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经方已在英国伦敦，当为暂时在那里“应差”。此时薛福成（字叔耘）已受命为驻英、法、意、比公使，但尚未启程赴任。李鸿章信中告诉经方，其人“过津时，曾商恳留汝参赞”，自己则“仍将回复惠人之意坚辞”。“惠人”指崔国因（字惠人），安徽太平人，早年曾为李家塾师，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李鸿章写此信时已受命为驻美国兼秘鲁、西班牙公使，应该是他曾想让李经方随做参赞，李鸿章推辞，而这时则以同样的理由“坚辞”薛福成的提议。推究此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识人用人不怎么看好，从其信中所谓“彼好文学，奏带多情面浮华之士，无精通洋务者”云云，便可见知。所说“较通达，笔下好而有烟瘾，有大志”的黄公度，是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外交家和爱国诗人，此时则在外交历练的初阶。所说要“交卸”的芝田，是安徽贵池人氏刘瑞芬（字芝田），他已驻外数年，薛福成就是要接其任的。信中还告知预计薛氏启程和到任的时间（实际较此尚略晚），让经方酌情安排回国的时间和眷属等相关事情。并特别告明，“明年有闰二月，赶回会试，尚来得及，仅此一次，不得亦无悔矣”。这是要经方准备回国参加庚寅（光绪十六年）恩科会试。

信中向经方问及：“前与汇丰面订兑款，今尚未取，何也？”“汇丰”是指著名的英国汇丰银行，它自同治初年就在华开办业务。信中又告“大伯父调两广”的事情，还特别说到张之洞（香涛）调鄂，“奉旨与我会办铁路，尚未议有办法”。所谓“会办”的铁路，就是卢汉铁路。因为这时由海军衙门（海署）总理其事，所以李鸿章将该衙门关于此事的复奏随信附上让经方阅看。并告知关于修筑此路借洋款与否，朝廷内部存在歧见尚未定局。而从其信中可知，尽管如此，外国已闻风开始争逐这项对华借款，涉及奥匈帝国的金融界人员（所谓“奥商”）、英国汇丰银行，而法国则援引通过中法战争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中国所签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信文中称“法越新约”）当中，关于铁路权益方面的内容，要求清方“借款购器，照约商办”，态度尤其强横。李鸿章因此估计，该国“将来不无纠缠”。总之，事情刚刚筹议，列强已视之为必须争夺的一块肥肉。

而李鸿章鉴于“官帑无可拨，商股无可招”，觉得修筑卢汉铁路“竟无开办之日”。又联想到原先自己认同乃至主张的关于津通铁路的拟议，为“中外合力停罢”（此处的“中外”，是指“内朝”和“外省”、中央和地方，而非中国和外国），遂发出“时事尚可为乎”的感叹。并说自己“年衰力孱”，而张之洞（香涛）“志大才疏”，醇亲王奕譞（醇邸）则“又无长劲”，此事难免要“终成画饼，贻笑天下”了，并说“夏初固早见及矣”，似乎自负有这个先见之明。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修筑卢汉铁路的事是比较消极和悲观的，而在他心目中“志大才疏”的张之洞，倒是积极和乐观得多。事实是，无论多么曲折和困难，卢汉铁路（后称京汉铁路）后来终究是修成了，并且确实发挥了干路的重要作用。当然，这时还说不上。

信末李鸿章说到自己“面筋复元，惟左目渐蒙”的身体情况，所谓“面筋复元”，是针对前曾得面部歪斜之症而言。说“冬内拟仍照章回省”，所照之“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封冻时驻省城保定，开冻后移驻天津的“定例”。而事实上，他还是驻天津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