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中所说“朝鲜各国会处，又其臣下树党”，是指该国一方面处于各国交相竞争的焦点，一方面其臣工当中派别分立。也正因为这种复杂情况，所以“时有谣言”，李鸿章要经方听到“自应电告”。至于信中所说经日本外相（外务大臣）榎本武洋及李仙得（或作“李善德”）的“再三剖辨，自可释然”，这不知具体何指，当是关乎朝、日之事。信中又为经方提醒，“李仙得向非安分”，举出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随副岛种臣“来津换约”时的行径为证。又言及其人到朝鲜襄助内政外交后，驻朝的袁世凯（字慰庭）时刻提防，而自己和总理衙门也常“伺察其动静”的情形。说现在他的自陈函件，谅无虚伪，这或许是鉴于中国、朝鲜“近稍自强”，不便施其“狡狯伎俩”了吧，而“其人实不平正”。信中所说与日本大阪制铜会社“订借合同”的金嘉缜，也属朝鲜的“开化党”人，而“觅稿（当指该合同稿）抄寄”给李鸿章的唐绍仪，为广东香山人氏，时任清朝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鉴于他抄来的合同文字与经方的来稿相同，判断此外当“并无借款关税作押之事”，但仍要经方“随时探查”。

信中又说到榎本武洋筹议在朝鲜境内修接铁路的事情，鉴于美商未必肯费此巨款，日本则或亦无此力的情况，估计朝鲜王廷“必难允遵”。又说到本国议造关东铁路的困难之情。所说对此事“意颇怯卸”的裕寿山，即满旗大员裕禄（字寿山），时为盛京将军，奉天境内的线路，在其辖区之内，此人态度如此畏难、消极，事情自更不易办。信中又言及由沈阳东边连通朝鲜义州、平壤的线路之议，说这样较原拟路线要长两三倍，“为费更多，愿大难偿，只可姑存其说耳”。李鸿章是料及当时实难办到。信中又言及在朝鲜平壤之铁岛地方开埠之事，说“华、洋商皆所欣愿”，要经方待“日廷定议，即行电知”。

关于家事，信中告知张媳带掌孙女于三月初一起程，赴京出嫁，而“尚属可观”的嫁妆是由鸿章夫人“摒凑齐整”的。特别说到，作为亲姥爷的刘秉璋（字仲良）为“添箱二千金”，系由其侄子刘献夫专人代送，要经方与之通信时道谢。为外孙女陪嫁两千两银子，可得是富家姥爷才能“慷慨”得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