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当哥哥准备赴川之际，其经过的“皖城”应指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而李鸿章自己则即将前赴烟台为“滇案”与威妥玛谈判。信中主要告知哥哥开议之前“先经豫（预）筹”的三事，以及请示朝廷所获答复。第一件，“优待驻京使臣”，朝廷只允限定在“与廷臣往来”方面；第二件，赔款答应“亦可酌加若干”；第三件，将涉案人员“提京复审”，朝廷定下的原则是“万不得已，只能提现犯官民”，还是坚持不能包括岑毓英（这时他因继母去世已去职丁忧）。另外还有“商务一节”，基于前议情况，李鸿章估计双方“或可无大出入”，像增开口岸，再加芜湖朝廷也表示了同意。李鸿章在这类交涉中当数有经验的人，他估计到威妥玛“开口必大”，自己则准备“缓缓还价”，信中就此道明了底线，说是过此“只有折回，听其决裂”。

李鸿章向哥哥透露心迹，说自己所以“先请政府筹定者，免致事后诿过也”。想来，这并不仅仅是自身防范，也有一个权限问题，外交的主体是国家，即使权重如李鸿章这样的大员，除非朝廷授权，否则也不能漫无边际地自行决定。李鸿章办理外交“软弱”不假，却也不失程序和原则基础上的“谨慎”。试想，前边提到过的那个崇厚，在光绪五年（1879年）与俄国商谈中国新疆伊犁问题时，擅自签订《里瓦吉亚条约》，给个人更给国家造成了多大麻烦！这样的“低级错误”李鸿章似乎不会犯的。至于这次将要进行的烟台谈判结果会是如何，以“预备调停”角色自居的美国驻华公使，这时从烟台给李鸿章发来“密信”，透露威妥玛的意思“尚易了结”，李鸿章也就比较乐观，遂估计“或有七八分可成”。

而不久后便揭明的事实是，这次是“十分”成局并签订条约了，当然，是以清方牺牲颇大权益为代价的。谈判自七月初三日开始，至七月二十六日签约，这中间“讨价还价”、争争扯扯自然还少不了，但总体上看没有再起大的波澜。清方巴不得早日了结自不待言，实际上英国政府也希望“从速解决”，就此对威妥玛已有训令，因为英国正面临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的国际危机，不愿在“滇案”上再久拖不决。《烟台条约》已是英方借端讹诈攫取侵华权益的一大收获，它包括“三端”计十六款，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所谓“昭雪‘滇案’”，包括清方在各地张贴关于“滇案”文告、派使臣赴英道歉、赔付英方银二十万两等项；2、英方可派员至云南和中国西部相关省区，或作商务调查，或借以便利出入印度；3、在华发生“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4、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今属广西）为通商口岸；5、税务方面清方对英（自然也涉及列强其他国家）的减免事宜。一桩偶发案事，最后竟至落定在如此一个严重不平等条约上，岂不发人深省？

信尾李鸿章还向哥哥介绍了相关人员，自是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