及资财是很多的，又有高官豪门的背景，在地方上的影响可以想见，动不动就会弄出事情。信中说日前李蠡纯、余寿屏“迭询”李经方“出头为首”购地建花园、修马路之事，传言其不但“勒价硬占”，而且还是给“日本及（西）洋人”做的。这够耸人听闻了吧？关心此事不止一次地向李鸿章询问的李、余两人，都是进士、翰林出身的安徽籍在京官员，李是李昭炜（字蠡纯、蠡莼），婺源（时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余是余诚格（字寿屏、寿平），望江人，其人最后还跻身封疆大吏，成为陕西、湖南两省的末任巡抚（由陕西调湖南，他调出后陕西再无巡抚接任，而在湖南，光复之际他则逃掉）。他们这会儿“迭询”，想必是表示关心安徽“老前辈”的乡里事。李鸿章信中说到，如果像经方前边复电说的，有湖南某进士致书湖南籍（楚产）的给事中（官名，别称“给谏”）冯锡仁，其人将形诸奏章弹劾，情况“似多不符”实际，当是谣传。指出芜湖“为霆军（原湘军所属）及长江水师散处，必系楚人播谣”，希望经方“留意消弭”，说“世事纷乱”，不要因此为他们借口指摘。这是不是也能反映湘、淮间的矛盾余波？

李鸿章信中还特别告诫经方，不要触犯前赴南京（宁）的刚毅（字子良）。此人是满旗大员，时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是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此番受朝廷之命南下，并不仅仅是去南京，而是“赴江南、广东诸省查办案件”。李鸿章信中所谓“交查事件不少”，诚为不虚，对经方告诫也是有的放矢，在谣言涉己的情况下，触犯了此人岂不更是惹火烧身？刚毅此行还有一件很实际的兼差，就是“督办税务”、聚敛钱财以改善朝廷财政，他借机对相关各省大肆搜刮，引得舆论哗然，有“搜刮大王”之讥。李鸿章信中所言“仲良稍作迟回，且看上意如何”，仲良即原四川总督刘秉璋（字仲良），到这时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已快两年，朝廷不知怎么又想起用他了，上月间电谕安徽巡抚邓华熙，令刘秉璋“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刘氏则以患病为由似未赴京，李鸿章信中的“稍作迟回”，意思当是晚些时候再作“回奏”吧？这样级别的前革之员起用了通常还是督抚大员，李鸿章的“今日疆吏不易为”之语即当由此而发。信尾“二女喜事约在何时”，问的是已与庐江潘氏订婚的经方二女儿国华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