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给哥哥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很好，因为家中连逢喜事。不仅从哥哥来信中获知母亲身体康健，而兄长在湖广总督任上又兼署湖北巡抚（所谓“抚篆兼权”），更是从京中得知朝廷为母亲赏赐了“松筠益寿”四字的匾额。这颁赏是怎么回事儿？原来，这年是慈禧太后四十寿诞，而李母这年逢七十五岁寿辰（按虚岁计，生于嘉庆五年即1800年），皇家“特沛恩施”，给为皇朝贡献了两位大员的这位母亲赐赏。上提匾额之外，还赏有“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缎袍褂料二匹”。这是专颁谕旨中载明的。不过，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接到此谕，是先从“内线”人员黄孝侯（当为黄钰，字孝侯，安徽人，时任户部右侍郎）那里预知了颁匾消息。皇家这当儿还正每天忙不迭地“听戏”享乐，暂顾不上这等事情呢。不过，赏事是既定的，不会有假、有变。闻知消息，李鸿章就赶忙向哥哥报喜，并铺排如何谢恩，到时如何“模存匾字”“泐成横额”以及兄弟各处分别悬挂的事宜。“谢恩”，就近的李鸿章率先做过了，说是在“花衣期”内，谢折“用黄绫折面，专弁派递”，还特别说明，“非花衣期内不可用”此。那么何谓“花衣期”？是朝中有喜庆之事，如皇帝、太后寿诞，前三后四共七天当中，朝中大员都要穿色调喜庆的朝服，此间称作“花衣期”。当然，这是太后寿诞的“花衣期”，李母的生日早过了（是在二月初三日）。
这位李母，她本身也姓李，是与丈夫同乡的李鸿谟之女，出身寒素之家，是自小被丈夫家收养的，吃苦耐劳，勤谨孝顺，留得一双在当时很不随俗的似裹非裹的大脚。与李文安成婚后，即使丈夫中进士、成京官，她在家也依然是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子。后来儿子长成、发迹，她也无奢侈之风、骄盈之气，倒常教儿子们以盈满为诫。当然，这时在高官大员儿子的奉养之下，“贵妇人”身份自然是有的。皇家的此番颁赏，又会给她增添不小的“风光”，起码李家的人是这么看的，否则哪会这么看重和忙乎啊！
李母庆寿，亲戚友朋送礼表示的自然也不会少，此信中说到“觐唐计已到鄂代送寿礼”，觐唐是薛焕（字觐堂、觐唐），是一位以办洋务著名的大员，他的长女与李瀚章的长子经畲订婚，这时正在议办婚事之际，此番薛焕赴鄂，当是有为李母庆寿和为女议婚的“双重任务”。信中又说到“张兆兰送亲，昨已先到”，张兆兰是江苏仪征人氏张集馨的儿子，而张集馨的女儿许配经方（他的原配夫人刘氏已逝）。李母这次不平常的寿诞，再加经方、经畲的两桩婚事，李门岂不是喜事连连吗？
除此之外，信中议及的政事主要是“洋务”。所谓“必速定办可兵可商轮船一只，交招商局驾驶营运”，所涉“招商局”，全称“轮船招商局”，总部在上海，是由李鸿章这两年里刚创办起来的洋务局所，属晚清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也是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中较早的一家。我们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他的手下，有大批得力能干的洋务人才，像此信中涉及的“杏荪”即盛宣怀（字杏荪），唐景星即唐廷枢（字景星），朱云甫即朱其昂（字云甫），“徐”当指徐润，信文中“唐、徐、朱、盛”就是指这四个人。李鸿章和哥哥的私下所言里，对他们有些不便对外人道及的看法和评论，也透露出他们在共同处事中不但各有差异和特点，而且也是心中各揣“小九九”的。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就是“大抵皆射利之法”，即赢取各自利益而已。而他又明确说，“但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故自己“亦不甚苛求，总令其和衷共济而已”。这就是李鸿章很典型的驭人之道，即靠功利笼络乃至收买。你们之间争利斗法我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老夫“哄”得你们一块给我干事就是了。
信中说到的总理衙门（总署）抄示并让复议的丁日昌（雨生）“所陈六条”，也属“洋务”方面的事情。李鸿章在肯定其“内如三洋提督、三机器局皆尚可行”的同时，对其所谓“裁艇船给轮船”（这当涉及船只的“升级换代”吧）“经费有盈无绌”，就认为不免有些吹牛皮了。看来，此老考虑事情还是能从实际出发的。
信中也涉及人事、人际的事情。所谓“翁玉甫昨已陛辞来鄂”，翁玉甫即翁同爵（字玉甫），是比他留下更大名声的翁同龢的二哥，他此前曾短暂地任过陕西巡抚，不日前觐见之后离京而赴湖北任职巡抚（此职暂由李瀚章署理）。这属朝政人事。人际方面主要说到与蒋芗泉即湘系大员蒋益澧（字芗泉）之事。既然他们间“向不通问”，没有亲密关系显而易见，但蒋氏“昨过津，往还二次”，诚可谓“不速之客”。从李鸿章信中意思看，他来是有求资助之意，但是又“未敢开口”。而李鸿章信中则有“焉有许助数竿之说”“即索借亦难允行”云云，如此决绝，看来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了。顺便说明，李鸿章信中多处以“竿”量银，所谓一“竿”当表示千两。信中随后说到“湘泉一步即喘，尸居余气，似无能为”，这个“湘泉”当即“芗泉”（想来是随笔写成两字），看来此人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个昔年驰骋疆场也官至疆吏的大员，病休若干年后，此际是因日本窥伺台湾，复被朝廷招出，他来见李鸿章，或是为求饷需之备？不过，还未来得及被朝廷正式任用，他就在这年末病逝，刚四十出头，这也让李鸿章给说着了。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在“新全集”中载于第30册605—606页、第31册第131—132页两处，所标时间相同，而在第30册系夹于“同治十二年”信中，当为误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