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辑录到的李鸿章写明致信对象为女婿（连同女儿）的第一封信，所以这里先对其女婿张佩纶的简况特别是被纳婿的事情予以集中交代。张佩纶为直隶丰润籍，进士、翰林出身，著名“清流”党人。清流党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言”，评议朝政，揭露时弊，弹劾大臣，锋芒毕露。对张佩纶而言，这使得他扬名，也使得他坏事。中法战争当中，他极力主战，夸夸其谈。慈禧太后来个令“书生典戎”，顺水推舟地将他派至福建前线会办海疆事务，看似给了他实践“大言”的舞台。但对这个书生而言，“说”和“做”完全是两码事儿，结果到了那里表现得一塌糊涂，马尾之战一败涂地。尽管这不能归咎其一个人，但他还是为此落得“遣戍”也就是被充军流放的治罪。在其服刑回来后，很快就被李鸿章招为女婿，这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十月间。奇不奇怪？

奇怪之处不光是张佩纶的罪徒身份，还有他的岁数和婚史。这年他已四十出头，而且有过两次婚史，留下两个儿子（皆原配夫人朱氏所生）。而这时李鸿章的未婚女儿经璹（菊耦，同治五年即1866年生）芳龄二十有三，虽在当时已算“大龄”之女，但比张佩纶毕竟小了十八岁啊，且是要给人家做“填房”，当前房孩子们的妈妈。要说财产嘛，照李鸿章所言，当时张氏在老家“无一椽之屋、半顷之田”，是个“穷光蛋”。所以这桩婚姻成了一时笑谈，颇遭人奚落。当是忌恨者的恶作剧吧，竟编出这样一副笑骂之联：“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上联不用解释，下联中的“西席”，是馆师或幕客的代称，而张佩纶有过在李鸿章幕府的经历；“东床”即指女婿。这也真是有才人方能编得出来的，够糟践人的了。

李鸿章招此女婿，不但没有能沾上什么光，还被连累。女婿女儿婚后随住在李鸿章衙署，及至甲午战争期间，有言官揪住革员张佩纶与李鸿章同住“干预公事”而上疏弹劾，遂有“驱令回籍”的上谕。李鸿章为此专门上奏剖辩，说张佩纶“绝不干预公事”，并剖白，凭自己的身份地位，“何难求一快婿”？张佩纶与自己女儿“年齿相悬”，“已不谐于俗见”，况且张氏又为“军台释回之废员”，而之所以招他，就是因为“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品行上无亏缺，总之是说取他的人品可嘉。当然，实际更看上的当还是他的文才。还有，当年曾短时膺任安徽按察使的张印塘即张佩纶父亲，与李鸿章父子协同对抗过太平军，这种“战友之谊”的情愫，自也会往张佩纶身上转移。不过，此次上奏中李鸿章并没有提及这个。而无论如何，朝廷并不买账，上谕有“何得再为剖辩”的责斥，仍不准张佩纶“在该衙署中居住”。这样，他们夫妇只得离开。李鸿章写这封信时，他们是居于南京（并非张氏原籍）。

好了，转入对李鸿章此信的具体释读。李鸿章这时在总理衙门任职，就此有云，“今日时局，译署兼政府（指总理衙门）亦算冷官”，自己“乐道浮光掠影，毫不用心”。似乎也是在消极应付，但联系下文，实际还是靠他办事，说自己“若停数日不到署，应画稿件、应发文电，无人过问”。对共事的其他人员以及相关地方大员，信中也有评议，所说“依违其间”的“翁”，是指翁同龢；“迂腐更甚”的“李”，是指李鸿藻；为李所保护而不能干事的“鹿、边，李、赵”，似分别指时为四川总督的鹿传霖、闽浙总督边宝泉、山东巡抚李秉衡、江苏巡抚赵舒翘。信中对女婿、女儿来函中所持“人才、国计无足自强”之说，认定实在是确切的评论，并指出“各国外部皆一人主持，中国八九辈多不办事”的优劣差异。所说“即在总署出身”而“亦颓唐袖手”的吴蕙吟，是安徽休宁人氏吴廷芬（字蕙吟），他以前曾在总理衙门做过多年章京（秘书类职事），时以吏部右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所说日前分别推荐崇礼、许应骙进入总理衙门的恭、李，是指恭亲王奕??和李鸿藻。

信中又说到新来之人的不堪情状，所谓“不知洋务为何事”，只为收取“炭资”云云。所谓“炭资”为“别敬”（旧时贿赂的讳称）的一种，指地方官员冬季赠送京官的钱财。所说“在此当杂差”的张荫桓（字樵野），“今出使更无应差者”，实际此人也是总理衙门大臣，所谓“当杂差”，表明一是在该衙门中的实际地位不高，再是多办理具体事务。就后者而言，得有这方面的业务能力作保障。信中还特别说到这么一事：不常见面“数月一晤”的李鸿藻（以籍地称之为“高阳”），日前见面时说佩伦（“蒉”代蒉斋）连封信也不通，是“与我绝交”了，李鸿章听了“笑应之而已”。当是李鸿藻以责怪的口吻表面上套套近乎，显示自己的人情味儿，李鸿章不好具体应答，实际也觉得无所谓，认为拉近乎也不能有利于改变女婿的际遇。

关于家事，信中所说“文采可观，性情欠厚”的“沦儿”，“沦”字疑当为“沧”。这是张佩纶与亡妻朱氏所生儿子。针对上言其长短，嘱佩纶夫妇对他的劝勉改善“不可太严”。下文中所说“丰肥长大”的传孙，当是经璹所生，李鸿章信中嘱咐了善养事宜。可惜此儿未能长成，此后数月便告夭折。顺便交代，次年其夫妇又生子志沂，便是文名颇著的才女张爱玲之父，李鸿章则是这位才女的外曾祖父也就是“老姥爷”。信中又就在京购宅之事说，原拟购的六额驸房宅本是匆忙起意，因现不急用已辞却；“索价六万”的“英宅”，即曾为大学士的英桂（字香岩）的宅院，在前录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就言及议购，鉴于价格昂贵，此信中说“容徐图之”，看来是颇为中意，长久不忍放手。

信中又言及经述、其子国杰等人的情况和安排预想。特别是说到经迈“无举业师，伊亦懒作时文”的情况时，一方面显露“吾家科甲恐遂中断”的失望和悲凉情绪；一方面又有“处今时势，科甲实无用处”的判言。针对还有人料想他将会做乡、会试考官的事情，说这“不其傎耶”！“傎”，这里是荒唐、荒谬的意思。这么说来，李鸿章是非常不屑于此了。可有笔记材料说，曾有一个来访的同年在谈话中自夸其文，李鸿章讥笑人家“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对方以“翰林宰相不得文差（指做考官掌文衡）亦可羞”反唇相讥，李鸿章竟当即大怒，“以手杖击之”，这不是又挺在乎吗？李鸿章信中还拒绝了张佩纶夫妇要他作红纸联幅以传后代之请，说自己已经“十年不写联幅”，他们夫妇“未免积结习不化”。这不知是说明其心态消极呢，还是达观？反正从信的最后说到的其身体状况看，是大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