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彪与《续汉书》

司马彪（约240年—306年），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弟司马敏后代。幼年时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但由于他好色薄行，遭到他父亲的贬斥，不准他当继承人，所以就专心致志地博览群书，研究学问。曾任骑都尉，秘书郎，秘书丞。著有《庄子注》《九州春秋》等。司马彪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晋书·司马彪传》）。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共八十卷，记载了从世祖光武帝刘秀到孝献帝刘协二百年的东汉史事，包括纪、志、传、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律历志三篇，礼仪志三篇，祭祀志三篇，天文志三篇，五行志六篇，国志五篇，百官志五篇，舆服制二篇，凡三十篇。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可见，《续汉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起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制》。”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而《百官制》重在记百官“职分”，即职务禄位与责任范围。说明“表”与“志”的不同，而后者更详于官制的变化。其《舆服志》因是首创，故不独仅记东汉，而是通记“上古以来”车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这确实独具特色，为史书体例又增一笔。

第二，是强调了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司马彪认为：“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礼仪志》序这里特别强调君臣之礼，与当时社会现实有关，书中的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舆服志》序）这显然是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百官志》序）。他还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是违背“天道质诚”的，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祭祀志》后论）。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此外，谯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周秦以上史事时多采用的是俗语，而没有专据正典，所以他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凭据旧典，纠正司马迁的错误之处。到司马彪时，又认为谯周的《古史考》也并不完美，所以他对照《汲冢纪年》，稽查考证了其中一百二十多条的不当，并刊行于世。该书后来已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