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及下面多信，开头李鸿章对哥哥称呼“钝翁”，因为其人晚号“钝叟”；信尾李鸿章自署“仪斋”，这是他的晚号，或简署“仪”，写给晚辈的信或署“仪翁”。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哥哥正在北京。其人在湖广总督任上居职最长，母亲就随住在他的衙署，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在那里病逝（享年83岁），他和李鸿章自然都要丁忧守制。不过弟弟鸿章到第二年就应召复出任事，李瀚章则不但守制期满，并且此后仍在家数年，这时入觐在京。觐见了太后、皇帝，还要拜谒王公显贵。从李鸿章此信中可以看出，是由苗清泰带来哥哥手书告知情况。这个苗清泰，是李鸿章属下的一个小军官，按光绪十六年（1890年）末李鸿章上奏提到的，是“直隶督标后营左哨二司把总”。看似不起眼的小官，但后边录信中说到其人“与奏事太监极熟”，是个有“利用价值”的人物。

信中“庆、伯、克诸邸往拜未晤”句，“庆”当指庆郡王奕劻（当时还未晋亲王），“伯”当指伯彦纳谟诂（蒙古王爷僧格林沁长子，袭父亲王爵），“克”所指不详。下文的“礼邸”，当指礼亲王世铎，“恭、醇邸”，分别指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父亲）。这样联系起来，相关语句的大意可谓：李瀚章告诉弟弟拟拜谒的诸王爷中有的上门没有见到，礼亲王世铎告诉可以“少缓”，李鸿章则建议哥哥不要再去了，既与奕??、奕譞“晤谈甚畅”，特别是奕譞“问话均极亲切”，似乎这也就可以了。李鸿章还特别提醒哥哥，“将来出京时须答人情”。想来，这份人情可不是仨瓜俩枣可以打发的，恐得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信中所说“交卸后，正与筹议北洋水师营制章程，初旬乃可赴京”的周玉山，是安徽籍的周馥（字玉山）。其人原任津海关道，时已升任新职直隶按察使。他与李鸿章颇为投契，成为其得力助手，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其时李鸿章已去世）。信中“兰孙等昨电”云云，兰孙是直隶高阳籍的李鸿藻，他去年在礼部尚书任上，先是被派前往河南巡视河工（因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需要堵筑，故称“郑工”），继而又命他督办“郑工”（事在十二月）。此工繁难之极，困难重重，李鸿藻难有作为，在家书中有“我日坐愁城，不知作何结局”之叹。由李鸿章此信中所述相关内容，也可见知其险难情势之一二。李鸿章为此也“深为焦虑”，只有寄望老天别再下雨，以及靠所谓“朝廷福庇”，来完成河工，说是“若郑工再缓，变局难言，不独海军无扩充之望也”。之所以说会影响到海军，当是河工要挤占经费。不过，老天不雨利于河工，可要影响农业，信中所说“北省旱象颇广，闻肥乡（合肥老家）亦缺雨，秧未插齐”，这也是李鸿章所忧虑的。

信中说到“子密所托之件”，子密是浙江嘉兴人氏钱应溥（字子密），后来官至工部尚书。此时他托李鸿章所办不知何事，反正让其感到实在为难，因办不了写信解释，又先让哥哥阅看后转达，莫非与李瀚章也有瓜葛？至于信中所说“英香岩宅”，指英桂（字香岩）家的宅第。英桂官至兵部尚书、大学士而已经去世数年，昔日的这位满籍阔佬留下所谓“甚阔厂”（也就是特别宽敞吧）的宅院并不稀奇，而今李鸿章打算把它“分买”（前提是对方“分卖”）下来，这是置产计划，和顺便说到的“满侄女移居”、“五姐”抵京似乎没有多少关系。所说“徐润事容属（嘱）眉叔谆催”，亦不详具体何事，但需说明，徐润即其本名，眉叔是马建忠（字眉叔），他们都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还有，前边曾屡屡提到的潘鼎新（字琴轩），这时刚刚在老家去世。他生前曾受过处分，所以李鸿章有“前从征苦战有年，拟请开复”的打算，就是请朝廷将他生前所受的处分免除，而“照军营病故请恤”，这样自然是优待了。李鸿章与哥哥商量“晤子青或先提及”，子青是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字子青），其时在京居位大学士、军机大臣，所以李鸿章的意思是，由哥哥乘便将这件事先和此老打个招呼，做个铺垫。

[1] 此处“新全集”件中原为“庆伯克□”（□为空字符），据陈秉仁整理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载《历史文献》第十一辑）十六号信（与本处所录为同一信）中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