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主要思想统治工具。可是从西汉末年以后，儒学一方面愈来愈神学化，谶纬迷信盛行，另一方面又趋于烦琐，变成章句之学，这使它无力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东汉末年以后，地主阶级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斗争，不得不另寻新的精神武器，玄学于是应运而生。因为玄学的主要经典是《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部书被称为三玄，玄学即因此而得名。所谓玄，即虚无玄远、高深莫测之意。玄学宣扬的形式是清谈，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表面上看是探讨抽象命题，实际并非纯属空谈，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并为其服务的。玄学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哲学。在汉代基本上只有宇宙论，社会哲学和数术、神学，玄学本体论的出现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相比之下，宇宙论之前的道家本体论则幼稚得多，是一种半直观、半艺术的哲学，而玄学尽管在发生期受到道家的很大影响，但在发展中演化出了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范式。到了“化”成为主导观念的时候，玄学已不再是一种清谈了，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玄学的“化”和“自性”与魏晋崇尚自然个体的精神是一致的。玄学与道家的本体论、孔子的大同世界相比，是更倾向于个体化，更倾向于现实的哲学。它的出世色彩其实是反社会、反文明的末世感。正始时代的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立者。他们将老、庄、易并列为三玄，并依傍儒学立宗。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是用“无代替道”，并在体用不二、本未不二的前提下论述了“无”。他们的重点在“无”，但注意在有中把握无，在生活哲学上他们的无为论和性情论、自然论都是在当时社会政治压迫下的一个变态。他们论述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言象意的关系，并用它来解释周易，要求放弃言、象来达到意，因而这实质上提出了魏晋玄学的意（神韵的形而上学范畴），在有无关系上，他们只是提出问题，其体系还有老子、汉代的特征，未能把有无放到意象的层面上。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娶曹操之女为妻，结附曹爽，为吏部尚书，控制选举。公元249年死于高平陵事变。他推崇“无”，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君主无为而治，不反对名教，但认为名教应本于自然。著有《道德论》二卷，《论语集解》十卷，《无名论》、《无为论》等。

王弼，字辅嗣，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著名文学家王粲的族孙。本年遭痢疾而亡，年仅二十四岁。他的论著十分丰富，有《周易注》《周易略解》《老子注》《老子指略》。他进一步发展“贵无论”，认为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有是其末，但除去有也不能体现无。

王弼的贵无论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如在解决名教与自然关系时，王弼认为，名教与万物一样，不是本而是末，而自然才是本。由此反对用名教强制本性。王弼的思想主张，为玄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们的根本思想是“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而无又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所以他们又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天体，不可为象”，看不到也摸不着。他们还认为在贵无这一根本问题上儒道是一致的，王弼曾说过：“圣人（孔子）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这就巧妙地调和了重名教的儒家与重自然的道家。进而他们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尊卑名分都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制定名教的圣人就是体自然而用，即他们所说的“天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既然圣人也任自然，那么君主也应当无为，所以他们要求君主要垂拱而治，这又反映了门阀大族垄断政权的要求。可见玄学是门阀大族的思想体系，它既能为大族的特权及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寻找理论根据，又能为大族的奢侈腐朽生活进行辩护，并给大族在现实斗争中的空虚不安以精神寄托，所以清谈玄学能在大族中形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