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生涯(1 / 1)

我上学很晚。

八岁那年,去给我小舅带孩子,因此耽误了一年,进王湾小学时都九岁了。许是当时已经是个大孩子,心智比班里其他同学成熟,接受能力强点,又或是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门口,每天耳濡目染,还没上学就了解了一二年级几乎所有的课程,故上学后第一次期中考试,就得了班里第一名。

那时的王湾小学和所有的村小学一样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学校虽不大,但五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就有两百多人。因教学资源实在太有限,故学校严格控制升学率,只一年级就读了三四年的孩子很多。所以,一个新学生考了全班第一名,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意外。

当然,最意外的人就是我。

犹记当时,我一度坚信是老师看错了,可拿着试卷对照课本翻阅核实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确定:没错!

彼时,虽然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可我不得不假装得十分冷静,强迫自己以看上去非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成绩告诉家人。

本以为家人听了会跟我一样欢喜,没想到他们莫不一副淡淡然的样子。记得那天,我大大刚干完活回来,满脸灰尘地坐着喝茶,他漫不经心地说:“这次考个第一名算个啥,有本事你一直考第一名给我看。不要骄傲了狗狗。你看人家张蕊兰,从乡上干到省上,那么大的官了,稳稳重重的,从来不骄傲。”

那是我第一次听“张蕊兰”这个名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镇,信息相当闭塞,除了自己生活的那个村子中的家长里短和课本上习来的一点东西,我对世界的认识浅薄到几近无知。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张蕊兰”三个字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震惊。后来,我又考过几次第一名,许是我大大对我的学习有点重视了,所以“你看人家张蕊兰”的话越加频繁地从他的嘴里说出。

从我大大碎片化的口述中,我渐渐地知道了张蕊兰大概是什么人了:她是我大大的初中同学,学习非常好,写得一手好字;衣着朴素,言行举止又稳重;毕业后在陇城公社当职员,工作特别勤奋,凭着卓越的才华一路上升,直干到省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常听“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段子。我大大虽然没读过多少书,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故对学习好的人充满崇拜。我大大最钦佩的人就是他的同学张蕊兰。以自己最钦佩的人来鼓励我,可见,我大大心里对我的学习怀着怎样的期待。

家里每个人都跟我大大一样,习惯于用表面淡漠的方式鞭策我保持不骄不躁,但他们的心里是狂喜的。这点,我知道。

为了不让老师和家人失望,我能做的就是更加用心学习,努力做个像张蕊兰那样的女人——这样,我的家人就会感到光荣。

榜样力量的强大真是无穷的。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托互联网的福,终于和我大大的偶像张阿姨取得了联系,那一刻,想起多年求学生涯,始觉张阿姨对我的影响是那么重大且根深蒂固。

我自认为没什么能力,但一向觉得自己的命好,在人生道路的每个阶段都会遇见贵人,在他们的点拨和协助下,做任何事比想象的要容易些。

在求学道路上的每一个阶段也是如此。

譬如,我上的虽然是山上的一个村小学,但当时正值村小学黄金时期,不像现在村小学由于生源、师资等问题,要么凋零,要么消失;当时,我们王湾小学的教学环境非常好。学校有五个老师,虽然都半农半教,放学后就去种地,但教书和种地一样扎实,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基本功也差不到哪里去。

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启蒙老师李宝生(现已病故多年)。

我们王湾村都知道李老师种地踏实,但几乎整个陇城镇的人都知道他教书更踏实。在我求学生涯中,像李老师一样的老师虽然也有,但真的为数不多。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教“O”这个字母的情形。李老师的嘴俨然一个鲜活的“O”,每次一张嘴,我们就哈哈地笑了,他就气急败坏地拿尺子打我们,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我们读,直到我们很严肃地把“O”这个字母准确地读出来为止。在启蒙老师的教导下,一年级两次期中考试、两次期末考试,我都是第一名。

一直认为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老师一夸,学习劲头就非常大,就更加用功地学,形成良性循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有了扎实的基础,以后考试也许有闪失,但成绩基本都是稳定的。

就这样,从一年级开始,抑或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比较多,加上又想给家人表现、争气,所以,在往后的学习生涯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在我四年级时,刚从师院毕业后的王三虎老师来我们学校实习,给我们教数学,薄树民老师给我们教语文。五年级时,王老师给我们教语文兼班主任,薄老师教数学,这两位老师可以说是我学习生涯中真正的贵人。我们王湾小学在王三虎老师那一届小升初考试时进入过全镇前十名,直到我前一届,这个记录也没打破,而我们班当时只有十四个学生,要打破这个记录,真是天方夜谭。可是,那次考试简直就像个奇迹,我竟然意外地考了全镇第一名!

如果说家人在此之前没有足够重视过我的学习,总觉得考个班里第一名没什么值得特别庆幸的,但小升初考试后,不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也有虚荣心嘛——家人也觉得我学习可能会有出路——那时,在很多人心中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个中师,出来当个老师。

薄老师和王老师以这样的名次把我送进陇城中学,我又遇上了蔡艾生、杨海奇等恩师。当时,我们一届有十四个班,每个班有七八十人,三年下来,我考试有过滑坡,但基本都是全年级第一、二名。期间,不能说我学习不用功——其实,很多学生学习都很用功——但更多的原因是遇到了好老师。

中考前的十几次测试,我的成绩都很好,校长张宏建老师因此抱有很大希望,信心满满地以为我能考进全县前十名,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考前虽然我也很紧张,但更多的是自信。然而,正是因为过度的自信,让我遭受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次“失败”教训。因我是山上娃娃,没怎么骑过自行车,当时马上毕业,感觉没有了约束,骨子里的野性喷涌而出: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学,结果摔了一跤。记得那天下午考的是化学,开考半个多小时了,我的手还在流血。结果可想而知,考了第149名。到现在回家见到张校长,他都要“骂”我一顿。

到了县一中,我被分到了潘红玉老师的班里。欣喜的是,潘老师的班是全年级最好的班,同学学习都很好。那时,我们都年轻,喜欢争强好胜,在具有浓烈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中,第一次考试,我就名列前茅。

上大学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学习的天才,每次考试就像有神灵相助,迷迷糊糊都能考个好成绩,以致十一年下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直到进入大学。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我不但从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学习方面更是遇见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卢。

记得第一次上英语课,几乎是全英语教学,我根本听不懂,很多时候,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听不懂老师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说什么。所幸大学不再是应试教育,回答不上来老师不批评,同学也不耻笑,但因此而来的心理落差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说过普通话,一到北京,说话严重受方言影响,“买”“卖”不分,我一张口,同学就大笑,到现在,我的口音和名字一样,去哪里都是被调侃的对象。刚开始,许是自卑心作祟,有几次甚至恼羞成怒,后来,人家说,我就自黑,结果不像原来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而是皆大欢喜,挺好。

也许是以前的确有些底子的缘故,大学四年过后,我很顺利地考上了我们政法大学本校的研究生。

学习方面可能真的有天才,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不啻学习如此,做其他事亦是如此。可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到别人的成绩,而看不到他背后的努力。

如今工作整整五年时间了,但在北京这种人才扎堆的地方,决定了一个人要在这座城市生存,就必须坚持一辈子学习下去。所以,尽管五年前我的专门求学之路就告一段落,但另一种求学方式也从那一刻开始,那就是在生活、工作的夹缝中学习更多:这将是一条更漫长的求学之路。

现在,虽然很少有人直接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这样的段子了,但“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一直都没有彻底销匿。我不知道“读书无用论”中“读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没有十九年的读书生涯,我便不会在京工作、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