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与所录上一封信的主体内容上正可承接。李鸿章将“随扈东行”日程以及到东陵后举办礼事和“题主”受赏情形，告知哥哥。可知礼事举办期间皇太后、皇上每天凌晨赴陵，傍晚始回行宫，“劳乏已极”，而他们这些“跟班”自然更是得“日夕奔驰酬应”，弄得“满面风尘”。“恭题神主”环节倒是省事，“仅点一笔”，获赏却大为风光，李鸿章和宝鋆加太子太傅衔，沈桂芬（经笙）加太子太保衔，载龄（鹤峰）加太子少保衔。这叫“宫衔”，赏加给有功大臣，像这几个人的“太傅”“太保”“少保”，衔级是由高到低的。宫衔可由低到高地升加，像李鸿章和宝鋆，“太保”衔前已早有，这次是又往上加级。这种加衔在当年的大臣觉得很是荣光的，李鸿章说“国家大典，幸邀懋赏，惭愧莫名”，表面上还要“谦虚”一把，接着又说，只是老母亲见她的儿子“荣加宫傅，固近世所罕有，聊博莱彩之欢耳”，又跟“孝道”挂钩了。“莱彩”即“莱衣”，是出自一个典故，传说古时楚国的老莱子，孝养双亲，七十来岁了还穿色彩斑斓的衣服，扮做小儿的样子，逗双亲高兴。李鸿章此番获赏能让母亲高兴不假，更高兴的当然还是他自己。赏项与此前宝鋆的私下估测比较，真是“颇有区别”，所以李鸿章说“可知圣心自有权衡”。

关于哥哥意欲求退的事，前录信中不是说到没跟王文韶（夔石）提吗，此信中告知前日与他见面，“将兄转托语意代陈”，可他“力劝不可”，并且宝鋆（佩翁）也称“此举可不必行”。看来即使李鸿章自己，这时也倾向要老兄打消那个念头。至于自己请假省亲的事，宝鋆说可以当面和太后说，王文韶则说没有暂署的合适人选，意思是不必提出。李鸿章自己觉得屡次召对中没有能顺便引出的话茬儿，现在“复蒙加优衔，恩重报轻”，那就更说不出口了，也算作罢。

还有前录信中说到的“樊口建闸”的事情，此信中又特告，“皆知其无成”，也断不让他人插嘴，看来是能成功阻止了。需要说明，就当时争议双方而言，各有各的理由，并且这中间不能排除“非工程”因素。而就工程本身而言，牵涉局部与全局、近前与长远的利害关系，还有具体的技术、经费、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不好绝然论断意见对立两方的是非曲直，不过客观事实是，此坝、闸较长时间里确未得兴工建造，后来“樊口大闸”的建成，那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了。

信中所说将于“闰月中旬到华”的巴兰德，是德国驻华公使，按中国历法当年是闰三月。信中还说到琉球的事情。琉球本为清朝的藩属、朝贡国，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单方面将琉球划归其管辖范围，随后利用“琉球船民事件”和中日《北京专条》（前边述及），更变本加厉地企图吞并琉球。李鸿章信中所说“日本新改琉球为郡县，阻贡中国”，便是它这方面的卑劣行径。李鸿章言其“阻贡中国”，自意味着将琉球视为“朝贡国”的立场未变，而就琉球之事而言的“洋务正恐生变”，则是他所表示的“不敢言归”的原因。

信中又问到郭嵩焘（筠仙）已否过鄂，告明总理衙门（总署）公函促令其“不待假满北上”，说是“同朝均甚倚重，可无迟疑”，看出李鸿章是对这位洋务同道充满期待。尽管如此，但郭嵩焘这次出使被撤回后，实际上也就基本上结束了政治生命，在籍“养疴”十年多，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74岁上去世。他会遗憾和悲哀自己晚年的遭遇吗？无论如何，其人起码还是对自己能被后世理解充满信心的，“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就是他生前的预言。事实上，没有用“百代千龄”，仅仅时过百余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认识，不就能够一扫当年的偏见了吗？

关于家事，此信中还主要是言及家馆和馆师的事情，看来他对这个叫姚芷轩的新来先生非常满意。这时其家馆是设在天津而非保定，也可间接看出日常办公李鸿章是以驻天津为主了。信中说到乡居的侄儿们，有乡间“习气较城市少朴，诸侄或渐知艰苦”之语，表示出不希望后人成为纨绔之辈的心愿。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在“新全集”中，一是载于第31册第383页，时间标为“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夜”，并注：“原稿无年代，‘二月十二日有添孙之喜’云云，事在光绪二年（李国成），姑置于此。”二是载于第32册第410 — 411页，时间标为“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并注：“原稿无年代，信中提及筠仙（郭嵩焘）回国事，知撰信年份似为光绪五年，姑置于此。”不但郭嵩焘回国事，而且从信中的主体内容亦可证此信是在光绪五年，且看得出能与本书中前录一信承接照应。依此时间，而置于光绪二年者为误，置此所据“二月十二日有添孙之喜”句，此次所添孙亦非李国成，因为国成生日不是“二月十二日”而是在“三月初一”日。两处信文个别字句上亦有所异，两相对照，择其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