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的崛起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发迹于今山西东南或陕西泾渭流域之间，始祖为弃，在舜时被封为后稷一职，主管农事，其后人世袭后稷之职。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古公亶父时，周族在亶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修建宗庙、城邑，驱逐侵扰的夷狄，由此开创了霸业。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较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僻远小国，故史书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却代商而起，开创了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后人传颂的惊世伟业。

● 后稷播百谷

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

● 公刘与亶父

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为什么会有这次重大的迁徙？历来史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史记·周本纪》为主，认为周人为了发展农业而主动迁徙；一说以《诗经》毛传为主，认为周人为了躲避戎狄的迫害而被迫迁徙。

关于公刘时期的这次重大迁徙，《诗经·公刘》有详细记载：伟大的公刘率领众人穿过泾水，来到了豳地（在今陕西邠县西北）。他上山下原，勘察地形，选择高地用来建筑城池、居邑。他来到这里后大力发展农业，亲自勘察水源，将低平肥沃的地方划为田地；又架设浮桥，把河对面的石料运过来制造工具。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繁衍，加上周边人民的陆续归附，连皇涧和过涧的两边都布满了聚居的村落。人们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驱逐侵犯的敌人；兴造巍峨的庙宇，祭祀伟大的祖先。

公刘时期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记·周本纪》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因为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部落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

古公亶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亶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亶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

对于亶父迁岐的经过，《诗经·大雅·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指明了亶父率众迁徙的方向、路线以及目的地。这里的“水”指的是渭水，大概当时古公亶父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的南面。这次的西迁之举源于周边戎狄的威胁，因为周人所居的豳地，处于戎狄（即后来汉代时所称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的包围之中，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掠夺。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记载：古公亶父即位之后，狄人大举进攻。亶父向狄人进献皮币珠玉、牛马牲畜，仍然无济于事。所以亶父便决定率领族人离开豳地，沿着渭水向西而行。不久，亶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用龟甲占卜之后，选中周原作为他们新的居所，然后大兴土木，建立了用于居住的室家、办理政事的宫殿，还有恢弘的宗庙和社坛。另外，亶父在恢复后稷之业、消除戎狄习俗之时，还建立了分别掌管庶务的“五官有司”和强大的武装，逐渐解除了周围混居的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从此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亶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亶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

● 季历与文王

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建立了矢国；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

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部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3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两百多里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

在季历即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还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地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相传虞、芮两国争讼，久不能决，便入周请求文王调解。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以后，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惭愧而去。虞、芮争讼的故事传开之后，周文王声名鹊起，据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有余”，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事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姞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邗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邗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邗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邗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丰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作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武王在即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