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封信,内容主要是关于家事的。信中说到子侄辈学业、科考之事,对“诸侄闱艺均颇充畅”的情形自感欣慰,特别言及“经世已得优贡”,“而邦、楞亦茂密可喜”。经世、经邦是四弟李蕴章的儿子,经楞是三弟李鹤章(号继荃、季荃,信中称“季弟”)的儿子。尤其是对经世这个侄子,李鸿章对其科举之路很抱希望,家信中经常说到。尽管李鸿章有时持“科举无用论”,但终究不能完全“脱俗”,晚辈若能于举业上显达,他还是巴不得的。这不,经世侄儿得了个优贡,他就喜不自掩了。所谓“优贡”,是由地方考核、选拔进入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它与岁贡、恩贡、拔贡、副贡合称“五贡”),一般每三年考选一次,一省中也选不了多少个人,经朝考合格后可获任职。能得选优贡,在生员(秀才)中的确可说出类拔萃,但毕竟还远算不上“高级功名”。当然,对于年纪不大的经世来说,这已是个发展的好台阶,李鸿章积极铺排让他来自己身边学习,以便就近进京朝考。看得出,李鸿章不但有“家庭意识”,而且“家族意识”也是很强的,“光宗耀祖”嘛!
李鸿章此信中更着重议说了经方的婚事以及家眷北来的事情。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其实他为李昭庆亲生,是因为李鸿章到40来岁还膝下无子,便过继给他为嗣子。随后李鸿章有了亲生儿子经述、经迈,也始终没有退嗣。他对经方一直如亲子一样对待,甚至还要格外厚待。这时给他议婚,所订是安徽庐江人士刘秉璋(字仲良)的女儿。刘秉璋为进士出身,是淮系集团中为数不多的跻身督抚之列的人员之一,尽管此时还未到此职级,但已是李鸿章颇为看重的集团要员。当时像他们这等家庭的联姻,政治因素非常重要,彼此间讲究“门当户对”,且更要“志同道合”。李经方的此番订婚,也很典型。李鸿章夫人这时盼经方能尽早成婚,而刘家似乎犹豫,从李鸿章信中说到的“仲良未必即肯与女”可知,似乎是因为刘秉璋此时尚在丁忧(父亲去世)期间。而经方“今冬”成婚与否,牵涉李鸿章家眷北上日程的计划和具体安排,李鸿章此信中,对这事说得是很细致的。而无论如何,届时要动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所说公事尽管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告知哥哥“今日午刻接受督篆,仍拟藩司代拆代行”。因为当时是在天津交接督篆(曾国藩处理教案在津),而督署是在省城保定,李鸿章由于教案之事恐怕也一时不能回驻,故安排仍由直隶布政使(藩司)暂代处理印务。李鸿章特别强调了公事繁杂而少得力幕僚的困难情况,说丁日昌(雨生)许诺回江苏后代觅起草奏折的合适人手(所谓“代觅折奏”)。这也只是一个方面者而已,其他方面的恐怕也难凑手。李鸿章还说到“直隶辖境宽而政务冗,无怪涤师屡告疲乏”。曾国藩确实是这样,自他刚赴直隶任职的时候就顾虑重重,到任后则感叹,“直隶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再加这里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致使自己“一筹莫展”。看来李鸿章初接其任时,也有类同之感。不过,直隶毕竟是拱卫京师、在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政治地理地位特殊而重要,直隶总督在全国督抚中也具有“领袖”地位,对此职的安置皇家特别看重,绝不会随随便便。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获任此职后很快又得兼任北洋大臣(全称“北洋通商大臣”),权力更大,并且在这里经营二十余年,实力不断发展,有人说他竟达到“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地步。无论此说是否过头,反正与曾国藩在直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