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到的这时的霆军，是由四川籍的湘军悍将鲍超（字春霆）招集旧部组成的。鲍超前曾辞职归乡多年，因俄国借伊犁问题对华进行武力威胁，形势紧张，鲍超重被起用，此前四月间授湖南提督，这时率军前来驻守直隶乐亭，以加强畿辅防务。鲍超以骄悍著称，其军素常纪律败坏，此番“到直后尚守规矩”，李鸿章当已有点喜出望外了吧？北方入冬，转运吃力，扎营费手，其军能做下来也算能够耐苦。信中所说“竟有前门枪四千余杆”的“鄂局”，自然还不是多年后才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起的那个著名的湖北枪炮厂，不过当也属洋务军工机构。其这些“前门枪”，看来是应了霆军急需。李鸿章说“（该枪）虽不中用，臭肉遇馋菩萨，一口吃完”，挺有意思的话，看来此老也不失幽默。尽管劣枪亦成抢手货（可见当时军队武器条件的有限），但李鸿章还是奉劝哥哥“以后少购此等枪，略备后膛枪”，以更能满足需要。在这方面，哥哥自然远不如弟弟内行和精通。

信中所说“迭次告病”的沅帅，即指曾国荃（字沅甫，故称“沅帅”）。这时他已卸任山西巡抚，受命督办京东军务，其间也有因病暂时告假的时候。李鸿章接朝廷密谕令其对相关军务“预筹兼顾”，他遂去信与曾国荃商量，想让潘鼎新（字琴轩）前往替代，而曾国荃好像又不肯放手，李鸿章给哥哥此信中有“湘人恋权利大都如是”的恶评，并述及相关营伍为饷事的争执情事。又说到廷旨飞催请假中的刘铭传（字省三）即行来京，“亦为山海关、营口替人起见”，而听说其人已“由籍起程，航海来津”。可以看出，一有紧急军情，还是离不了湘淮宿将。

这时，俄国一方面对华进行军事威胁，一方面也从外交渠道着手与清方议谈，而这时清朝的谈判代表，就是身兼驻俄公使（亦为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字劼刚）。由他的电报中，李鸿章知道了谈判的相关情况，作出“看来尚未可急切定议”的估测。他知道，无论如何订办，将来清方不免要有为数起码五六百万两的赔款，需“分派各省，分年摊缴”，遂有“杼轴空矣”，也就是说财政拮据、空无所有的感叹。从随后的事实看，曾纪泽与俄国议定签约是在次年即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间，此约是对崇厚擅自与俄方签订的《里瓦吉亚条约》（通常亦称“崇约”）的改定，通常即称“中俄改订条约”，中国在收回伊犁的前提下，又争回由“崇约”划失的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仍有划失地方），当然，依然有赔款、利于俄方的“通商”、增设领事等诸多方面的权益丧失。而总体上看，最要紧的是较“崇约”争回部分领土，应该说，曾纪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也有所收效。

李鸿章信中又议及关于琉球问题与日本的争议，并且可以看出，他还有驻日公使何如璋（字子峨），在这一问题的处置态度和意见上与总理衙门有所分歧，从信中“总署并未商明，擅自定约”，“自作自受而已”的话，便可查知。不过，所谓“擅自定约”事，若是指总理衙门就琉球之事擅与日本定约的话，似不准确，并没有这样的成约签订，充其量是总理衙门勉强表示过对日本有关议案的认可（不等于正式签约），且这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的“调处”直接相关。日本对琉球的吞并，是完全没有条约根据的单方面行为。

李鸿章信中说到，“以台湾防务紧要，密荐岑彦卿与勒少仲对调”。当时岑毓英（字彦卿）为贵州巡抚，勒方锜（字少仲）为福建巡抚，看来在李鸿章心目中，对海防之事岑毓英还较内行些。从信中可知，军机大臣沈桂芬（经笙）、闽浙总督何璟（小宋）对这样变动并不认同，但李鸿章觉得这样“于事必有实济”。并且，朝廷到底是依从了李鸿章的建议，到次年四月间就发布了二人对调的朝命。这可视为李鸿章介入朝廷重要人事任命的又一例证。其信中还说到，因直隶属境的东明黄河决口，已分别参办有关人员。而所说前曾久旱、现则漫水为灾“恐又生事”的曹、徐、宿、凤，当指山东曹州（今菏泽）、江苏徐州及安徽宿州、凤阳。

家事方面，信中告诉哥哥经述娶了朱其煊（字少桐）的三女儿，人颇灵秀，亲家送了约值万金的嫁妆，殊为吃力。试想，即使“吃力”，能办置这么高额费用的嫁妆，也非一般富户。其家为高官门第，朱其煊父亲朱凤标，曾历官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过户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五部尚书，朱其煊到光绪末年也升到山东布政使高位。李鸿章此信中，还告诉哥哥辞去了前由他推荐的馆师姚芷轩。这时李鸿章对这位前曾称道不已的馆师，看法有了大变，斥其“品行贪鄙”，举证说，他“随带其子，日求差使”；辞离的时候，除了给他本年修金外，又另加银二百两，而他“犹嫌其少”。李鸿章对寻找到合适馆师似乎有些灰心，对经述说，自己这一辈上，从十六岁后，就再没有专师课读，而经述听了“尚知奋发”。信中说经述“腹笥甚富”，意思就是心中所记书籍和学问很多，只要专下心来不受外边事情打扰，当可有成。又告诉哥哥，经方的外语“久已入门”，仍让他常习经史。而所谓“朱法一如朱教”，不明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