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鸿章此信可知，经方日前已获召见，并录成召见问答节略寄给父亲，李鸿章对他的对答感到十分满意，有“慰甚”的表示。从信中“上本喜问洋务，汝所敷陈，均得体要”之语，则可知召见中光绪帝主要是问及他所感兴趣的洋务之事，而对经方的回答，李鸿章也都觉得抓住了重点，合适得体。

信中又言及受托为人办天津问津书院教席事（所谓“以问津相托”）。所说“前当翰林，爱赌博、花酒”的温棣华，与孙毓汶（字莱山、莱衫）是“人皆知之”的“至亲顽友”。孙毓汶时任军机大臣、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在与李鸿章一同应差的途次托为温氏安排问津书院教席，李鸿章说他本人没有意见，只是“此席由盐商捐办”，为长芦盐运使额勒精额（“额运司”，其人字裕如，故信文中有“额裕”之称）所主，而这个人太过拘板，得容时间与之商酌，所以当时并未允定。看来，与额勒精额商量，其人是没有答应，所以李鸿章对他说，如实在不行，现任李慈铭（字莼客）尚未辞该院教席，应从缓议。李鸿章在信中又告诉经方，如额运司不肯送聘书（所谓“关书”），自己也没有办法。想来，李鸿章对温棣华印象不佳，对此事未必真用心尽力去办，再则，也是遇上了额勒精额这样较真的人，他恐怕不仅是“拘板”的问题，当也有几分“持正”在内，所以李鸿章也不好说什么。额勒精额到这年末，便升为广东按察使。至于在问津书院教席的李慈铭，是个很有特点的名士，五十岁出头才中进士，做了级别不高的京官，而更执着于文业，留下有名的《越缦堂日记》。此人以持正耿介自视，善骂人骂世，而对李鸿章则少有微词，或说与有此期兼职问津书院教席并拿高薪（自还另有官职俸禄）的经历不无关系，是得过李氏的关照。

李鸿章此信中又言及由在海外的陈季同联系借贷洋款的事，按陈氏提供的消息，似乎事有转机，又透出一丝希望。这当然是让李鸿章高兴的，不过他也有“周折必多”的估计，做了“略拟准驳”也就是讨价还价的准备。并在信中告知经方，到时由他将相关方案送奕劻（庆邸）转呈奕譞（醇邸）核复。信中又说到，奕劻想让经方到海军衙门参与商定借款合同，而“恩保廷等此次未必有欲念”，意思是说恩氏他们未必想介入此事。恩保廷当指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恩佑（字保廷），此人在海军衙门最初创办时即与其有关联，由《清实录》中查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间，有因其人“创办海军事务衙门出力”而赏尚书衔的上谕。眼下恩佑等不想介入借款合同的事情，李鸿章建议经方，如果奕劻他们“必令往商，只可从权遵办”，但又强调，合同事“仍要往复辩论，未便先行具奏，致有窒碍”，要经方一定要把这层意思向奕劻他们禀明。说是“若以奏明在先，可陈大略，亦须斟酌，圆活其词，究不如缓奏为妥”。显出李鸿章遇事注意不操之过急，从慎斟酌，留有活步，可谓既稳健而又圆滑、老辣，当然这也是由多年的经验教训造就。

关于家事，信中告诉经方，“大伯（瀚章）与我电商，遵五叔（凤章）遗嘱，经翊添继为嗣”，自己是觉得“甚妥”。需要说明，作为凤章长子的经藩并非亲生，是因凤章生子早夭，过继了堂兄章启第四子经藩。而此时业已去世的凤章，又留下再过继经翊的遗嘱。经翊为昭庆第四子，这时23岁，小经藩6岁。要说，经藩过继入门孝顺恭敬，为人纯正朴实，颇得凤章夫妇（夫人时为继配邓氏）喜欢，不知此番再过继一子的用意何在，是为日后增多子嗣添加保险系数？无论如何，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办理凤章丧事。李鸿章信中言及，“藩侄长厚，翊亦年轻，皆不足勾当家事”，听说经世、经邦（皆蕴章子）和经楚（瀚章子）诸侄到了芜湖，昨电告李凤苞（字丹崖）“令其暂代主持一切”，而嘱咐经方待回到皖省后“自须就近照料”。这会儿，经方和经畲仍在京城，李鸿章再次嘱咐他们因五叔去世要注意的事情。还特别言及，醇亲王奕譞自言不便见生客，“畲往谒，礼也，似不必再往”。看来，经畲是“往谒”过一次而未获接见，李鸿章觉得礼数已经尽到，就不必再去非求见不可了。信中还说到张之万（青翁）议亲的事情，前录相关信中也曾涉及，是有多次议及，且对象也有出入，这次是经方四女与张之万次孙，李鸿章对经方说“年庚相合，似可允之。汝母亦无异词”，是要积极促成这门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