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菲利普·索莱尔和让·皮埃尔·法耶(1 / 1)

菲利普·索莱尔和让·皮埃尔·法耶属于新小说的边缘作家,他们曾围绕在《原样》(1983年更名为《无限》文学季刊)杂志周围,不满足新小说的发展模式,并肩树立了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的大旗,被称为“反文学”的舵手。菲利普·索莱尔生于1936年,原名菲利普·若瓦约。1960年,索莱尔创办《原样》杂志,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前卫作家和理论家,他们以杂志为阵地,提出了许多颇具颠覆性的理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流派——“原样派”。“‘原样派’既是一个理论研究团体,也是一个从事文学实践的团体,他们不仅要求文本理论可以结合文学实践,而且进一步要求文本理论必须与文本写作合二为一”。[1]作为“原样派”领袖的索莱尔提出了“文本写作”的内涵,他指出,自从有了作家,世界上只有一本书,这是一本冗长的、连续的、却无法完成的无名的书。这就强调了互文的重要性。索莱尔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处在一个或多个文本的结合部,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永无止境。

1965年,索莱尔发表了《悲剧》,这是一部没有情节的小说,整部作品由64首歌组成。像是一个棋局,用文字和话语去填满棋盘的64个方格。黑白棋局,“我”和“他”是一对模糊的主体对应关系。“我”不知道我将要干什么、过去干什么、甚至现在是谁都不知道。在这里,作家表达了对主体“我”的意义和存在的怀疑,其实也是对传统小说主体人物的否定。

1968年发表的《数字》更是文本写作实验的典范。小说共有四段,各段占文本篇幅的四分之一。第一、二、三段作者采用的是未完成过去时,第四段用的是现在时。小说运用开放性的叙事结构,由一个个断断续续的场景推动着情节的展开。由于时空的交错,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像,而不是真实的现实以及现实中的人。这给文本的解读增加了阻隔,也给读者留下了各种潜在的可能的意义,增加了文本的容量。

除了以上作品外,索莱尔还有《古怪的孤独》《公园》《媒介》《天堂》等。

同是“原样派”的让·皮埃尔·法耶不仅是小说家,还是诗人、散文家和戏剧家。法耶出生于1925年,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都有涉足。成就最大又能代表其风格的是其最初发表的三部小说《街道之间》《破裂》和《闸门》。这三部小说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说明了作者试图创造出一种文学整体观,这也是“原样派”“整体理论”的体现。和索莱尔的《数字》一样,法耶的《街道之间》中的人物和时间是模糊的、混乱的。作者把未完成过去时插入到现在的叙述平台中,试图用一种“永恒的现在”代替一切。小说的语言充满了张力,任何一个句子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对人物行为的描写更是别具一格,不是人决定人的行为,而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人的存在。到了小说《破裂》中,作家对人物行为的描写更进一步,一个眼神、一次举手、一声叹息都有意义。对物细致入微的描写可以看出其受罗伯-格里耶的影响。《闸门》的发表,显示出了法耶创作艺术的圆熟。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闸门相当于柏林墙,西边代表的是光明、东方代表的是黑暗。小说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视角在西柏林,那里象征着光明,在那里瓦娜找到了他的男朋友。第二部分的视角转到了东柏林,人称也转到了埃瓦尔的身上,这是对往事的回忆,也解释了瓦娜见不到他的原因。第三、四部分像是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剪接的镜头纷繁复杂。人物走向模糊、走向迷茫。小说用隐含的手法,通过闸门东西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人生的无奈。

菲利普·索莱尔和让·皮埃尔·法耶以其激进的姿态登上文学圣坛,把新小说延伸到一个更深更远的境界。但其创作的实验性因素过重,成就和反响就要小一些。

[1] 王瑾:《互文性》,3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