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很晚。

八岁那年，去给我小舅带孩子，因此耽误了一年，进王湾小学时都九岁了。许是当时已经是个大孩子，心智比班里其他同学成熟，接受能力强点，又或是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门口，每天耳濡目染，还没上学就了解了一二年级几乎所有的课程，故上学后第一次期中考试，就得了班里第一名。

那时的王湾小学和所有的村小学一样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学校虽不大，但五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就有两百多人。因教学资源实在太有限，故学校严格控制升学率，只一年级就读了三四年的孩子很多。所以，一个新学生考了全班第一名，让所有人都感到很意外。

当然，最意外的人就是我。

犹记当时，我一度坚信是老师看错了，可拿着试卷对照课本翻阅核实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确定：没错！

彼时，虽然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可我不得不假装得十分冷静，强迫自己以看上去非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成绩告诉家人。

本以为家人听了会跟我一样欢喜，没想到他们莫不一副淡淡然的样子。记得那天，我大大刚干完活回来，满脸灰尘地坐着喝茶，他漫不经心地说：“这次考个第一名算个啥，有本事你一直考第一名给我看。不要骄傲了狗狗。你看人家张蕊兰，从乡上干到省上，那么大的官了，稳稳重重的，从来不骄傲。”

那是我第一次听“张蕊兰”这个名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镇，信息相当闭塞，除了自己生活的那个村子中的家长里短和课本上习来的一点东西，我对世界的认识浅薄到几近无知。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张蕊兰”三个字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震惊。后来，我又考过几次第一名，许是我大大对我的学习有点重视了，所以“你看人家张蕊兰”的话越加频繁地从他的嘴里说出。

从我大大碎片化的口述中，我渐渐地知道了张蕊兰大概是什么人了：她是我大大的初中同学，学习非常好，写得一手好字；衣着朴素，言行举止又稳重；毕业后在陇城公社当职员，工作特别勤奋，凭着卓越的才华一路上升，直干到省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常听“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段子。我大大虽然没读过多少书，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故对学习好的人充满崇拜。我大大最钦佩的人就是他的同学张蕊兰。以自己最钦佩的人来鼓励我，可见，我大大心里对我的学习怀着怎样的期待。

家里每个人都跟我大大一样，习惯于用表面淡漠的方式鞭策我保持不骄不躁，但他们的心里是狂喜的。这点，我知道。

为了不让老师和家人失望，我能做的就是更加用心学习，努力做个像张蕊兰那样的女人——这样，我的家人就会感到光荣。

榜样力量的强大真是无穷的。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托互联网的福，终于和我大大的偶像张阿姨取得了联系，那一刻，想起多年求学生涯，始觉张阿姨对我的影响是那么重大且根深蒂固。

我自认为没什么能力，但一向觉得自己的命好，在人生道路的每个阶段都会遇见贵人，在他们的点拨和协助下，做任何事比想象的要容易些。

在求学道路上的每一个阶段也是如此。

譬如，我上的虽然是山上的一个村小学，但当时正值村小学黄金时期，不像现在村小学由于生源、师资等问题，要么凋零，要么消失；当时，我们王湾小学的教学环境非常好。学校有五个老师，虽然都半农半教，放学后就去种地，但教书和种地一样扎实，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基本功也差不到哪里去。

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启蒙老师李宝生（现已病故多年）。

我们王湾村都知道李老师种地踏实，但几乎整个陇城镇的人都知道他教书更踏实。在我求学生涯中，像李老师一样的老师虽然也有，但真的为数不多。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教“O”这个字母的情形。李老师的嘴俨然一个鲜活的“O”，每次一张嘴，我们就哈哈地笑了，他就气急败坏地拿尺子打我们，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我们读，直到我们很严肃地把“O”这个字母准确地读出来为止。在启蒙老师的教导下，一年级两次期中考试、两次期末考试，我都是第一名。

一直认为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这点我深有体会；因为老师一夸，学习劲头就非常大，就更加用功地学，形成良性循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有了扎实的基础，以后考试也许有闪失，但成绩基本都是稳定的。

就这样，从一年级开始，抑或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比较多，加上又想给家人表现、争气，所以，在往后的学习生涯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在我四年级时，刚从师院毕业后的王三虎老师来我们学校实习，给我们教数学，薄树民老师给我们教语文。五年级时，王老师给我们教语文兼班主任，薄老师教数学，这两位老师可以说是我学习生涯中真正的贵人。我们王湾小学在王三虎老师那一届小升初考试时进入过全镇前十名，直到我前一届，这个记录也没打破，而我们班当时只有十四个学生，要打破这个记录，真是天方夜谭。可是，那次考试简直就像个奇迹，我竟然意外地考了全镇第一名！

如果说家人在此之前没有足够重视过我的学习，总觉得考个班里第一名没什么值得特别庆幸的，但小升初考试后，不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也有虚荣心嘛——家人也觉得我学习可能会有出路——那时，在很多人心中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个中师，出来当个老师。

薄老师和王老师以这样的名次把我送进陇城中学，我又遇上了蔡艾生、杨海奇等恩师。当时，我们一届有十四个班，每个班有七八十人，三年下来，我考试有过滑坡，但基本都是全年级第一、二名。期间，不能说我学习不用功——其实，很多学生学习都很用功——但更多的原因是遇到了好老师。

中考前的十几次测试，我的成绩都很好，校长张宏建老师因此抱有很大希望，信心满满地以为我能考进全县前十名，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考前虽然我也很紧张，但更多的是自信。然而，正是因为过度的自信，让我遭受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次“失败”教训。因我是山上娃娃，没怎么骑过自行车，当时马上毕业，感觉没有了约束，骨子里的野性喷涌而出：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学，结果摔了一跤。记得那天下午考的是化学，开考半个多小时了，我的手还在流血。结果可想而知，考了第149名。到现在回家见到张校长，他都要“骂”我一顿。

到了县一中，我被分到了潘红玉老师的班里。欣喜的是，潘老师的班是全年级最好的班，同学学习都很好。那时，我们都年轻，喜欢争强好胜，在具有浓烈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中，第一次考试，我就名列前茅。

上大学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学习的天才，每次考试就像有神灵相助，迷迷糊糊都能考个好成绩，以致十一年下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天才，直到进入大学。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我不但从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学习方面更是遇见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卢。

记得第一次上英语课，几乎是全英语教学，我根本听不懂，很多时候，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听不懂老师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说什么。所幸大学不再是应试教育，回答不上来老师不批评，同学也不耻笑，但因此而来的心理落差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说过普通话，一到北京，说话严重受方言影响，“买”“卖”不分，我一张口，同学就大笑，到现在，我的口音和名字一样，去哪里都是被调侃的对象。刚开始，许是自卑心作祟，有几次甚至恼羞成怒，后来，人家说，我就自黑，结果不像原来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而是皆大欢喜，挺好。

也许是以前的确有些底子的缘故，大学四年过后，我很顺利地考上了我们政法大学本校的研究生。

学习方面可能真的有天才，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不啻学习如此，做其他事亦是如此。可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看到别人的成绩，而看不到他背后的努力。

如今工作整整五年时间了，但在北京这种人才扎堆的地方，决定了一个人要在这座城市生存，就必须坚持一辈子学习下去。所以，尽管五年前我的专门求学之路就告一段落，但另一种求学方式也从那一刻开始，那就是在生活、工作的夹缝中学习更多：这将是一条更漫长的求学之路。

现在，虽然很少有人直接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这样的段子了，但“读书无用论”的论调一直都没有彻底销匿。我不知道“读书无用论”中“读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没有十九年的读书生涯，我便不会在京工作、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