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了！这是读到此信的第一感觉。当然，事情发生于李鸿章写此信二十多天前的八月初六日（9月21日）。这天，原已“归政”的慈禧太后，突然又走到前台宣布“训政”，清朝这个家又是她当了。实际上，家一直是她当，只不过有一阵子她是在幕后隐然观变，看着在前台表演的“皇儿”的一招一式；一旦在她眼里觉得过头了、出圈了，她就起步跨到前台叫一声“停”，后面的戏份该她的了。于是，天就霎时变了。“维新皇帝”不只是“靠边站”，而且成了“瀛台囚”。“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有的“人犯”未被处死而遭发配，康有为、梁启超等侥幸逃亡者则成了密网捉拿的“钦犯”。

李鸿章此信中所说“太后临朝，诛、遣十数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就反映了“戊戌政变”后的形势。从口吻上可揣知，“又成守旧世界”并不是李鸿章所希望的。而无论如何，形势既变，下边的官员自然要忙不迭地转向迎合。李鸿章信中就说到“庐守圆通，揣摩风气，改创归并之说将作罢论”。“庐守”就是庐州知府，李鸿章家乡的这个“父母官”，原先不是挺积极地与李鸿章商酌筹办新学堂的事情吗？现在“随机应变”地急刹车了，可见其人的“圆通”水平不低。要说，在新政复旧的各事项中，“文教”方面是留活口最大的，信中所说“学堂虽未废罢，听官民自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京师大学堂不就保留了吗？通常被视为政变后维新成就的仅存硕果。但即使有活口，对“圆通”的官员们来说也怕因办新学堂担上“新派”之嫌，对这类事情遂就顺势撒手了。“庐守”就是这样。本来就似乎不愿牵缠此事的李经方他们，这下自可心安理得地“置身局外”了。

政变后，本属朝内大员的张荫桓，因其与维新“逆党”的瓜葛，再加本来就被太后厌恶，这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罪犯”，虽说在外国干涉下（他曾出使外洋关联多国）这时未被处死，但得发配边地新疆。他也不管前边是否有过节了，窘惶之下写信向李鸿章求救，失时落势的李氏也没有办法，遂有“樵野（张荫桓）暮龄（已六十有二）远戍，书来乞怜，亦殊可悯”之言，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李鸿章信中还述及，“因朝局纷更，人心不定”，各国驻华使馆各调小股军队前来保卫。这当然更会增加京城的惶恐气氛，庆亲王奕劻（庆邸）沿门恳请人家撤掉军队，当一定是做出保证各使馆安全的承诺吧？可人家还是拒不答应，李鸿章因而感叹“时事可知”。他倒乐得自我逍遥，说“趁此偷闲静避，诸孙绕膝，含饴为乐”，打算等过了慈禧太后寿辰（十月初十），便相机申请长假。至于朝政嘛，说有庆亲王奕劻（庆邸）和荣禄（时为大学士，故称“荣相”）左右辅助，“或者苟延残喘耳”。信中又顺便告诉经方，与他相识相得的意大利（义大里）新任驻华公使马迪诺，乘赴上海公干的机会，约其相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