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所说“二十五日得电报，阖家欣忭”。令其全家如此高兴的，是因有了经方被任命为驻日公使的确定消息。按信中所说，此职“向系道员”，就此而言，经方本有这个条件，不外常规，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似不足异”）。但在李鸿章看来，其实不然，说适才见到日本驻津领事，人家告诉，因为昔年伊藤博文来津议事与自己建立起“最称莫逆”的关系，对方回国后曾屡请自己赴日游历，“暗寓报聘之意”，而自己因“年老事烦，未克分身”，现在日本政府是视作经方代父出行，“必格外优待”。李鸿章竟这样得意，是不是太有些自作多情了？但话又说回来，五年前他在天津与所谓日本“宰相”伊藤博文晤谈，领教了这位小他十八岁的东洋政治家的不凡，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老辣”自然也会印象颇深，可以说两人当很有些英雄相惜之感。然而，各自效力国家的政治环境迥异，那年自华回国不久伊藤博文就出任首相，主政日本，仿欧改革大有用武之地，而李鸿章仍脱不开皇权帝制的镣铐，跳不出“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手心。中日的差距更迅速拉大，待不数年后两人在日本马关谈判桌前再度对面的时候，双方胜败荣辱的落差更是何等悬殊，李鸿章心头会是怎样的无奈和凄凉！在给经方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自然还不会有那一幕的预料，甚至透露出对双方“睦邻友好”的几分幻想。

当然，李鸿章对经方履职的并非轻易也有估计，信中交代了与日本交涉的“三大难事”，其大意：一是琉球问题。此地为日本并吞，中方“猜恨未释”，而终究没有妥结的办法。二是朝鲜问题。日本诱胁该国立约，称为“自主独立之邦”，否认其为华属国（中国与朝鲜原为“宗藩关系”），“并唆美人扛帮，阴谋诡谲，刻刻须防”。三是商约问题。中日最初之约不准日商进长江各口及内地贸易，日方屡求修改，总理衙门“曾允通融”而未经改定，今必为此饶舌。对这后一项，李鸿章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尚可相机辨正”。而前两项，说是琉球之事没有办法；朝鲜之事“关系重大，防其（指日本）与俄勾结瓜分”。这也等于在经方赴任之前，就为他届时履职作了一个梗概性预案。

李鸿章信中所说“至荐人之多，早所深悉”，当不仅仅针对经方随员而言，但也显然包括在内。故下文解释，按海军衙门“会奏新章，尚须派随员，恐难推辞”，不过又说“少一个好一个”，而对“前任熟手，亦不能不酌留一二”，这样所谓“挤来挤去，殊费踌躇”。看来，这事儿还挺让李鸿章为难的。从信中相关话语，可知他们父子对拿到“国书、敕命”都颇着急，切盼早获。当时清朝的“国书”，是朝廷由所派遣公使递交出驻国元首的国家文书，经过这道程序公使即可在该国正式履职，这已颇合现代外交的相关规范；而“敕命”，后录相关信中或曰“敕书”，是朝廷对臣工的谕令、告诫性文书，这里当然是指专给所新派驻日公使李经方的。待他接到国书和敕书后，便意味着即要成行了。但因为要经过“内阁展转用宝（印章）”等繁复程序，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到。

由李鸿章此信中还可知道，经方谢恩折的稿子，是由父亲这里拟出；再就是经方既获外交官的任命，已做从原住处移居总理衙门的安排。信中还特别嘱咐经方，获此任后各处应酬，“称谓宜不卑不亢”。这一点对于外交官来说，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人格”，更是“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