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主要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曾纪泽（字劼刚）兄弟的事。他们是曾国藩的两位儿子，这年分别为39岁和30岁。其父母先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去世，他们要按制丁忧守孝。期满后，曾纪泽以谢承袭父亲侯爵的理由赴京觐见，先从家乡至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北上，途经天津谒见李鸿章。这就是信中所说“曾劼刚尚在上海机器局，早晚当抵津沽”的背景。他六月十六日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日记中记下：“辰初至李相行台（指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馆）拜谒，谈一时许，至吴挚甫（吴汝纶，时在李鸿章幕）室坐极久，李相旋至幕中同谈。”他在天津暂驻期间，还有李相来谈“甚久”“极久”的记载（如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日记）。其人月末离津赴京，七月初三日抵京，十六日觐见，问对内容主要是关于洋务方面的。随后，朝廷给了他“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的职衔。此时李鸿章给郭嵩焘的信中，有“（曾纪泽）此次入觐，当得京卿，内意或留待他年替人，亦非其愿”的话，估计得不错。从给哥哥的此信中也可知，数年前李鸿章在京与相关大员议论纪泽所能获官，按照常规“不过四五品京堂”，与此时实际也正好吻合。李鸿章清楚，“贫而多累”的曾纪泽，其“志在（上海）机器局”（此处当有较高收入），但掌管那里事情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字幼丹），生前他与曾国藩曾因饷事闹过不小的矛盾，这会儿能为曾纪泽的事情帮忙吗？李鸿章心里没谱，所以有“此一件难事，颇不易销差”之说。不过，几个月后，曾纪泽便有了驻英法公使之职（替代郭嵩焘），驻外期间还有与俄国交涉改订《伊犁条约》的事情，在外交方面做有成绩。这当然是后话。

第二件事是关于郭嵩焘（筠仙）因《使西纪程》被奏劾。所谓《使西纪程》，是郭嵩焘按照政府关于出使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以期有益于国”的要求，将出使旅程中五十来天的日记，稍加整理后以此名抄寄总理衙门，被刻板刊行（共两万余字）。内容上实事求是地记下外洋观感，与封闭状态下国人心目中的“夷狄”面貌大不相同。不想，这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遭到守旧派的极力攻讦。李鸿章此信中说的“何铁生讲官”就是发难者之一，此人即在翰林院供职的何金寿（字铁生）。他弹劾《使西纪程》内有诟病大清的内容，“请饬销毁”。一时攻郭舆论可谓沸反盈天，甚至闹到有湖南人都要开除其“湘籍”的地步。后来梁启超有评论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由此可见当时一般国人的思想、识见和对世界的认识水平。

在英国的郭嵩焘对被何金寿参劾一事，是到了七月间从别人信中获知，他在这月初十日的日记中感言：“中国两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热衷洋务的李鸿章，当然明了其中是非，但在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情势下，也不好公开为郭嵩焘大力辩护，说其被“唾骂固不待言”，函嘱郭氏“以后少发新论为妥”，意思是尽量少惹这等不自在。同时又担心他难免激愤，所谓“素多幽愤，闻此等口舌，情绪可知”。但到头来，错不在郭嵩焘，是在闭目塞听的守旧之辈身上啊，李鸿章无奈地感叹：“（郭）如此品学识议，不容于今之世，人才、国运真无可挽救矣！”

至于李鸿章信中在言及何金寿参折之前，关于“夔石复奏筠仙前疏”云云，夔石是王文韶，他时任湖南巡抚，是郭嵩焘籍地省份的“父母官”，他们两人也曾打过交道，有合作更有矛盾。在此际郭嵩焘事情上，以圆滑著称的王文韶（有“琉璃球”“油浸枇杷核子”绰号），当然是不会站在郭嵩焘一面的，李鸿章此信中说他“小巧”云云，当是指他又在玩弄“小权术”了。

第三件事是关于沈葆桢（字幼丹）函商“川鄂厘饷”的。沈葆桢时为两江总督，致信告李鸿章淮商情愿包完川鄂厘饷，这样对拯救淮地灶户（设灶熬盐之户）窘困会有帮助，请李鸿章支持。他之所以给李鸿章写信，除其权势显赫以及接近朝廷的因素外，显然还因其兄李瀚章为湖广总督，事情直接涉及其区盐政，有请他代为通融之意。李鸿章又不是傻子，岂能上他这当，他对沈葆桢损人利己的做法不以为然，在给哥哥的这封信中明斥其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淮南灶户固可悯，川、鄂井夫游民借盐为活者独不可悯乎”，自然对沈葆桢是大为不满，说李鹤年（字子和）曾评其人是“不近人情之奸慝”，以往还觉话有些过头，由这次事情“乃确知其为任性偏执之刚愎之人也”，遂后悔曾成全他的江督之任，说当时若荐何璟（字小宋）来任，今日“尚不致鸱张纷更至此”。这意味着，像让谁出任两江总督这样的朝政大事，李鸿章都有很大的实际左右权能。这时，他告诉哥哥，如果丁宝桢就此事直接上奏，将此利益给予淮地，那么“川、楚自应合词上陈，或先后具奏”，予以抵制。并告明已致函四川总督丁宝桢（字稚璜），要哥哥“须时与联络”，说“只要川、鄂一鼻孔出气”，不管是朝内还是地方（两江），都没有办法。由此也可见，当年盐务问题确是切关朝政和民生的大事。

除上述三事之外，信中所涉到台湾与否的雨生和春帆两人，分别是丁日昌和吴赞成。丁日昌时为福建巡抚（拟请病假），吴赞成是安徽人，时为福建船政大臣。信中所言“与雨生近稍和气的”的筱棠，周姓。李鸿章写此信的前一日有致其人一信，其中有“仲弢（按：姓许）到闽，雨生留在署内，不令赴台见春帆，春帆决无訾议”句。李鸿章给哥哥的这封信里，还转告了由来自家乡的信中所知那里已得透雨，并告直隶“连旬不雨，亦多飞蝗”的情况，以及经邦、经世两侄的事情。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1册第73—74页，所标时间为“同治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并注：“原稿无年代，曾纪泽光绪元年四五月间到津，似此函写于同治十三年，姑置于此。”此信又以《复李瀚章》为题，载同书第32册第338—339页，所标时间为“光绪四年六月十四日”，并注：“原稿无年代，信中提及曾劼刚由籍入京事，知撰信年份似为光绪四年，姑置于此。”所定年份皆误。理由：1、所谓“曾纪泽光绪元年四五月间到津”为讹，查曾纪泽日记，当时他在湖南家乡，根本没有赴津。信文中说“曾劼刚尚在上海机器局，早晚当抵津沽”，曾劼刚即曾纪泽（字劼刚），其日记中载明，光绪三年六月，他十二日前“尚在上海机器局”，十二日乘轮北上，十五日抵大沽，十六日登岸入津，并拜谒李鸿章。2、信中所述郭嵩焘（筠仙）因《使西纪程》被劾事，也正是在光绪三年。3、光绪四年曾纪泽虽然也确曾在京，那是在他出使（替代郭嵩焘）前夕，信文中相关事情，不是在该年。故此信时间改定在“光绪三年”六月十四日。

[2] 该信在“新全集”中两处载录，此字分别作“津”“京”，以“京”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