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封信，内容主要是关于家事的。信中说到子侄辈学业、科考之事，对“诸侄闱艺均颇充畅”的情形自感欣慰，特别言及“经世已得优贡”，“而邦、楞亦茂密可喜”。经世、经邦是四弟李蕴章的儿子，经楞是三弟李鹤章（号继荃、季荃，信中称“季弟”）的儿子。尤其是对经世这个侄子，李鸿章对其科举之路很抱希望，家信中经常说到。尽管李鸿章有时持“科举无用论”，但终究不能完全“脱俗”，晚辈若能于举业上显达，他还是巴不得的。这不，经世侄儿得了个优贡，他就喜不自掩了。所谓“优贡”，是由地方考核、选拔进入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它与岁贡、恩贡、拔贡、副贡合称“五贡”），一般每三年考选一次，一省中也选不了多少个人，经朝考合格后可获任职。能得选优贡，在生员（秀才）中的确可说出类拔萃，但毕竟还远算不上“高级功名”。当然，对于年纪不大的经世来说，这已是个发展的好台阶，李鸿章积极铺排让他来自己身边学习，以便就近进京朝考。看得出，李鸿章不但有“家庭意识”，而且“家族意识”也是很强的，“光宗耀祖”嘛！

李鸿章此信中更着重议说了经方的婚事以及家眷北来的事情。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其实他为李昭庆亲生，是因为李鸿章到40来岁还膝下无子，便过继给他为嗣子。随后李鸿章有了亲生儿子经述、经迈，也始终没有退嗣。他对经方一直如亲子一样对待，甚至还要格外厚待。这时给他议婚，所订是安徽庐江人士刘秉璋（字仲良）的女儿。刘秉璋为进士出身，是淮系集团中为数不多的跻身督抚之列的人员之一，尽管此时还未到此职级，但已是李鸿章颇为看重的集团要员。当时像他们这等家庭的联姻，政治因素非常重要，彼此间讲究“门当户对”，且更要“志同道合”。李经方的此番订婚，也很典型。李鸿章夫人这时盼经方能尽早成婚，而刘家似乎犹豫，从李鸿章信中说到的“仲良未必即肯与女”可知，似乎是因为刘秉璋此时尚在丁忧（父亲去世）期间。而经方“今冬”成婚与否，牵涉李鸿章家眷北上日程的计划和具体安排，李鸿章此信中，对这事说得是很细致的。而无论如何，届时要动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所说公事尽管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告知哥哥“今日午刻接受督篆，仍拟藩司代拆代行”。因为当时是在天津交接督篆（曾国藩处理教案在津），而督署是在省城保定，李鸿章由于教案之事恐怕也一时不能回驻，故安排仍由直隶布政使（藩司）暂代处理印务。李鸿章特别强调了公事繁杂而少得力幕僚的困难情况，说丁日昌（雨生）许诺回江苏后代觅起草奏折的合适人手（所谓“代觅折奏”）。这也只是一个方面者而已，其他方面的恐怕也难凑手。李鸿章还说到“直隶辖境宽而政务冗，无怪涤师屡告疲乏”。曾国藩确实是这样，自他刚赴直隶任职的时候就顾虑重重，到任后则感叹，“直隶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再加这里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致使自己“一筹莫展”。看来李鸿章初接其任时，也有类同之感。不过，直隶毕竟是拱卫京师、在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政治地理地位特殊而重要，直隶总督在全国督抚中也具有“领袖”地位，对此职的安置皇家特别看重，绝不会随随便便。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获任此职后很快又得兼任北洋大臣（全称“北洋通商大臣”），权力更大，并且在这里经营二十余年，实力不断发展，有人说他竟达到“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地步。无论此说是否过头，反正与曾国藩在直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