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在邸钞上看到哥哥调任川督的消息，反复筹思之下，写此信与之计议的。据李鸿章揣测，是“因蜀中天险，控制需人”，朝廷遂有这样的人事安排。他又接到在总理衙门的郭嵩焘（筠仙）的书信，也说是因为朝廷重视，因为那里“民情风俗急待整理”。而夏间丁日昌（雨生）在京，则屡说川中教案猖獗，总督吴棠（仲仙）是个“滥好人”，“又不明洋务，亟须更换”。并且说到，应该“预调有夙力识夷情”的司道，也就是布政使、按察使和道员之类的下属官员，“为他日升转控驭地步”。而军机大臣沈桂芬（经笙）则说，之所以升沈秉成（字仲复）为四川按察使，就是这个意思。沈秉成是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进士出身，这时是由河南按察使改任，其实也不算“升”，并且很快就“病免”，没能在四川升迁，尽管后来做到过广西、安徽巡抚，但也未见有多大的“洋务”政绩。当然，这时安排他做四川按察使，朝廷对其人当抱有这方面的期望。

至于主政四川的“滥好人”总督吴棠，李鸿章三个月前在京的时候，与宝鋆、沈桂芬等人议及，认为他冬内一定告退，必须筹备替人，不过又难得合适人选。李鸿章知道沈桂芬素来看重何璟（小宋），建议安排他做四川总督，沈氏也深以为然，并且说他父亲曾在川日久，情形非常熟悉。不想现在此任竟然推移到哥哥身上，朝廷或是想留湖广总督的职位以待何璟？李鸿章这样揣摩，但毕竟尚无让何璟担任该职的朝命，仍是由翁同爵（玉甫）兼署。可见，相关人事问题，总是牵缠着李鸿章辈大费脑筋。

李瀚章想在马嘉理案审结后请辞回家奉养母亲，李鸿章为此先向军机处说过，李瀚章自己也曾向总理衙门函陈，所以李鸿章此信中说，“求退不求进之隐衷已共晓然”。他推测，云贵总督职位空出时，军机处一定是以“亲老之说”告知皇上，所以就没有任命李瀚章担任该职，而现在或者是出于朝廷的倚重和体恤之意，任命其做四川总督。下面的“殊不知老母年高，不欲远游川江”云云，当是道出了他们兄弟俩的共同心声。李鸿章的意思，朝廷既已任命，就生硬拒绝不得；再者乞养也与规定不符，因为按例“亲年七十以上，家无次丁乃准告养”，而母亲“年尚未八十，又有诸弟侍奉”，不属这种情况。故而他揣度情势，做了“恐辞不脱，退不能”的估计。既然这样，李鸿章建议哥哥，奉到明文后，“自应先行谢恩，候滇案（马嘉理案）办结后，再定进止”。说到时“或胪叙病状，兼及亲老一层，内意若甚倚重，不准固辞，亦无如何”。只是“蜀民易乱，吏治亦坏”，面临诸多难办的事情，四川的官不容易做好，至于其他尚不足虑。

至于信中的“蒋宗汉已到省否”之问，蒋宗汉为腾越镇总兵，因对马嘉理案负有责任，甚至被指直接涉案，所以需要到云南省城接受问询。事先已有相关访查情节，并且李鸿章“以理度之”觉得“似不甚虚”，建议应该就此进一步切实究查。信中又说到巡抚岑毓英（彦公）“密称缅甸一节”，大意当是说案事系由缅甸方面主谋，而李鸿章对此似乎不太相信，说这“尚待参详”，若能证明确实如此，“中国借可推得干净”固然也好，但若不能确证，弄不好让对方转而说中国大员栽赃陷害缅甸，这样“既失属国之和，且成不了之局”。确实，若是这样，就不但是与英国交涉，又牵连缅甸方面，事情将更加复杂化，清方自然也就愈加被动。李鸿章嘱哥哥务必与薛焕（觐翁）等人密筹，当然也说到，若缅甸方面主谋果系实情的话，也就只好和盘托出，隐瞒不得。信中言及总理衙门，说其相关大员“近日办事一味敷衍，精神多不联贯”，举出大学士文祥（文相）“病中颠倒，刚腹（愎）自是”；冯桂芬（经翁）“又无识力”，而郭嵩焘（筠仙）“机变过短”等等。郭氏这时尚未出使赴英，暂膺总理衙门大臣。信中所说“常向威使攀谈”的许仲韬，即许钤身（字仲韬），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氏，比较熟悉洋务，以候补道曾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副使（此任命旋又作罢），这时受李鸿章之命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联络。信中说到的“腊月初始由重庆上行”的格维讷，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

信中还言及丁雨生即丁日昌“疏辞闽抚甚力”的事情，说他“一人兼船政、台防，又有闽浙总督李鹤年（子和）阴掣其肘”，意思是政务繁多，又有人事纠葛，事情难办，恐怕要“再三辞脱而后已”，认为福建巡抚还可以另找，担心的是“台湾将如之何”？至于信尾说到的“日本森公使为高丽事来保”，是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为朝鲜的事情前来保定与李鸿章议谈，主要是交涉朝鲜不应是中国“藩属”的事情。这涉及传统遗留下来的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的“宗藩关系”问题。这种“宗藩关系”之下，清政府通常并不干预“藩属”的主权和政务（特殊情况下也有介入），主要是要“藩属”名义上的“臣服”和定期不定期的进贡（回赠的礼物价值往往更高），而“藩属”有事时则需要不惜付出来尽保护义务，可见并不同于近代列强形成后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宗藩关系”固然有其与现代正常国家关系的不符之处，但列强要求清朝取消，并不是要维护平等的国际关系，而只是制造借口，为其侵略扫除这方面的障碍和阻力而已。后来的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法国和日本都利用了这种借口。这时日本公使要来与李鸿章议谈中朝关系之事，就是日方要染指朝鲜、夺取侵华跳板的较早步骤，以后更变本加厉，直至借以发动甲午战争。

此信中涉及的家事，主要是因为哥哥调任四川总督，而牵涉的母亲奉养之事（时李母在武昌督署）。信中说到，三、四弟也就是鹤章、蕴章近年屡有迎养皖省之议，听说母亲也很想东归，若是哥哥由云南就近赴任四川，那么在其眷属溯江西上的同时，母亲则可回归皖省，这样似乎能两全其美。说是已经和蕴章（和甫）当面商量过，在皖省预备住房，并致信鹤章（季弟）暂在武昌官署陪侍着母亲，静候哥哥的如何办理之信。只是又担心“老母回皖，家内人多事杂”，蕴章、鹤章等又都有病，他们能否小心服侍，特别是说五弟凤章“近日行为尤多舛戾”，让人不安。看来，即使他们这等人家，家事上也不是一顺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