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封信中，首先议及英国方面借“马嘉理案”（“马嘉理”此信中作“马加利”）威胁、讹诈中国之事。这时该案发生已有数月。其大略情况是：英国为在中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欲修筑由缅甸到云南的铁路，以考察为名，派遣上校柏朗带领一支在印度的近200人规模的武装探路队，拟途经缅甸自陆路入境中国云南，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马嘉理前往中缅交界的缅境接应（这有获准手续）。马嘉理和探路队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进入中国云南腾越蛮允一带，而事先没有及时知会中国地方官员。马嘉理未随大队仅带四名华人随员率先入境，与索要“过山费”的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开枪击毙其中一人，余众愤怒之下将马嘉理及其随员杀死。其大队后继入境后受到民众阻截，英方开枪打死数人。在绅民要求下，当地清军遂有介入（据说是官弁出于个人目的的行为，不属受命），与民众合同迫使探路队最终143撤回。

案事发生后英国借端强硬威胁，清方先后“往捕格毙”、捕获“监毙”和“明正典刑”的“案犯”不下数十人，并把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革职，将直接介入阻截英国探路队的副将衔参将李珍国逮治，并被迫签订了严重丧失权益的中英《烟台条约》。该约许多款项是和“马嘉理案”本身连边都沾不上的。借这么一桩偶发案事，英国攫夺、扩大了诸多方面的侵华权益，这可作为当年列强侵华一种手段和方式上的典型例证。当然，最终“结案”是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下半年，并且清方是由李鸿章出场作为最后谈判、签约之人。而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案事刚发生和开始交涉不久，还远没有结局。

信中说到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赴鄂，总署颇露慌张”，而李鸿章自己判断，威妥玛和梅辉立（此时为参与案事交涉的英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人虽狡狠，断不至遽作无情无理之事”，原因是“英国近防俄、德两强邻之逼，其朝廷甚不愿多事”。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英国确实面临这方面情况，但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为此而收敛对清方的胁迫，李鸿章的估计未免太过乐观。无论是英国还是它所利用的殖民地印度，所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国而非缅甸。信中说到的岑彦卿即云南巡抚岑毓英（字彦卿），所谓其人“恣睢跋扈，外人亦畏其风声”。这倒是，外国方面也不愿直接面对这样一个“恣睢跋扈”的人物，自然还是与“驯顺”之辈交涉起来容易。信中所说函告威妥玛对总理衙门和“湖广督辕”挟制、指责的“冯道”，即苏松太道冯焌光，广东人氏。从李鸿章信中还可知道，此时丁日昌（雨生）也是应对马嘉理案交涉的重要参议者，且相关意见得到大学士（相国）又是军机大臣文祥的认可。

信中“前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云云，所指谕旨当是四月二十六日所发者，其中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需要说明，如同前边在言及“海防塞防之争”问题时已强调的，清廷这时并非只偏重海防，而同时也兼顾“塞防”，统筹全局，决策是合适的。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他说“题目过大，交卷不起”，并非矫情，应该说是充分估计到了困难。不过从以后的相关实践看，则可说他不但积极，甚至还有些“霸道”。受命督办南洋海防的沈葆桢资望和权势上无法与他抗衡，在海防经费有限的条件下，遂不强争而让步尽北洋优先发展。最终，是有铁甲舰支撑的真正具现代海军军意义的北洋水师成军，而南洋海军发展上则大为逊色。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优先发展一处未必不是合适的方案，不过若没有李鸿章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北洋海军未必能成气候，当时北洋海军不光是在亚洲领先，在世界上也能排上名次。当然，甲午之战中其终究惨遭覆败，李鸿章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并不负唯一责任，其覆败是由颇为复杂的多方面原因合致。

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海防问题已经过一段时间的热议，参议者众多，丁日昌（雨生）是积极发言者之一。李鸿章此封信中就说到，“醇邸与总署复议，皆指雨生条陈整顿各省厘税盐榷为办海防巨款，奚翅（何止）痴人说梦”，起码在这一点上是否定了他的意见。“醇邸”即指醇亲王奕譞，是刚即位小皇帝的父亲，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和妹夫。他对慈禧的嗜权如命自然了解，对何以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也明白得很，故不以为喜，反以为忧。据说，在御前会议上闻知由其儿即位的决定时，他竟当场“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事已定局，儿子的皇帝不能不当，但他这位皇父在慈禧面前深知自己的斤两，绝不敢造次。当然，有皇父王爷的名位和权威，议政该参与的还得参与，此时与总理衙门大臣一块儿对丁日昌的意见予以评议，他在这等事情上说话还是能算些数的。在李鸿章看来，丁日昌所提未必不是解决海防经费问题的一条路径，此番被否，而总理衙门恐怕“又不肯自任筹饷”，担子和责任岂不全落在他李鸿章肩上？对此他也不无担心和为难。

李鸿章此信中所说因“台事一时似难抽身”的幼丹，即沈葆桢（字幼丹），此时已由福建船政大臣授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认为他还不能从牵涉的防台事情中抽身马上到任。至于从“闽中督抚闻将轮替驻台”的这“未知确否”的消息，起码也能看出当时“台事”紧要而被关注的事实。至于丁日昌（雨生）“请假回籍养疴”暂未获准，奉旨赴天津帮同商办海防事宜，这对李鸿章来说自是乐意的事情。而文祥（文公）想择取要地来安排丁氏，李鸿章揣测“当在闽中”，这又未落空，几个月后，便有朝命授其福建巡抚兼福建船政大臣之职。再次表明，李鸿章对朝中“人事”这盘大棋，确实熟络得很。

信中还议及四川的事。所谓“夔关”，是四川境内长江上的重要关口，设在川东的夔州（今重庆奉节），对过往的商船征收商税，一直是四川非常重要的税收来源。这里的事不但关系四川本身，而且与其下游特别是湖北亦密切关联。信中说到换人的四川“两司”，是指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人事变动，分别是由原来的王德固、英祥换为文格、沈秉成。“仲仙”，指时任四川总督的吴棠，在李鸿章眼里，他属“滥好人”之流，不该尸位挡路了，果然，到腊月间他即告“病免”，安排的替任即李瀚章。

信中所涉家事，主要是关于儿侄辈读书、备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