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湘、淮军投入对捻军的镇压，并且刚历经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挂帅的人事变动。这背后，事局颇为微妙。刚镇压下太平天国，生性谨守、以盈满为惧的曾国藩，为了消除清廷对自己尾大不掉的疑忌，主动采取“裁湘留淮”的措施，即大量裁撤湘军而保留淮军。这样，到他受命挂帅平捻的时候，麾下的兵力就以淮军为主力了。虽从“淮由湘出”的意义上可谓“湘淮一家”，但“淮”既成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排他性就是无可避免的，包括对曾国藩也是一样。淮军将领在前敌阳奉阴违甚至明里与他为难的事情多有，其指挥效能遂大大降低。再加上捻军与太平军多有不同，战略战术的适应性调整也是问题。还有面对复杂时局自己心绪、心态上趋于消极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挂帅平捻军务不利，饱受朝野的舆论责难，他便坚意求退。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将平捻帅印交给了原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这就是所谓“曾李瓜代”。这一人事变动的背后，实际体现了湘、淮集团实力以及曾、李个人“权重”的消长变化。

写此信之时，李鸿章刚受命挂帅数月。而日前（正月间），还有一件对他家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李鸿章被授任湖广总督，因留前线督师无法实际赴任，朝命由他哥哥李瀚章署理。李瀚章这时刚由湖南巡抚改江苏巡抚，还未赴任，便要留署湖广。信开首“接都文（按：当指关于其兄弟人事任命的谕旨之类）后，喜惧交集，鄙情实同”云云，表示出兄弟俩对朝廷如此重用的共同心理感受。而后边“韫斋必即赴任”之言，“韫斋”是刘崑（字韫斋），他原为内阁学士，受命接替李瀚章出任湖南巡抚。由李鸿章此信中可以看出，哥哥来信除为兄弟俩的任职事感言外，主要是为其合适幕府人员的延揽向弟弟寻求帮助，而弟弟致信自就此事重点作复，此外还涉及前敌军事以及家族眷属移居安排等事。

先说幕事。对那时的官员而言，幕府人事当然是重要的事情，因为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班子，是协助官员办理具体事务而不可缺少的。当然，与现在也有区别，那时幕府并非在编的“公务员”，而属官员私家延聘。不过，到晚清时候的强势督抚这里，幕府的性质和特点上较往昔有着明显变化，最凸显的就是幕僚与官员身份的连通已非常密切。一方面，是有些官员甚至是有相当品级者不乏充当强势督抚的幕僚；另一方面，强势督抚的幕府不啻成为造就官员的重要源地，像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不就都是从曾国藩幕府起家的吗？信文中所说“近来幕道最难出色，好手即欲为官，不肯久居”的情况，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出幕入官成为热门途径。尽管各大员的幕府构成特点不尽相同，譬如曾国藩幕府除了办理军政实务的人员外还寄养了批量闲散文士，李鸿章幕府则特别讲究实用需要而不养闲人，但无论如何起码都是要有各方面的实务人员。李鸿章在这封信中述及他的幕府情况，按专责就涉及洋务、盐务、军事、刑名、书启、奏折等类别。至于哥哥要求的为其物色幕府人才，看来未能如愿，李鸿章仅向他推荐了一个为两江总督所用作刑名一席的任氏，此人要价颇高，信中说为曾国藩暂留，“如伊不用，或可转荐兄处”。李鸿章还特别告诉哥哥，“要紧公事必须自家执笔”，即使“不自起稿”，也要“能改”，总之，不能完全依赖幕僚。想来，这不仅仅是劝诫哥哥不要“懒政”，也是防止自己失于把关而出事故。

再说平捻军务方面。信中李鸿章除了简告自己的军事布置外，特别说到奏留霆军的事情。霆军就是所录上封信里言及的“鲍军”。鲍超字春霆，故其营伍名“霆军”，为湘军所属。它是参加平捻战事的湘军主力部队，就在李鸿章写这封信之前，刚发生过因“尹隆河之战”而导致的霆军和铭军（淮系刘铭传所统营伍）争功诿过事件。此战发生在湖北京山尹隆河地方，是对东捻军的重要一战。战前霆军和铭军约定了出击会战的时间，而铭军为争功而提前出击，陷入被动，大遭损失。是按原定时间出击的霆军到后救助了铭军并反败为胜。但战后刘铭传恩将仇报，反诬因霆军违约晚到而致铭军失利。李鸿章按此口径上奏，鲍超反被责难，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未积极为鲍超和霆军辩诬。大为气恼之下，鲍超坚决求退。而此际，则处在霆军是入陕还是留鄂的争执之中。当时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的湘系大员左宗棠，力争霆军入陕，而李鸿章兄弟则力争霆军留鄂。本篇信文中“霆军业经奏留，彼已诹期入秦，接弟咨或须改入鄂”之语，正是就此而言。而因鲍超旋即“病退”开缺，霆军裁撤改组，原霆军的部分兵力遂为李鸿章兄弟代表的淮系攘夺，“淮长湘消”之势难抑。信文中不是说到“涤师恨台谏屡劾，廷寄常骂，故退志极坚”吗？可知当时曾国藩面对的局面以及他的糟糕心绪了。至于李鸿章挂帅平捻的军事，则根据捻军具体情势变化，有针对性却也颇为艰难地进行着。

最后要说的是李家眷属移居之事，在信文中则是先于上述两事言及的。从其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大家庭似乎是习惯相对聚居的。此前老母（父亲于咸丰五年即1855年去逝）还有其他若干眷属是随李鸿章在两江督署居住的，李鸿章外出领军，游移无定，自然不便携带家眷，而李瀚章署湖广总督衙署是在武昌，并且“甚闳深”，也就是说非常宽绰，移居此所当然更为妥适。具体安排方案从信文中都能看清，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关于其夫人的特别交代：一是其动身“尚在迟疑”的原因，是“护惜辎重家具”，而此类东西，是自“伪忠府所得者”。这些属“战利品”本应交公的东西，看来是为其家心安理得地归己所有了，“贪赃”，在他们这等人家，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小菜一碟。二是要其兄择留宽绰处所供其居住，强调“弟妇则从我于富贵，而非从我于贫贱者”。可以想见，既以“富贵”为准，平时的衣食住行会是多么奢靡！这就是昔日这等达官贵人的家庭生活理念。

至于李鸿章这时的夫人，早已是第二位。原配周氏在咸丰末年去世，续娶的是本省太湖名门赵氏之女，名赵小莲，其父赵畇曾与李鸿章同在翰林院，又曾一同在乡办团练，本来的“同事”结果成了翁婿关系。野史上有说李鸿章与赵小莲早有私情，纯粹是好事者的桃色编造，就像今天有的小报“娱记”，编造连风也捕不上、影也捉不到的“明星新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