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与前录一信同日而不同“时”，一在午前巳刻，一在申刻，相差几个小时。那有何急事竟致一日两信？从此信文字看，是前信发出后，又接经方来信，附有记录与庆郡王奕劻（庆王）见面问答之件，信的主要内容当是关于铁路借款之事，李鸿章看完急速作复。此信中所议不是卢汉铁路，而是“关东铁路”。就路事的拟议而言，前者尚未定案，后者又提上议程，且开始勘查。

李鸿章此信中即说，“关东勘路人已去，图算明白，须五月杪回津”。并将所闻知的更具体情况，像由营口至吉林、吉林至珲春的里程、地势等告知经方。至于所需经费，有“办成此路，必须二千万金以外”的估计，是按每造路一里，工料、薪费一切在内，约需银一万来测算的。按初步计划，“户部每年二百万，十年为期”，这样总共为二千万，可张之洞（香涛）“又分今年二百万开办铁矿”，这样就“只剩千八百万可指”了。问题是这不是现有保障的实款，而是要靠借贷洋债。可醇亲王奕譞的意思（所谓“邸意”），是不信需借这么多洋债。由此看来，他确是这方面的外行而没有起码的底数。李鸿章这时自然想到开诱人低息的“奥商”伦道呵，信中对经方说：“陈季同要汝电致奥商，或令奥商来华面议，汝俟定议，可径电奥商，抑电令季同转商。”可见是要让经方酌情定夺，而李鸿章自己“总疑解银远来，办不到也”，是觉得伦道呵说的，不好真正落实。他最后要经方切记的，是“银可陆续交用，路亦非咄嗟可成”。“咄嗟”者，霎时、立马之谓也。的确，关东铁路的修筑更是迁延多年、曲折重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