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和愤慨。康有为鉴于情势危急，心怀“胶东之耻”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他说：“割台之后……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提出即应采择的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表示“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看到这个奏折，很受触动，赞赏康有为的胆识，准备召见，询谋变法。

稍后，康有为在2月又呈递《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附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同时写了《上清帝第七书》。这次上书主要内容建议皇帝以彼得大帝为楷模，出国考察，借鉴外国，以君权变法，接近人民。他说：隋炀帝“畏闻盗贼”，明万历帝“久不视朝”，提供着反面的“倾国”教训。当然，康有为是依据需要而美化彼得大帝，把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创造的，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戊戌保国会

在反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抗议声中，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粤学会。接着，自称“南海先生弟子”的内阁中书林旭主持成立闽学会，御史杨深秀、御史宋伯鲁、总署章京李岳瑞等主持成立陕西、山西联合的关学会，久居京师、熟悉朝局的内阁侍读学士杨锐在旅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分散的地域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的出现，表明维新运动的高涨。这时，在上海就医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也赶到北京，协助做联络宣传工作。

1898年春，时局动**，各省参加会试的举人来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推动，四月发起成立“保国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维新人士和爱国官僚200多人，从公布的《保国会章程》来看，它的活动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保种”是指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保教”是指保卫托古改制的孔教不失，这个爱国政团的改良性质是异常鲜明的。4月12日保国会正式成立，并在广东会馆召开第一次大会。康有为声气激昂的救亡演讲轰动京城内外：“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天津《国闻报》、澳门《知新报》转载康有为的演讲稿，迅速扩大了保国会的社会影响。保国会倡议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响应这个号召，北京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改良救亡小团体。假如说过去强学会成立，促使报刊宣传有很大发展的话，那么保国会出现，则给后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4月21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于崧云草堂，梁启超发表演说，呼吁“合群策”“合群智”“合群力”，以推动变法救亡。接着，又在贵州会馆集会。每次到会者常在二百人以上，康有为住所宾客盈门，“应接不暇”。

戊戌保国会的活动，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京城谣言四起，荣禄对别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他们鼓动守旧派御史黄桂钧写了《禁止莠言折》诋毁保国会纠合力量，使“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将造成“会匪闻风而起”的形势。军机大臣刚毅准备查究入会的人，光绪帝阻止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这是百日维新前新旧势力另一次激烈冲突，它比起强学会成立后的斗争，更具有复杂和公开化的特点。

百日维新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的变法方针，是通过“明定国是”上谕表现出来的。诏书里指责了顽固派，并着重说明举办京师大学堂是改革的第一项步骤，它明显地透露出这场改革的温和性质。从这天起，到9月21日止，历时103天，光绪帝公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

这个暂短时期的改革主要有：

（一）废除八股文作为国家考试的科举改试策论；取消各地旧式书院，改设中、小学堂；7月3日正式创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建立报馆、学会；奖励新发明和科学发现。

（二）裁撤闲散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裁减毫无战斗力的绿营兵，精练陆军；各省军队包括八旗兵一律改习洋枪，用新法练军；广开言路，允许各级官吏士绅上书皇帝。

（三）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推动工商、路矿事业的发展；提倡民办新式企业，允许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整顿厘金，编制国家预算、决算，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伴随改革的深入，8月后，准备开设制度局，审官定职，部分改革上层建筑机构。

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抚，对新政诏旨多是推诿敷衍。刚毅一向反对新政，常对光绪帝说：“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康有为感到：“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被梁启超称为“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荣禄，竟专折上奏慈禧，目无皇上，光绪帝束手无策。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锺麟对“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锺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由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变法诏书大多成了空文。

6月16日光绪帝赐见康有为，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从此得到参赞新政机会。在颐和园仁寿殿召对时，康有为针对守旧势力“掣肘”皇帝，推行变法难度很大的局面，建议“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百日维新温和夺权的策略手段。

召见后，围绕着废除八股取士问题，新旧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前一天，光绪帝亲到颐和园请示慈禧，次日——端午节那天，才公布《停止八股改试策论》上谕，这是维新变法的一个重大成果。梁启超说：“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7月初，一股恢复八股风从京城刮起，刚毅和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乘这股妖风，唆使后党御史文悌上了《严参康有为折》，诋毁康有为“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自称“粗通二十六字母拼字之法”的文悌在同一奏折里，同样点名恶毒攻击了积极反对八股取士的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光绪帝看出了文悌“受人唆使”的背景，7月8日将他革去御史职务，支持了维新派。

7月3日，光绪帝召见“布衣”梁启超，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这表明帝党仍没有多大政治实力。9月4日，光绪帝下令将无理阻挠部员上书、公开反对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罢官。第二天，下谕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被当时称为四个“小军机”的任用和礼部六堂官的撤职，是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亲自决定的一次人事大变动。接着，9月7日光绪帝又把反对新政的李鸿章、敬信等人从总理衙门除掉，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准备讨论改革政权机构，逐步实现康有为等人关于“开制度局”的主张。

这时，新旧两党的斗争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作为设国会的准备，先开懋勤殿，康有为预计推荐梁启超作顾问。

慈禧发动政变

这时，京津一带盛传太后、皇帝10月赴天津阅兵时机将发生兵变，废掉光绪帝。光绪和维新派深感大祸临头。维新派本身既脱离人民群众，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拿不出什么切实的对策，便想把拥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袁世凯，河南项城人，1859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投靠过淮军将领吴长庆，后几经钻营，于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掌握了一支七千余人的新式武装，为荣禄等顽固派所信任和重视。同年，他又加入强学会进行投机，捞得了维新的假名声。虽然维新派中曾有人怀疑袁世凯不能信任，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向光绪推荐了袁世凯。

9月中旬，政变已成密云欲雨之势。惊慌失措的光绪，于14日叫杨锐带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但密诏被吓坏了的杨锐搁置起来。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他又叫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让康有为赶紧逃离北京。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带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读了密诏，相对痛哭，束手无策。最后，他们决定还是继续拉袁，并乞求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幻想借此来挽救败局。

在此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和沙俄争霸的需要，曾装出一副“慈善”心肠，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竟天真地相信了他们这些谎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专折奏请联合英、日，企图以此抵抗顽固派。但此时帝国主义分子看到维新派败局已定，伊藤博文对光绪虚表“同情”，根本无意援助。康有为等人到外国驻华使馆进行活动，也毫无结果。于是，他们便把赌注全部押在袁世凯身上。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跑到袁世凯的寓所，劝袁世凯拥护光绪，杀掉荣禄，发动政变。这时，袁世凯拍着胸膛表示对光绪的忠诚，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却又表示事机紧迫，得先回天津进行部署。谭嗣同以为拉袁已经成功，满意而去。

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心”。但当他晚上赶回天津时，却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荣禄大惊失色，连夜专车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反动政变发动。

21日凌晨，慈禧携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垂帘听政”，并搜捕和屠杀维新派，派兵包围南海会馆，抓走了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当时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把自己所著的诗文和书稿交给了准备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决心一死。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罢官或放逐。严复因为没有实际参加“百日维新”，未被着实追究。政变后，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都被取消，慈禧又升荣禄为军机大臣，怀塔布为左都御史兼内务府大臣，许应骙任闽浙总督，李鸿章出督两广，袁世凯护理北洋大臣等。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慈禧上台后，命令各地广为张贴《劝善歌》，以遮掩人民耳目。其中美化慈禧：“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北京等地群众讽刺它是“升官保命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场短命的戊戌维新的失败，固然由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阻挠、镇压，但是，维新派本身存在的致命弱点，更值得重视。

19世纪后半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曲折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要求，而它的发展是以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微弱成长为前提的。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维新派，不可避免存在着更为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妥协，以及在思想上的缺乏战斗力是互为里表的，一方面拥立“讲变革图富强”的“今圣”光绪帝，另一方面把时髦的外装罩在“古圣”孔夫子身上，借助人世间的两个权威，即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的力量推行新政。

维新派内部的思想政治状况虽然存在分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软弱特点，主要表现为不敢信赖人民的力量，甚至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既不满意清政府的封建暴政和对外屈辱投降，又反对人民群众以革命手段摧毁大清帝国。他们总是企图温和地夺取一部分权力，逐步实现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戊戌变法的基本目标。当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一再以“金田之役”“法国革命”作为教训，以“乱民蠢动”当作警钟，激烈抨击清政府“夜行无烛，瞎马临池”，恰恰反映了维新派又用变法作为防止革命、抵制革命的一种手段，从而使他们自然站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得不到具有“回天之力”的劳动群众的支持。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维新派的力量显得非常脆弱，封建顽固势力猖狂一击，显得毫无招架之力。维新派主张不经过暴力去夺得顽固派的政权，结果反而被顽固派以暴力所绞杀。

维新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这场社会改革运动固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

首先，戊戌变法运动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热潮。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一个过程，维新派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办学会、学堂、刊行报纸，公开议论时政，激发了人民的革新思想。他们宣传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成就，几年间，“报馆林立，指谪时政，放言无忌，措词多失体要……危言耸论，警动当世”。

戊戌政变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向慈禧惊呼：“臣常阅近日少年文字及聆其谈论，往往矜奇斗异，肆为大言，诋讥孔孟，称扬叛逆。”这位对新思潮持“忧之愤之”的老顽固，把“民主”看成离经叛道的“邪说”，且感到它有“一唱百和”之力，从反面证实了孔孟之道的传统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新学”和“新法”，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顽固守旧势力作斗争的武器，开始冲破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从此，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历史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其次，戊戌变法运动带来了“设厂兴工”的后果，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新派始终企图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一些束缚，排除帝国主义外来的政治经济压迫，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民族文化创造条件。康有为、梁启超在《公车上书》里，直接引用了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他们主张发展新式工业，斗巧争奇；建立商会，国家助之；兴办近代教育事业，促进经济发展等等，都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推行新政期间，颁布了发展民族工业和科学文化的诏令，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提高，投资的合法权利受到某些保护，这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

再次，戊戌变法运动的悲惨失败，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维新派以炽烈的爱国热情，以温和的合法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要流血，尝到的却是血腥屠刀。谭嗣同等一代志士把生命献给了维新事业，“缇骑捕党人，黑云散冥冥”。这场社会改革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倡行资产阶级的温和改革是要走绝路的。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随即分化：一部分人从血的教训里醒悟过来，扬弃变法路线，逐步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仍然死抱拥帝请愿的路线不放，逐渐堕落成保皇派，逆时代潮流而动，成了新的反清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辛亥革命后，他们有的公开站到反革命营垒，有的以前朝遗老自命，鼓吹帝制复辟，残星落月，老泪悲吟，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