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正值“百日维新”方兴未艾之际。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变法的。从中可以体察，李鸿章对维新变法并未显出反对和疑惧的情绪，之于“朝廷锐意振兴”似乎还隐然有赞赏意味。对康有为、梁启超辈“怂恿”皇帝变法也无恶语诋毁，所说“因循衰惫者”的“敷衍门面”，并不是指维新党人，而显然是指守旧无能的官员。所谓“法非人不行”，意思是再好的法没有合适的执行人也不可以，看法自然是对的。

信中所说随信附寄由总理衙门所上的“大学堂章程”，当是指《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它可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是由梁启超起草拟定，与信中说到的相关情况相符。请梁启超代拟的樵野就是张荫桓（字樵野）；而针对“内有不可行”内容而“拟稍变通”的燮臣，即孙家鼐（字燮臣），时以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受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李鸿章信中“恐办不好”的担心，并非对大学堂和相关章程本身的否定，当还是就有无合适主理人才的问题而言。他对皇帝颁诏罢废科举考试的“八股八韵”而“改试时务、策论”，也是愿意适应的。这从信中“学生除读经史外，宜更习他端”的话语，就能看得出来。信中还说到，日前晤见家乡庐州的知府（“守”即太守，知府的别称），其人表示回任后应将庐阳书院改作学堂，担心经费不足，而李鸿章特别忧虑的则是“经理不得人”。显然，李氏并不反对以旧改新。

信里还说到，张荫桓“被言路重劾，几遭不测之祸”，事情现虽稍微缓解，恐怕他难久于其位。随后的事实表明，岂止是一个“难久于其位”的问题，政变发生后张荫桓便被逮治并准备处死，是在外国的干预下才暂时保住了脑袋，被流放新疆，及至庚子事变中终被慈禧下令处死。官场风险莫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