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前，哥哥当是有趟湖北境内的因公出行，估算现已回到衙署。而此信中的主要内容，是灾荒、恤政和人事问题，并且其间又是密切联系的。

这时，正当前边曾提及的“丁戊奇荒”的最严重之际，灾区涉及华北数省范围，饥民遍地，嗷嗷待哺。直隶虽还不是最重灾区（山西、河南尤重），但事局亦颇为棘手。尤其是畿辅重地，更直接关联朝廷，京都翰林院词臣和台谏言官（御史、给事中之类）们纷纷乘机上奏，议说荒政，纠弹官员，相关舆论沸反盈天，更加重了纷乱。信文中所谓“乘荒抗疏，闹得声满天地，咄咄有将乱情状”，即为典型反映。面对此局，连朝廷也“引咎责躬”，就是主动承担责任，向臣民做自我检讨。当然，这只是做个样子，最严厉谴责的还是政府部门（或特指军机处）。甚至有言论，主张也必须责及李鸿章。信中述及这事，李鸿章说自己岂敢和军机大臣们同列相比，但又说，辖境民众转徙流离，是长官失职，岂可逃避罪名？他明明知道朝廷不会弃斥自己，但还是上疏自劾。因向哥哥剖白，这虽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哥哥能“谅此隐衷”。显然，李鸿章的上疏自劾也不过是做个样子。

可查知，李鸿章是在三月十三日上《久旱民饥疆吏不职自请严谴折》。折中说，“近因北数省灾荒不雨，皇太后、皇上引咎责躬，至诚悱恻，远近传播，人人感泣”，“宫廷恐惧修省，并无失德，其咎实由于臣等奉行不力，政事未修，招致灾祲”，请求朝廷给予严谴。可见，基调是为朝廷开脱而自己承揽责任。而上谕，则是“加恩宽免”。李鸿章没有受到“严谴”，而实际上还能为自己的表现加分。

其下属官员可就没有这般幸运，这不，直隶布政使孙观（字省斋），被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翰林院侍讲廖寿恒弹劾，就因此去职。李鸿章信中说，“其人心地平正，而才不足以济之，本有退志，正中下怀”。被免似乎还正合孙观的心意，不管是否如此，反正去职就得走人，待入觐的直隶按察使黎兆棠（字召民）回到省城，孙观就要乘船南下回籍（他为安徽舒城人）。李鸿章信中有“亦可羡也”之语，也许是一时的真心话，不过，若真打发他回籍过安稳日子，此老能耐得住吗？孙观被免，接替他的是周恒祺（字福皆），是由福建布政使改任直隶，路途遥远，到任需时。李鸿章信中透露，其人为沈桂芬（经笙）所赏识，不过自己不怎么看好，说恐怕也不是干练有能力的人选。不管怎样，反正他还算有“官运”，第二年就升为山东巡抚，跻身疆吏，这岂不真应了“朝里有人好做官”的话。

就直隶旱情而言，在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似乎有了一点缓解的迹象，境内连得小雨，“秋禾可望遍种”，但是饥荒还是比较严重。至于解决措施，信中说到刚刚“疏请截漕十六万石”，希望逃荒出去的灾民们听到赈济的消息可回来从事生产。所谓“截漕”，就是主要由南方省份运京的漕粮，不按常规归仓存储，而是截留以供所需，这当然要由朝廷批准。截漕济赈只是当时直隶筹办荒政的措施之一，此外还有倡捐济赈等其他多项措施。

与直隶相邻的山西和河南灾情更重（尤其山西），李鸿章信中就向哥哥述说了闻知的相关情况，并有“秋无禾，春无麦，即得甘雨，有地而不能种，有种而不得食，仍须至秋成截止赈事”之言。还说到因为有人奏请，又有朝命“特饬各省分拨晋、豫各数万两”，算计哥哥辖下的湖北和湖南两省，至少“须十万以内”，担心力不能及。信中还言及一个需要帮助的现实例子，就是前刚授任的河南巡抚涂宗瀛（字朗轩），自原广西巡抚任上北来，肯定事先就河南赈务问题与朝廷或相关大员有过沟通，获得“协济”的承诺，所以现在“更为振振有词”。协济又牵涉钱、粮比价问题，也需费脑筋。在大灾办赈的需求下，李鸿章说，海防经费如果相关省区无力按常规解送的话，也就不能奢望了，只希求“淮饷”不要减少。

信中涉及的其他人事和人际关系事情，像“卫静澜奉内讳”，是说卫荣光（字静澜）因母亲去世丁忧。其人刚刚任命为湖南巡抚就要去职，是由湖北巡抚邵亨豫（字汴生）调湖南接任。“潘伟如邸眷素厚”，“从权篆试之，会当即真”，是说湖北布政使潘霨（字伟如）暂署该省巡抚，其人与朝内王公关系密切，不久就会实授。事实果真如此，到七月初，潘霨即获实授。由此可见，李鸿章对朝廷人事安排内情，消息灵通，知悉实底，甚至隐然有实际介入。像关于潘霨职事，他斟酌情况，作有“不足大帮，亦不至掣肘”的分寸拿捏。李鸿章信中还说到，获知两江总督沈葆桢（字幼丹），实际是因为淮盐引地不济，才幡然乞退，朝廷竟准离任（是以病假之名），而以江苏巡抚吴元炳（字子健）暂署其职。淮盐引地之争，持续有年，切关两江辖区利益，而相争中两江又不能占据优势，所谓“淮岸不济”起码成为沈葆桢欲借故离职的重要因素。当然，他实际也并未能真的彻底离职，在身体状况确实不好的情况下，次年便告去世。这时李鸿章对他的评说是“刚愎任性，终误大局”，看来，成见不小。

与李鸿章关系更为抵牾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李鸿章信中说到，他们之间“已三年不通音问，向无手书不复之事”。看来，左宗棠曾说过他给李写信，而没有得到回复的事，所以李鸿章对哥哥说，“其颠倒健忘，概可想见”。信中还说到，左宗棠欲留刘锦棠（字毅斋）、张曜（字朗斋）做新疆督抚，“两人来函急于求退”。这时，尽管左宗棠力持新疆设省之议，但尚未正式落实，左宗棠心目中的人事筹划倒可能有，但刘锦棠辈是否如此向李鸿章“求救”则未可知。李鸿章信中对新疆之事评说道：“人皆知善后无法办，防务无了期。彼（指左宗棠）妄自夸大，懵然不顾，匪独通侯无足荣，上公不足重也。”所谓“通侯”“上公”，是指显赫的爵位，该句意思是左宗棠贪求高功显爵无止境。需注意，当时左宗棠刚刚被封侯（二等），虽然档次不如前边曾国藩的一等侯高，但在晚清能获封侯的人寥寥无几，至于李鸿章的一等侯爵那是死后才追赠的，他这时攻讦左宗棠贪求高爵，是否有点儿“葡萄酸”心理作怪？历史证明，左宗棠在新疆事务上，那可确是有功可纪的，收复新疆可谓他军政生涯中的最亮之点。当然，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伊犁地方还为俄国占据，面临交涉之局。李鸿章信中“俄使回国过津畅谈，深恨总署办事不力”云云，实际上就是俄国强横和无赖的表现。信中所谓得到枢廷一意庇护，“闻气焰亦不少减”的“著名奸邪”董太师，不知是以董卓比拟军机大臣董恂，还是说的左宗棠，反正在李鸿章看来，此人“或须缓缓罢去”。

信中还说到，正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曾国荃“必令刘南云招五千人”，为此而觉得“殊不可解”。查到曾国荃同年二月《致刘南云》信，即专为“添募湘勇五千”之事，提出了招募的九条具体事宜，其中第一条强调“召募必用湘人”，联系湘军平定“粤逆”、收复新疆的事功，来证明“湘勇得力之明效大验”。总之，这位靠湘军起家的大员，这时还是离不开湘军湘将来撑底气。李鸿章信中言及“招商局办漕盈余”留归“公赈”事提到的仲良，是时任江西巡抚的刘秉璋（字仲良）；“劝捐”大效的雨生，是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字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