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所说“樵野赴英”，是指张荫桓（字樵野）受命赴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庆典（此后他又去了法、德、俄、美等国）。李鸿章听到经方推荐经翊随张荫桓赴英，说这“不过随众看热闹，殊觉无谓”。又说已嫌张氏“带人多不中用”，并回顾到自己上年出访欧美，“亦嫌随从过多，惹人讥笑”的事情。显然，这时他对出使携带过多闲散人员不以为然。至于上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的那次出访，是他在因甲午战争之败被追责处分的失意期内，所经历的一件颇为“风光”的事情。那次行程的契机是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实际最为要害之事是暗中签订《中俄密约》），而欧美诸多国家从自己的外交利益出发也趁机竞相邀约，遂有了李鸿章此番“周游世界”的历程。期间欧美国家起码在场面上显出对他的特殊“重视”和“礼待”，而他自己也得以亲眼目睹了外域世界，实地领略而更由衷惊羡其物质文明的发达。至于对人家较之清王朝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一更根本的优胜方面，他虽仍缺乏应有关注和深刻认识，但毕竟也有所亲身体察。总之，那番游历对他来说是一生仅有也自会刻骨铭心的事情。当然，这时他对经方之于经翊随员身份的推荐，并未表现出什么兴趣。

信中所说“送礼物请觐”的吴克托（又译乌赫托姆斯基），是俄国人，俄华道胜银行董事长，李鸿章上年赴俄时，曾受派在途中迎接，其间自然也就有了交往，而李经方当时作为随访成员，与其人当然也就结识。从李鸿章此信中，可知他这时来到中国，要经方到上海会晤，故信中说其人“尚属念旧”。又言及上海道员对其人“极意逢迎”。而所说“亦预备供张”的夔帅，则是指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字夔石，故有“夔帅”之称）。鉴于“都中客舍本稀，与外人居止不便”的条件限制，信中说已与俄国署理驻华公使巴布罗夫（“巴署使”）商定，欲“借喀希呢住房”供宿。喀希呢通常译作喀西尼，前任俄国驻华公使，其时回国有另职的谋求，使馆中其原居当是空出，故李鸿章想到这一安排，并有其人可否接替喀西尼职事的猜测（事实上未能）。信中所说“已将千里镜九具寄到”的穆意索，是法国人，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多年，上年曾作为“洋顾问”之一随李鸿章出访。出访回后李氏入总理衙门供职，此信中他言及自己“日进总署办事，尚无甚棘手处”的情况。

家事方面，除言及经榘（昭庆子）“拟将城内市房让与享堂”外，主要说到刘维贤、刘升的相关事情。刘升是李门的“老管家”了，刘维贤是他的儿子，看来也介入李氏老家的管务，从此信中所言及的租钱、银、米和房屋修缮之事即可看出，李鸿章对其收支报账有怀疑的意思。如果说此信中仅是迹象初露，那么由后录相关信中更可见知矛盾的激化、事情的发展。此信中还说到吴保初赶来告诉，其“嫁与仲良第三子”的妹妹被婆家凶暴地凌辱致死。李鸿章在感叹“骇人听闻”的同时，并有“仲良岂亦纵容陵（凌）虐”的怀疑。仲良是时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璋（字仲良），也是李鸿章的亲家（经方亡妻父亲）；吴保初则是安徽庐江人氏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儿子，他这时不过二十八九岁，其妹当然就更年轻了，在高官豪门之户被家暴致死，当时能有靠“王法”来主持公道的一点希望吗？此事尽管不涉李家，但毕竟是其亲家人等所为，李鸿章恐怕也只是有“气不忿”的一点表示而已。

[1] 此信原以《致李经方》为题，载“新全集”第35册第501—502页，时间标为“光绪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年份当误。理由：1、信中所言“樵野赴英”即张荫桓出使英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夏之际（派遣上谕于该年二月初三日发布）。2、写信人李鸿章说自己“日进总署办事”，当是在其总理衙门大臣职任期间，他是在解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段时间，并且在出访欧美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被安排此职，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离任。而光绪二十三年正在其职，联系上条张荫桓使英事，自可确定此信是在这年，故改定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