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主要为经方驻日随员人选事。对所拟随员名单，指示要在“可胜理事”“操守可靠”者中间酌派。其中有个叫孙点的人，即将卸任的驻日公使黎庶昌（字莼斋）说他“浮夸，似文士之流，非办事之才”。而李鸿章认为，“日本朝廷虽轻汉学，而在下尚多好诗古文词”，孙点这样的人，在这方面或亦有可资应酬的专长。而“当道所荐”，不过是想混保举之流，未必能够倚赖。还有通过李鸿章夫人转荐的人员，想必是不好驳面子吧，此信中告诉经方，“如人满，或亦派兼充文报”。针对应此等差事者为获取保举的情况，李鸿章告诉经方，自己历办文报人员的保举之案，“似仅西洋，而无东洋”，叫他一定查明档案，看有否驻日本的文报人员得保，说即使有也“断不能多”。又告明，京外有求自己荐派的，全都拒绝了，将来若有实在没法推辞而真又可用的人员再说，总之有个底线，是“满额而止，不可逾额”。

看来，驻外公使对随员的选择安排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不是绝对由官方指定。这也倒是，有一个投缘与否和能否适合实际工作需要的问题，要不，怎能得心应手？此等差事这时似乎已成谋求的热门，再不像当年郭嵩焘最早出任驻外公使时那样的轻侮、抵制氛围了。算来，由彼到此，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思想开化，时代激**，大势所趋，无人可挡。

信中所说“春间作古（去世）”的大梁掌教仓少坪，是在河南省城开封的大梁书院掌教的仓少愉，他为河南中牟人，道光进士，榜名及随后为官的名字作仓少恬，官至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晚年以教席为业。其人年长，故李鸿章信中以“丈”尊称。当是在他卒后有人欲谋其原任教席，信中所说方坤吾即方连轸（字坤吾，同治进士，曾供职刑部，又任安庆知府）似与此有关，并有托于李鸿章父子。此信中说该席“恐已请人”，方氏“俟见裕抚时商及”，“裕抚”指时任河南巡抚的满人裕宽。信中所说“成子鹤事今日出奏”，成子鹤即指成孚。这时李鸿章为他出奏的文字可以查见，其中说据成孚呈称，他目击畿辅**雨奇灾，“义难坐视。现经折变物产，集银五千两，以备赈需”，考虑到受恩深重，不敢仰邀奖赏。这当然是惯例性套话，其真实目的当然就是为了邀奖，不过是借助他人出奏请求而已。李鸿章在奏片中，请示朝廷可否按前有惯例，“将候补按察使觉罗成孚开复头品顶戴”，朱批允准。可见，这完全与李鸿章的前议方案相符。

信中还说到陈季同在海外联系的借款之事，据其人电，又涉似须“教会银行奉准”后再议的新麻烦。这自然又得迁延时间，为此，信中告知经方如何向庆郡王奕劻（庆邸）陈说，又询问国书、敕书的确定成期。李鸿章信中还嘱经方，出京前须往恭亲王奕??（恭邸）处拜谒一次。最后则说到醇亲王奕譞（醇邸）“病情反复，可虑之至”，所谓“尔恐见不着了”之语，当然可作因其病中不宜见客的意思来释，但也颇带预示这位王爷噩耗的谶语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