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所说“月杪接长至日手书”，当是说十一月底接冬至日的亲笔信。“长至”，指夏至或冬至，这里当然不是指夏至，查知这年冬至是在十一月十七日。据信中言，从来人口中问知了他们夫妇特别是女儿的情况，感到稍稍欣慰。“沧外孙嘉礼已成膝前昙花一现”句中，这个“沧外孙”，并非经璹的亲生子，而是丈夫与已逝的第一个前妻朱氏（朱学勤之女）的亲子，名志沧。当是他前不久刚举办婚礼，所以信中有“或早抱孙，借娱岑寂”之言，而从“毋常郁郁”的劝慰语，可知经璹的心绪时常不佳。信中又与女儿谈及诗作方面的事情，并因知其“近读蒙庄”，有“必当得大解脱”的期盼和安慰。所谓“蒙庄”，即指庄子，因为他是“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故有此称，当然这里是指其所留文篇。信中又告诉所知经述的行动安排，特别是自身情况。可知李鸿章此际基本是闭门在家少客来，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时的场面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其身体，由信中言及的状况，可见已是老态明显了。

所说“日本商约”的情况，题注文字中已略有述及。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届时此约之签是在北京，日方代表是其驻华公使林董，清朝代表则是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而不是李鸿章了，当时他正在出访西洋，再说也没有了这个“资格”。对该约的“磋磨”及相关“时事”处置，信中有“朝廷不问，总署亦不问”的说法。鉴此，此老“妄改韩诗”，有句作“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推诿”。查知这是由韩愈《石鼓歌》一诗中的“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句改来。原句意思是朝中的大官们老于世故，岂肯因感动激发有效做事，只是没有主见地犹豫拖延而已。李鸿章信中只将“媕娿”改作“推诿”，所责就不只是有无主见的问题，而更有不敢担当、故意推卸责任的特指。所谓“蒉斋固灼知其隐”，蒉斋是指女婿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蒉斋），他与经璹这宗姻缘的情况，在下录信的释读文字中再述，这里只是说明，其人为进士、翰林出身，文才颇高，对岳父的诗句所本及改动用意，他自然会一清二楚。李鸿章的确是有的放矢，因为诗句所指摘的现象，不符他向来的做事风格，甚至可以说为其深恶痛绝。

从信中“约事就绪，拟步额、张后尘”的话，可知李鸿章这时也并非真的完全“赋闲”，当还参与约事的“磋磨”，因为他此时还奉有“入阁办事”的授命，并且仍有着文华殿大学士的高衔。不过，较比声名权势显赫的鼎盛之时，这时已是明显趋于消沉，所谓“拟步额、张后尘”，额、张当指曾同为大学士的额勒和布（满洲镶蓝旗人）、张之万，他俩已于去年退出政坛，李鸿章表示也想效法他俩，只是又说未知慈禧太后和皇上能放归与否，终归还是要听命的。至于“岘庄回任”所指，题注中业已涉及。

[1] 此信原以《致李经璹》为题，载于“新全集”第36册第58页，时间标为“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年份当误。理由：1、从信中可知当时李鸿章是在京处“赋闲”状态，而光绪二十年时他还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不是这种情况。2、信中所说“磋磨需时”的“日本商约”，当指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96年7月21日）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这是根据前签《马关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另行议签的一个专项条约，光绪二十一年岁尾正在“磋磨”当中。3、信中所说“岘庄回任”，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间的事，原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刘坤一（字岘庄），光绪二十年十二月间被授钦差大臣赴前敌指挥与日军作战（两江总督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暂署），结果一败涂地，于上述时间回任。综合看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当与此信内容相符，故改定为此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