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信开头的“再”字可知，这仅是全信的后半部分或后附部分，但有相对完整的文意表达，予以录载。

信中“闻有谢恩折，系谢兼署抚篆，抑谢畲侄馆选”句，“兼署抚篆”，是说哥哥由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查知朝命是在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七日发布；“畲侄馆选”，是说经畲侄儿（李瀚章子）本年春闱中进士，又被选拔为庶吉士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李鸿章听说哥哥有谢恩折，询问是为何事。无论如何，经畲的此番科名之得，是李家“经”字辈在举业上，继十年前经世之后的又一同等“重量级”硕果。

信里述及天津大雨河溃发生严重水灾而致大饥荒事，所谓“洼区庐舍禾稼，概付波臣，民人纷投陆地，来津就食者，奚翅（何止）数万，津中几无干土，仅就城墙搭棚，散给馍粥，苦不堪言”，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情景！“父老传言，百余年所未有”，竟是百年不遇的大灾！不仅天津，北京也是如此，“闭两门御水，无屋不塌漏，大内养心殿亦然”。连皇宫建筑都有“塌漏”，民房何堪？所谓“万寿圣节”赶上这样的奇灾，当然会使皇家扫兴。如此灾情之下，自急需办理赈济，李鸿章告诉哥哥他眼下的筹策和举措，觉得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更须筹“今冬工、赈两项”，所需巨额资金得向“各督抚筹助”，自己为不知获应与否而备感焦灼。的确，当年国弱民穷，灾害又多又重，接连不断地需要筹赈。当然，最受苦难的是灾民群众，可辖区官员也得费心费力，所谓“荒政”之办，绝非易事。

从李鸿章此信中可知，经方在京城涉入“代借洋债”之局，因还没有头绪，急切当中未能南下。信中还告诉哥哥经畲前赴广东的预计时间。特别是说到经述“科名不遂，而子息偏多”的情况——他前不久又生了第五个儿子，取名国罴。那时不是讲究多子多福吗？李鸿章不满足的当主要还是经述在科名上不顺，他所谓“予齿去角之验也”，是说事情不能十全十美地应验。“予齿去角”是个典故，谓牛无上齿则有角，无角的动物则或有上齿，喻指事物有此缺彼，有彼缺此，难有完美。

信尾说到的芝田，是安徽人氏刘瑞芬（字芝田），淮军初兴时他就跟从李鸿章，长于洋务和外交，曾任驻英、法兼驻意、比公使，召回后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广东巡抚，李鸿章写此信前四月间，因病卸任，遂有李瀚章兼署广东巡抚之事。刘瑞芬这时是暂时逗留上海，拟随后入京。

[1] 此信（上文缺略）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4册第569—570页，时间标为“光绪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并注：“原稿无年代，以经述生子事在光绪十五年，故系于此”。年份疑误，理由：1、信中有“闻有谢恩折，系谢兼署抚篆……”句，李瀚章以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是在光绪十六年四月（1890年5月）间。2、京、津大水灾是在光绪十六年夏。至于“经述生子事”，取名“国罴”的经述第五个儿子，没有查到其出生时间，倒是查知经述四子国熊生于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二月十八日（1889年1月19日），这样，若同母，第五子不可能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初九”（此月、日信文中述明）出生，倒是迟此一年合乎情理。故将此信时间改定在“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2] “初九”当为“初七”，因前录“初八”日信中即有国罴生于“初七巳刻”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