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中言及芦（卢）汉铁路之议的问题。所说此议由张之洞（号香涛）倡之，是由张氏于本年三月初上的《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引发。折中肯定铁路“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只是从轻重缓急考虑，认为所议津通（天津到京东通州）铁路并非首要和急切者，当首重“腹省干路”，而“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行经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主张先行修筑。并考虑到经费需额巨大，具体提出分段修筑和招股、劝集之法。慈禧太后就此发布懿旨，说修筑铁路之事“为自强要策，必应统筹天下全局……次第推行，本不限定津通一路，但计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而张之洞所议修筑卢汉铁路方案“尤为详尽”，令当时总理其事的海军衙门就其所奏各节“详细合议，奏明请旨”。其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十分鲜明。

李鸿章信中，不但说到对张之洞之议懿旨“大赞”，而且“枢邸”及军机大臣、王爷们也是如此，而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的醇亲王（醇邸）拟责成李鸿章督办。李则“上书告称才力不及”，提出“当分两头节节前进”，直隶境内一段由自己任之，南至汉口段（即所谓“汉口而北”）须由湖广总督负责。但是，湖广总督裕禄（字寿山）等对此不以为然。李鸿章信中说“楚督似须易人”，即是就此而言。奕譞（“邸”指其人）也这样认为，谓“解铃系铃”，调其督楚以使其“言行相顾，共济艰难”。同是据李鸿章信中说，当时正好有张之洞所派人员王承恩在天津，其“侧闻此议，惊诧失色”。事实上，在李鸿章写这封信的前两日，已有将裕禄调为盛京将军的朝命，写这封信的当日，则已有将张之洞移督湖广、两广总督之职由李瀚章接任的谕旨。看来，此番人事变动，与卢汉铁路的拟案有直接关系。而李鸿章知此消息，便马上给哥哥写了此信。至于卢汉铁路，这时仅是初步筹议而已，实际动工修筑还是迟后数年的事情。

李鸿章信中还评说了张之洞“治粤”的情况，大旨是“虽百废具举”，但“民怨沸腾”，因为兴办洋务花费太多，聚敛于民。举出的事例如“铸铜银钱局”，订购外洋铸枪炮机器，在闽厂造船，海军衙门（所谓“海署”）工款使用，以及兴办广雅书院、书局、水陆武备学堂等事。这个张之洞，确以“屠财”著称，兴办洋务敢于大计划、大手笔，不惜巨额费用。李鸿章信中又说到张之洞办理外交事务，让各国使者多有不满，以致他们常在总理衙门饶舌，因而总理衙门对张氏也“久经讨厌”，去年秋天周馥（字玉山，时已授直隶按察使）在京早闻知有酝酿其人迁职（所谓“量移”）之说。

这时张之洞“迁职”成真，李鸿章对要前去接任的哥哥说，前任“用人甚杂，薪水多优，淘汰亦正不易”。再就是遗留军需报捐有二三千万之巨，现刚开始着手清厘；又有“洋债千余万”需按年拨还，说这些还都只是“就所熟知者而言，其他琐细节目，须抵任方知”。信中又特别议说了哥哥接任粤督要注意的事情，并建议于谢恩折内附请令徐文达护理漕运总督。徐文达时任江苏淮扬海道。李鸿章还特别为哥哥顾虑“粤东司道帮手颇少”的情况，所说“已七十四岁，有体无用，条理未清”的游子岱，是湖南新化人氏游智开（字子岱），时任广东布政使且署理巡抚；“小有才，而操守难信”的王之春，为湖南清泉人氏，时为广东按察使；“两耳重听”的英运司，是指两广盐运使英启；与张之洞（香帅）龃龉的清卿，指曾任广东巡抚的吴大澂（字清卿）。信中所谓“大约各务须主帅一手操纵”，隐意是要哥哥到粤督任后能够全面包揽把持。

家事方面，信中告诉哥哥经述前不久患伤寒病，“几濒于危”，延请洋医和中医兼治，现病渐轻，“可冀复元”。关于“回避南闱”的事情，前边信中曾提到过，此信中说“又被黄子寿无事生风搅扰一场”。这个黄之寿，即黄彭年（字子寿），贵州人氏，时任江苏布政使，自与操持江南乡试的事情直接关联，看来他是曾认为漕督子侄例应回避的，而刚经礼部奏定“无庸回避”，况且，李瀚章的调补粤督之命，正好在礼部之奏奉旨（奏定）亦即李鸿章给哥哥写此信的当天下达，自然就更不存在“子侄回避”的问题了，所以这使李鸿章感到“欣忭莫可名言”。信中所说“一试便售”的滇侄，是李瀚章三子经滇，光绪元年（1875年）生，这时当是说他童试考中秀才。信中商酌留而经理家事的楚侄，是经滇的二哥，比他大八岁。所说叙侄是李昭庆的小儿子，同治六年（1867年）生。信中说黄彭年（子寿）欲“整顿场观”，要哥哥“严谕诸子侄循规蹈矩，勿少纵轶为幸”。看来这年其子侄辈是有数人要参加江南乡试。信末注明有“附蒉斋函”，蒉斋是直隶丰润人氏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蒉斋），此人这时已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也可算得“家人”了，其详细情况见后面相关录信的释读文字。

[1] 信末附“七月十三日到”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