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所说“满德”，是德国信义洋行商人，涉入对华借款竞争之局。李鸿章告知经方，其人“前带各件早经收到寄阅”，内容当还是涉及款事的。所说“随员难回国应乡、会试，不必拟资（计划资金）一片”，应是李经方拟行出奏的，李鸿章估计“当可照准”。信中还议及“武职随员”事情，这当也是经方奏片及给父亲信中要求添置的，李鸿章答复说，“各国皆有其人，日本亦可援派”，只是用度应由出使经费内支销。

似乎经方件中有从北洋海军经费中列支此项的要求，李鸿章信中告知这不合章程规定，况且海军经费“入不敷支”，故不能如此。不过，他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既由北洋派人，即请由我处核定薪水、公费，咨行总署、使馆，似亦可行”。具体举出了“朝鲜驻扎委员”的类同事例。把事情揽在北洋局内，完全在李鸿章的权限范围，当然就好办多了。并且也可以看出，北洋的经费当是相对充裕且比较灵活的。当然，也不能没有章法，李鸿章信中就交代，“惟此事如果准奏，日本用度及游历公费亦须酌中核计”云云，告明所派人员的安家、川资费用，“须比照随员之例”，要经方核算出数额详细禀明，说“或此片交总署议复，亦须详细估报，以便核定”。可以看出，经方是把拟奏的折片文稿，来让父亲过目把关，李鸿章就此提出意见，将原片发还，嘱咐“仍妥酌具奏”。

李鸿章信里所说“去冬所生之孙殇逝”，当是指经方家生的男孩。所说“病似未愈”的六婶，即指经方的生母郭氏，因经方过继给李鸿章为子，对他的生母也只好以“六婶”相称了。看来她的病中医治而不愈，故李鸿章信中询问经方“何不劝就沪上女洋医诊治”，说是“华医于妇科多隔膜耳”。可见，李鸿章对洋医还是比较相信的，对中医的局限性也有认识，与当时只信中医而排斥西医的人物不同，这与他热衷洋务、思想开化自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