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主要是就奏结马嘉理案之事与哥哥议谈。他说如此奏结“煞费经营”，对哥哥他们对案事办理的用心费力是肯定的，但又告知，英国方面表示“断不答应”，并且断定这是威妥玛的主意。要说，从李瀚章等人的“奏结”折中，可知此案审讯中，英国参赞格维讷等曾到场“观审”。并且，除“奏结”折外，李瀚章等还专有一个《密陈洋员观审及赴缅情形折》，详细述及格维讷等“观审”情形，当时“观审”者并未能提出过硬的辩驳理由。但英方到底还是不认可李瀚章他们的“奏结”，显然是要借端勒索更大权益。李鸿章思量，去年秋天他屡次与英方当面相争，对方的注意力全在惩办巡抚岑毓英，而自己坚持“岑抚断不便重咎，况查无实据”。不过他认为，下属官员“必当有任咎之人”，因为他们没有不参与和了解此事的道理。而此“奏结”，按李鸿章的说法，倒是很能满足“京师无识士夫议论”，但是大出英方意料之外。威妥玛、梅辉立等屡说，有薛焕会办“定办不出真情”。可见，英方对薛焕尤不信任。所以李鸿章担心，将来英方因怨薛而波及他们兄弟，更担心“若因此大兴波澜，国家大局如何可支”，表示“殊为焦虑”。信中又结合一些具体细节予以分析之后，感叹英方的“蓄谋深远可知”。

从此信中也可以看出，李瀚章等“奏结”的方案，与总理衙门的拟想结果反差很大。要不，怎么说该衙门官员得知奏折中是如此办法，像是遭了“当头一棒，已喝得魂飞天外”呢？至于信中所说“贝翻译与丁道（当指丁价藩）密语”，内容不知其详。信中说，“将来闹到不（能）下台时，非催请我兄入都会议，即令弟从旁解围，恐我兄弟均难逍遥局外”，可见他们兄弟与交涉事局关联的紧密程度。信中“周小棠函告总署”云云，周小棠即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氏，当时在总理衙门供职。总之，在李鸿章看来，“此事竟不办一官，外人固不答应，即中国办案亦不能行”，并说“大家皆思糊弄鬼子，要知鬼比人更伶俐”。这话挺有意思，李鸿章自己当年不是也曾有与洋人“打痞子腔”来应付的话嘛，曾国藩当场说“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曾氏当是更早明白“鬼比人更伶俐”的。其实，关键倒不是谁更“伶俐”，而在于谁更有“实力”。在当年的特定条件下，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屈辱外交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即使如此，也不应放弃可能条件下的权益力争和策略使用。

信中还涉及人事方面的问题。言及云南巡抚“简放文式岩，而以琴轩署理”。文式岩即文格，琴轩是潘鼎新。文格的授任该职是在三月底，替代闻讣（继母去世）丁忧的岑毓英。正在马嘉理案虽然奏结但仍僵持之际，他暂回籍丁忧未必不是一种解脱，所以李鸿章信中有“彦卿闻讣巧极”之句。信中又说到文格为文祥（文相）所力保，而文祥与沈桂芬等“惑于浮言”，似乎不太看重潘鼎新。不过，文格此任并未实到，很快就改任山东巡抚，云南巡抚便由潘鼎新膺任，应了李鸿章此信中“琴轩真除，不过少缓时日”的话。

信中又说到郭嵩焘（筠仙）“请假回籍养病，奉旨再赏假一月，无庸回籍”的事情。郭氏正在出使前夕的节骨眼上，若放归湖南老家，自然会有诸多麻烦，所以李鸿章信中说“此时自未便放归也”。而所说“早晚到津”的仲良即刘秉璋，当时他已授江西巡抚，此时当是在他入觐之后要到津与李鸿章相会。

信中还说到“直东久旱，屡祈不雨，一过三夏不能补种，将赤地数千里，天象可危”。干旱是当时北方省份最常见也是最无奈的自然灾害。而年景如何，切关民生、财政乃至治乱，是官方尤其是地方官员不能不关心的。李鸿章的家书中就不乏这方面内容（通常是在信尾简及）。此信中所述这年直隶、山东一带的旱象，可谓随后“丁戊奇荒”的前奏。所谓“丁戊奇荒”，是指以光绪三、四年（分别为丁丑、戊寅年）为典型期，以山西、河南为最典型省份而波及直隶、山东、陕西等省区，颇大面积和程度极其严重的旱灾和饥荒，历史记录下来的惨象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此信中无甚紧要家事，这方面不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