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晚秋，从温州坐客车，行程三小时二十分钟，到新昌天已向晚。新昌未通高铁，时隔十多年后再坐客车，虽不比古人水陆辗转，却由此生出一分古心。

新昌与嵊州，古属剡县，俗称剡中。这是一块盆地，西北是会稽山，东北是四明山，南边是天台山。剡溪和曹娥江两条水系呈向心性集中。从初唐到晚唐，整整一个朝代，文人名士，如高山流水，纷纷朝着浙东这一方水土一路唱和而来。诗歌史统计，有四百五十一位诗人，留下一千五百零五首诗篇。《全唐诗》收载的诗人两千余人，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诗人来过浙东。《唐才子传》收录才子两百七十八人，上述四百五十一人中就有一百七十三人。李白、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温庭筠、元稹、刘禹锡、岑参……从钱塘江抵萧山西陵（今西兴镇）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到达越州（绍兴），然后沿越中剡溪上溯，经剡中到达天台的石梁，支线还到了温州。这条“浙东唐诗之路”，成为继“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

李白的《别储邕之剡中》诗云：“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公元726年，李白登天姥是在一个秋日。我此行也是。入眼之物，是李白看过的，也是一众诗人看过的。

一　石城山的魏晋时光

白云山庄，在石城山入口。晨起，几个人相约去石城山。原来昨晚散步折返处不远就是放生池了，只见山泉漾漾于一潭。山道在这里呈“Y”字形分叉，一条向南，一条向东，大佛寺在东。山径曲折，有几处凿山而过。山峰竦峙，杂树染秋，人在山中，不知山深几许。有岩石壁立如削，上面刻着“面壁”二字，一看是北宋米颠留于此。“古藤络苍岩”“石梁卧秋溟”，山中仍是晚唐诗人唐彦谦所见之物。

穿过一道窄门，悬崖峭壁拔地而起，天也被挤压成狭长的一片。几间禅房紧贴左侧岩壁延伸，右侧，一座重阁飞檐的殿宇沿一块独立的巨岩而建，指示牌上写着“弥勒佛石窟造像”，才知大佛就在此地。

阳光在巨岩上飞溅开来，而后又跌落，光的瀑布，在岩下聚成一潭。阳光下的小小禅院，古雅明净。

石窟内，脚手架横竖交叉围起大佛的周身，问一僧人，说，是准备重新裱金。脚手架内，高五丈的大佛结跏趺坐，法相庄严，两只手掌交叠作禅定印。

佛前伫立良久，耳边似有“叮叮”的凿石声传来，而后声音越来越密集，恍惚间，大佛上下都是幢幢人影，其中有三位僧人，应是僧护、僧淑和僧祐。

僧护是开凿大佛的最初发愿者，年少出家，隐居在石城山隐岳寺。据传，僧护每次经过寺北端的一处数十丈岩壁，都会看到光明焕发，听到丝竹管弦之声，于是在此挚炉发愿，凿岩镌刻十丈弥勒大佛。至南朝建武期（494—498年），仅成面璞，后因病辞世。当面璞——大佛模糊的脸廓从岩石中浮上来时，石城山亿万年前的顽石都为之默默双手合十吧。

僧淑继其遗业，但因经费不足，也没能完成石窟大佛。铁凿停下来就是经年。山中风霜雨雪如故，高僧名士进山的脚步却是络绎不绝，他们到山里来，松下煮茶，石上听经，泉边清谈。

东晋以后，衣冠南渡，北方的士族大家纷纷南下，浙东以会稽为中心，成为南方的文化中心。在嵊州和新昌一带，高僧辈出，名士迭现。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遁林居焉。次又有乾、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

石城山最早的开山者是帛僧光，于晋永和元年（345年）来到江南，栖止于石城山的石洞中，后来跟他学禅的人越来越多，在旁边建起了茅棚，逐渐形成了石城山的第一座寺院隐岳寺。帛僧光在石城山修禅五十三载，晋太元末年（396年）辞世。隐居沃洲山的高僧支遁晚年也住石城山，建栖光寺，太和元年（366年）卒于此。

石城山的佛胎，在天地间孕育着。某日。某人。这个“某”可能是一位高僧，也可能是一位名士，也可能是任何一位到石城山来的普通信众。他，或者他们的目光触及大佛的石胎时心中一动，心愿如草芽拱破冻土，萌生接续僧护和僧淑的遗愿。

前车之鉴，行愿也需要智慧呀。环顾天宇茫茫，青山苍苍，世间只有一个人可完成大佛造像。是谁？此人就是当朝天子梁武帝。怎么办？想办法呀！找卸任回乡的官员陆咸谋事。陆咸知道此时深得天子器重的建安王萧伟体弱多病，正辞职在家养病，以他的财力、势力、信仰，致力于营造弥勒大佛正是时候。真是找对人了。后面就是《髙僧传》里记载的灵异之事了，说陆咸一日夜宿剡溪，风雨如晦，夜不能寐，稍一打盹见三僧来告，说建安王若能完成剡县僧护所造的石像，病体就能平安。于是陆咸上奏建安王，建安王上奏梁武帝。这办事的理路跟现在一些事情还是一样。

梁天监六年（507年），梁武帝敕遣僧祐到石城山专任营造石像。僧祐是一位在齐梁佛教史上留下不朽业绩的名僧。《高僧传》里说：“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光宅寺位于当时丹阳的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摄山大像在南京栖霞寺，至今已不存，只有剡县石佛即今大佛寺弥勒像成为僧祐仅存于世的杰作。僧祐不是以尺寸而是完全凭经验靠目测建造大佛。

僧祐在造像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雕刻右掌。忽然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后人根据此文推测，僧祐最初设计的大佛右掌可能作前伸的施无畏印，后因石材断裂，遂改为双手于腹前相合的禅定印，而佛像结跏趺坐与禅定印是相配的，这是造像的仪轨，由此石像也由原来的站高十丈改为坐高五丈。这件事情记载在刘勰的《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刘勰是僧祐的好友，碑文中赞誉僧祐营造的剡县石佛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刘勰因“文长于佛理”，当时京师的寺塔及名僧碑志都请他制文。这些碑文，到今天也已散失，这篇长达两千两百余字的剡县石佛碑文成为刘勰除《文心雕龙》外难得的存世名文。弥勒大佛也因前后历三十年经三僧而成，被称为“三生圣迹”。

今天的大佛已不是石像，而是石胎木架夹苎裱金像。新昌大佛至初唐时期仍是石质大像。一九八九年，大佛左臂肩及胸腹大块泥层塌落，露出隐在泥层内的木框架和石胎，并裹以生漆苎麻布，然后进行衣褶加工以及磨光和裱金。一九九〇年开始维修，发现面目也有木框架。

大佛这一变化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钱俶重修大佛有关。“鼠雀之穿坏，又渥其涂彩，葺以梓材。”钱俶的这次维修记载在宋惟演所作的《重修宝相寺碑铭》。“葺以梓材”，可能就是大佛由石像变为石胎木架夹苎裱金像的开始。

门外放着一块“石弥勒大佛裱金缘起”的告示，写着：“大佛寺按照新昌县人民政府意见以及广大信众的心愿，按照文物保护规范要求，根据南京博物馆维修设计方案，需要维修裱金净资一亿八千万元，由寺庙筹集，专款专用。于二〇二〇年二月底重裱大佛金身。有缘者请慷慨解囊，随缘乐助，福不唐捐，功德无量。”据说，史上记载石窟大佛维修达十五次之多。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光里，我们见证了大佛最近一次的裱金庄严。

李白诗云：“新昌名迹寺，登临景偏幽。僧向云根老，泉从石缝流。寒中鸣远汉，瑞象出层楼。到此看无厌，天台觉懒游。”孟浩然诗云：“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一个说“到此看无厌”，是“有”；一个说“下生弥勒见”，是“无”，有李孟诗文在此，任何的描绘都是贫乏的了。

朝山外走去。我走过的路，李白走过，孟浩然走过，罗隐走过，陆龟蒙走过，李贺走过……把来过的人的生命长度连接起来，也无法抵达山里一块岩石的生命长度。一些脚印会重叠，目光也会重叠，这一脚，说不定就踏进了李白的脚窝里，呼出去的气，弥散在草木间，从此石城山也收藏了我的气息。

二　一首唐诗三碗茶

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

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

公元767年，陆羽乘一叶扁舟从湖州苕溪出发，进入越州剡溪时已月上东山。陆羽多次入剡，留下的诗歌只存这首《会稽东小山》，入剡考茶的成果却屡见于《茶经》。陆羽是我倾慕的人，他走遍千山万水，只做一件事——写一部旷世的《茶经》。

在剡地，与陆羽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遇见茶山、茶村、茶诗，还有一杯剡溪茗，它们都有着陆羽的气息。

不到剡中，焉知茶山之深广。茶垄，如云似水，从山谷涌上来，又向四围延伸开去，一些漫到脚边，一些淌到云朵里去了。

此地属东茗乡。秋天的茶山有着坐下来喝茶的那一份沉着和宁静。茶事看似结束了，其实仍在继续。黑黝黝的茶叶，吸纳着阳光。在春天可不是这样的，茶叶鲜绿油亮得连阳光都会在上面打滑塌。秋是收，春是发，从秋天开始内敛，春天才有力气绽放。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庐，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天姥山的茶树还是陆羽眼里的样子。茶树的花，金蕊玉瓣配着浓绿的枝叶，清新可人。记得夏天的茶树花，被蜜蜂采过后，经露水一打，摘一朵，对着花蕊一吮，里面的水珠也是甜的。茶树是边开花边结果，花果相遇是茶树的古老性情。茶果在枝上长老了，会爆裂开来，里面的籽砸碎了可以用来洗头，洗后头发会有一层乌溜溜的光。这法子，不知起于何时，是谁发明，老祖母的老祖母就是这样。陆羽没有研究这些，他毕竟是个专心的人。

《茶经》不过七千字，分成“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十章，写得细致入微，气象万千。剡中茶事，陆羽似乎考研得最是详细。“之出”一章中写道：“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在“之器”说，用两层又白又厚的剡溪出产的剡藤纸做茶叶纸囊，储放烤好的茶，可使香气不散失。用两层的剡纸做纸帕，裁成方形，十张垫十枚茶碗。在“之事”中还收录了一则剡中“飨茗获报”的故事。

陆羽说“碗”也是越州的好，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都比不上越州。有人说邢瓷比越瓷好，陆羽认为完全不是这样。他说，如果邢瓷质地像银，那么越瓷就像玉，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一点；如果邢瓷像雪，那么越瓷就像冰，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二点；邢瓷白而使茶汤呈红色，越瓷青而使茶汤呈绿色，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三点。陆羽踏遍越州的角角落落，对茶的审美相契于越地的山水。

我见过唐代窑口出土的越窑青瓷，釉质温润如玉，如宁静的湖水，青绿略带一点黄，有“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风骨。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之一被称作“秘色瓷”，是贡品，也是商贸瓷。这越窑青瓷烘托茶汤的绿色，碧玉般晶莹，嫩荷般透翠，又有层峦叠嶂般的舒目。爱茶的陆龟蒙赞美越窑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人是深知用越窑喝茶的妙处。

陆羽对茶的寄情，或者说对茶的专研，承继了魏晋之风。北方的士族南渡后，南方的地貌和它多种多样的植被不仅成为诗歌的主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谢灵运的《游名山志》详细记录了胜地名山的地理信息，还有大量描述南方奇异事物的文献记录，包括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作于公元304年），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张华的《博物志》（作于公元300年之前）。

陆羽的《茶经》让我想起另一本书——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是一本写唐代外来文明的书，一本物质之书，也是一个风华又糜烂的大唐。陆羽是“兰陵美酒郁金香”后的那一盏茶，是“唐三彩”上的那一抹青，一起构成了大唐。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是陆羽的朋友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中的诗句。在天姥山想起陆羽，他清寂的身影落在我视线触及的每一处，难以拂去。

远望，茶山中的村落，像万顷碧波中的一个小岛。雾一起来，又似人间仙境。后岱山就是这样的村庄。

走进村子，石头墙，小青瓦，木头门扉，小院落，菜园子，石板路，小狗，鸡，鸭，鸡冠花，还有落光了叶子的老梨树和柿子树，构成了村庄的老底子。但村子并不是一味地老旧，有股子新鲜气在流动。斗笠挂在石头墙上，酒瓮摆在石板路边，茶罐种上金钱草，它们都成了艺术品。一座石头屋的门楣上挂了一块“颜如玉”的木牌，探头一看，是一个书吧。坐下来，泡上一杯茶，看一本书，光阴也在此停下脚步。

一座石头屋改造成了茶室，小院一角种了一棵茶树，花正一朵朵往外冒，更添了茶趣。主人冯春瑾，一个苏州人，循着茶香而来，把一间闲置的民居拾掇成茶室，做起了茶生意。五个年头过去了，还留在茶村恋恋不去，乡亲们也把他当成自己人，有啥好吃好喝的都有他的份。

东茗乡是新昌龙井茶的主产地。当地文史研究者徐跃龙主编的《新昌茶经》载，西湖龙井茶的前身是“天台乳花”。苏轼曾撰文追溯龙井茶的起源，认为乃是谢灵运在下天竺翻译佛经时将天台山带来的茶树种种于西湖，后来辩才和尚退居狮峰山下寿圣寺（即后来的龙井寺）时又将下天竺之茶带至龙井，并亲自植茶制茶，才有龙井茶之名。新昌的龙井茶以石城山大佛冠名，称大佛龙井茶。

后岱山种植了两千七百亩的大佛龙井茶，产茶一千三百三十四担，产值有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元，村里每人可收入两万八千元。这一组数字也是一组音符，谱出一首优美的春日采茶歌。

采茶不能见日，“晨则夜露未稀，茶芽斯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清明前后，天刚擦亮，村里门扉吱嘎声此起彼伏，村道上脚步纷沓，欢声笑语，似去赶集。旧日采茶时还有“喊山”的习俗，村人敲锣打鼓，声震山冈，说“喊山”可以呼泉催茶芽，能惊走虫蛇。山外的茶商纷至沓来，挨家挨户地相看茶叶。一个春天，整个村子就泡在茶叶的香气里。

后岱山旧日有自己的茶厂，现在村民专卖茶青，就闲置了，去年被改造成茶文化展示馆。这座建于一九五八年的“后岱山茶厂”，青砖青瓦，成了后岱山茶事繁盛的历史见证。展厅里展出的茶桶、茶篓、茶瓶、茶碗这些旧物，都覆着一层厚厚的茶色，似乎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

我注意到一块字迹斑驳的石碑，依稀认出“同归茶捐碑记”几个字。这是一块“光绪三十年”的茶亭碑，记录了村民捐建茶亭施茶的事。勒石而记的果然不是小事。

天姥山高峻雄阔，散落在高山峡谷中的村落都以山岭互通。后岱山没通公路前，下山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岭。山道弯弯无止境，山岭高峻似天梯，一个茶亭歇歇脚，一碗茶汤解解渴提提神，风霜雨雪也温厚了许多。捐建茶亭，也叫茶会。民国《新昌县志》记载，县内各村岭设茶亭路廊施茶，附设于庵内的叫茶庵，有三百多处，资金都是募捐，全县共有茶田千余亩，请专人负责烧茶供应。茶亭内立有碑记，刻着捐田者之名和管理事项。

我在《新昌茶经》一书中见过几块遗存的清代茶亭碑——茹姑庙的《茶会碑记》、彼苍庙的《茶田碑记》、台头岭脚的《茶亭碑记》、镜岭练使岭的《茶亭碑记》，这些刻入石头的汉字，在岁月里源源不断地散发着茶香，温暖一代又一代的剡中人。陆羽在《茶经》“之出”里说，茶性质冷凉，可以降火，作为饮料最适宜，于品行端正有节俭美德的人，其效果与最好的饮料醍醐、甘露不相上下。茶山人传承了茶的善性，这是茶山的厚德载物。

秋阳和煦，村人们围坐一起，手边各有一碗茶，谈天说地，一口绵软的越州方言，让人想起了越调。二十世纪初三月的一天，当地唱书艺人袁福生、李茂正、高炳火、李世泉等，在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借来四只稻桶垫底，铺上门板，站上去唱的几折小戏中，就有一出《倪凤煽茶》。这是最初叫“小歌班”的越剧第一次登台。

后岱山有布袋木偶戏班，唱的也是越调。闲暇时，台子一搭，从箱子里拿出木偶来，唱给漫山遍野的茶树听，唱给茶圣陆羽听，也唱给茶村人自己听。唱戏的，看戏的，人还是那些人，手还是那双手，季节一转，春雨落下，茶树吐绿，那时一座山，一个村，连人带云朵、太阳、月亮，都带着茶香。

紧邻后岙山的下岩贝也是个茶村，一家叫“山中来信”的民宿懒洋洋地躺在村庄斜对面的山坡上，四围是此起彼伏的茶园。

“信”是一个多么好的字。春信。雪信。花信。风信。潮信。万物都有自己的信。我收到的是一封山中“茶信”。

面对着茶筛湾峡谷和天姥山著名的“十九峰”，坐下来喝茶。茶叶一条条卷曲着，是传统的手工茶。陆羽在《茶经》“之造”中说像“浮云出山”，又像“轻飚拂水”，大概就是如此情态。茶叶在水中慢慢地舒张开来，从灰绿变成嫩绿，茶气袅袅，清香袭人。泡茶的姑娘说，这是天姥山云雾茶。

“云雾茶”三个字就是一幅山水画——峰峦叠嶂，云雾缭绕，茶林森郁。在这样的画境中，饮一杯香茗，有唐代诗僧皎然“再饮清我神”的意境。

皎然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诗中有茶品、茶具、煮茶、饮茶，还有茶境。皎然饮茶有三个境界，层层深入，是饮茶之妙，也是中国茶道的真谛。据说比日本人提出“茶道”一词早了八百多年。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在灵隐寺出家，后来长期住在湖州的妙喜寺。自称是谢灵运的十世孙，把剡地当作自己的故乡。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漫游剡中，品茗访友，写下许多诗歌：“早晚花会中，经行剡山月。”“春期越草秀，晴忆剡云浓。”“觉来还在剡东峰，乡心缭绕愁夜钟。”“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一代诗僧，满怀乡思绕剡中。

皎然的乡心一半系于剡茶，“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清明路出山初暖，行踏春芜看茗归”“聊持剡山茗，以代宣城醑”，或品，或赏，或赠，或咏，想来只有家山的茶能让皎然饮出“三饮”的境界，悟得茶之道。

皎然与陆羽是“缁素忘年之交”。陆羽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前后来到吴兴，住在妙喜寺，与皎然结识。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皎然传》载：“出入道，肄业杼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皎然《赠韦早陆羽》诗云：“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诗中将韦、陆二人比作陶渊明与谢灵运，表明不愿多交朋友，只和韦卓、陆羽相处足矣。两人一起往剡中访友品茗，倡导“以茶代酒”的风气。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云：“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陆羽在《茶经》“之饮”里说，天生万物，都有它最精妙之处，人们擅长的只是那些浅显易做的，房屋、衣服、食物和酒都精美极了，而饮茶却不擅长。《茶经》里蕴藏着皎然的性灵，也是陆羽的，一生知己，禅茶一味。

日头已沉落“十九峰”后，一切都在隐退。峡谷中的韩妃江越发白而亮，似一条远古冰川，凝固在如墨的山体中。这条江流，是剡溪的一条源头支流。万山之水的剡溪，是一条魏晋之溪，载着王羲之“兰亭集”的雅兴，谢灵运登“天姥岑”的游兴，和王子猷“雪夜访戴”的随兴。到唐朝，文人名士追慕魏晋风度，溯剡溪而来，大袖飘飞，亦步亦吟。茶为清饮，发言为诗，“浙东唐诗之路”上，写剡茶的诗就有三十多首，有杜甫的“茶瓜留客迟”，孟郊的“茗圃无荒畴”，刘禹锡的“诗情助茶爽”，元稹的“慕诗客，爱僧家”，温庭筠的“茶炉天姥客”……一首唐诗三碗茶，留得高香余味长。

剡中有茶祭的古俗。每年春信一来，雨润茶山，民众就自发贡献香烛茶果、茶歌茶舞，祭支遁、王羲之、谢灵运、陆羽、皎然、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温庭筠、元稹……在新昌人的心里，他们都是剡地的茶之灵。

三　谢公古道今犹在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拨五岳掩赤城。”未到新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诗句已在心头如云海般翻涌。

“天姥”二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谢灵运这首《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诗中：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

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

倘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

谢灵运是天姥山的开山祖，他开山辟道打通了台剡的陆上通道，把这座南方的山脉推上了文学的舞台。这首诗也是天姥山的始祖诗。李白是追慕谢灵运肆游山水的诗性来到天姥山的。

这条诗性的古道今犹在？据说还残留着会墅岭一段和天姥山下的横板桥、斑竹村两段，两村相距不过十里路，都是古人登天姥山的驿站。

天姥巍巍，溪涧幽幽，不见斑竹村。温煦的阳光缓释出的植物清香，呼吸可闻。一瞬间有走进武陵桃花源的恍惚。

也是“缘溪行”，溪水转折处，古木参天，掩映一座石拱桥，单孔，不规则的粗石垒砌而成，桥名“司马悔桥”。“司马”指唐代隐居天台山的道士司马承祯。南宋嘉泰《会稽志》云：“旧传唐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因以为名。”袁枚有《司马悔桥》诗云：“到此方才悔念深，我来桥上笑先生。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这悔的是什么呢？足以让人好一番品味了。

桥的另一头有司马悔庙。旧日庙门前有十多级台阶，武官到此要下马，文官到此要下轿，故又称落马桥。在桥东侧的额上就镌刻着楷体的“落马桥”三字。庙一侧的白粉墙上贴着一纸告示，写有“道长外出”一行字，顿生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古意。

古道是大地记事的绳子。“谢公古道”由鹅卵石铺就，枝叶间漏下的点点光斑在上面游离跳**，忽明忽暗，像折折叠叠的时间。

从树荫下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那一瞬间仿佛跨越了时空。遥望山边，泥墙瓦屋鳞次栉比，绵延数里，就是斑竹村了。村人说古时是“斑”，因村边山上长满斑竹而得名，也不知改于何时，或许是因斑竹源于湘妃泪的传说而改之吧。斑竹村，因这条古道而生，村子蛰伏在天姥山脚下，也成了这条古道的守护者。人与物需要一种相互的共同关照和共同使用，不然就会消亡，这种生存观也在古道上显现出来。

平坦的水泥路走惯了，在这乌黑的卵石上行走，脚底被硌得微微生痛而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想着谢灵运开道之初，应是满布荆棘和各种危险。当时这条陆上通道还没有成为台越交通要道，多数游人仍走水路，如杜甫“归帆拂天姥”。“拂”即斜擦而过。他从华顶峰北麓乘舟入剡溪，过沃州而未登天姥，故云“拂”。直到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越王钱镠以“去温州道路悠远，此地人物稍繁，且无馆驿，及析剡县十三乡，置新昌县”后，这条通道才成为浙东要津。从始宁至临海古驿道需经新昌的桃源—会墅岭—天姥山—关岭进入天台县界。从此，台越往来，都改由旱路。明清时期，还设有斑竹铺，有大公馆、小公馆。

古驿道距新昌县城南约二十公里。斑竹至天台、至嵊州圴为四十公里。驿道穿村而过，是驻足、住宿最好的地方。南来北往的官员、商旅在斑竹驻足、投宿者甚多。明崇祯五年（1632年）的四月十八日，徐霞客游天台山曾夜宿斑竹，他在《游天台山日记（后）》中写道：“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斑竹旅舍。”

袁枚曾三次到斑竹，他的《斑竹小住》写得极有韵味：“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两山青夹天，中间茅屋置。佳人出浣衣，随人作平视。仙禽了无猜，神鱼不知避。我坐支机石，与谈尘外事。人语乱溪声，钗光照峦翠。”

斑竹村依然有着袁枚笔下的诗意。但斑竹作为一个旧时的商贸会聚之地，我还是闻到了马粪、老酒、汗液的气味。这些从黄泥墙、卵石路、排门板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背后都是人名，我仅仅知道谢灵运、李白、徐霞客、袁枚，他们的到来，斑竹才有那么多店铺，沿着驿道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当然还有迁居此地的章、盛、张三姓族人，他们都成了斑竹人。比如章木，是斑竹章氏的始祖，南宋初迁入新昌，后裔一支又迁居鄞县，清咸丰间章鋆中状元，曾来新昌祭祖，其子孙遵嘱来斑竹重建祠堂，斑竹人称状元祠堂。

正午的阳光像一束历史的追光打在“章大宗祠”的天井里。空无一人的祠堂，其建筑本身开始引人注目。台门上精细的砖雕显示了这个家族的荣耀。祠堂的正厅面阔三间，两侧各有三间看楼连接戏台前廊。正厅的明间抬梁式，次间穿斗式，七柱落地。抬梁上是花篮式瓜柱，脊檩下是花篮悬柱，檐柱上有透雕狮子捧绣球牛腿。特别是戏台的藻井，七层卷浪纹花拱木雕片，逐层缩小，有二十七组，穹顶为狮子捧绣球浮雕，四面台柱均有牛腿，后台柱牛腿为左文右武透雕人像，前台柱为狮子捧绣球和骑马的武将。祠堂的建筑结构之复杂，技艺之精湛，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想着祭祖时，戏台上锣鼓喧天，粉墨登场，戏台下人头攒动，香火鼎盛，那是何等兴旺啊。

空****的戏台，这份曲终人散之后的安静，像一面镜，照见历史和当下，照见那个孤傲卓绝又落寞孤独地行走在天姥山脚下的诗人谢灵运。

公元423年，在永嘉太守任上一年的谢灵运，最终熬不住东南海隅的寂寞，交了辞呈，径直回了家乡会稽始宁，这是他第一次退隐。公元426年，谢灵运再度出仕，回到京城建康，任秘书监。这是一个掌管图书的官职，负责整理密阁——收藏天子藏书的地方——的图书。官方让他撰写《晋书》。灵运志在参加高阶层政治，掌握政治实权，怎么能安心做一名文史官吏呢？失望之余，任性的脾气一上来，又开始消极对待，敷衍了事。其实，以灵运的学识和才华，这项工作非常适合他。文帝对灵运的才华非常赏识，不久迁为侍中。经常日夕接见灵运，赏遇丰厚。但不愿做一名文学侍臣来点缀刘宋朝廷风雅的灵运，又辞职不干了。

公元429年，谢灵运从建康又回到始宁。第二次退隐的谢灵运游兴似乎比在永嘉时更浓了，弄出的声响还挺大。《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看到王琇这般样子，诗人哈哈大笑，说，跟我一起游山玩水去吧。王琇当然不肯去。

这支浩浩****的开山队伍，其实是谢灵运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的孤独寂寞。请看谢灵运的形容——明成化《新昌县志》载：“**而行，须发及地，足著木屐，手执卷，惟一布巾蔽前耳。”谢灵运的这张裸像挂在东山寺，后寺废，裸像亦轶。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又任性的诗人呀。

如今看来，谢灵运此举，是诗人最后被弃世广州的连锁反应。这条开辟出来的山道，也是诗人的心迹，如一条燃烧的草绳，将成灰烬。这种失意的狂放，即将到头了，人生的大戏终于到了**，要走向尾声了。

相比谢灵运，他的粉丝李白的精神天空开阔多了。唐玄宗欣赏李白，也只是将他当作文艺人才看，给他一个供奉翰林的虚衔。李白对于这样的照顾一点也不买账，一有机会，还要从政，最终落得流放夜郎的下场。

李白流放夜郎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的《早发白帝城》就写在流放途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里哪有流放边疆的困厄，只有顺风起航的畅快。那一年李白五十八岁。

谢灵运流放广州时，写了一篇《感时赋》，云：“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颓年致悲，时惧其速。岂能忘怀，乃作斯赋。”那种黯然神伤堵着心了。他另外还有一篇《伤己赋》，也是写在这一段时间：“始芳春而羡物，经岁徂而感己。貌憔悴似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往年那种狂放的游兴已消退，暮气沉沉涌上心头。那年谢灵运四十八岁。

一个是“蹑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悬。低徊轩辕氏，跨龙何处巅。仙踪不可即，活活自鸣泉”，一个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两个都是极其自我极其孤独的人。李白的孤独很潇洒，对话太阳、月亮、大漠、江河。谢灵运的孤独很幽咽曲折，只有自己，山与水只是他的映衬。也怪不得灵运，魏晋的天空毕竟不是唐朝的天气。

谢灵运和李白走过的这条古道，不论是地理，还是文化，都是一次“凿空”。这两个如图腾般的祖先，在走过天姥山时，随着脚步撒下的文字，至今还闪耀在文学的天空。

站在状元祠堂的台门前看斑竹村，此时的村庄何尝不是一个空****的戏台？往日的商贾、官差、游人，这些戏台上的人物早已不知去向，生活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南瓜、佛手瓜堆放在屋前的台阶上，几个铺晒番薯粉的竹簟搁置在卵石垒砌的矮墙上，一张空竹椅放在驿道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妪推开门露出一个头看着我们。村中心的平地上一个妇女在卖木莲冻。问：知不知道李白？答：我不知道哪个是李白，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吃过我的木莲冻。一问一答，像偈语。听者不由一愣，继而欢笑。

斑竹村前的溪流，叫惆怅溪。站在谢公古道上，思绪也如眼前的溪水缓缓流淌，宁静，致远。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于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