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三万年前，动物作为艺术形象就已进入人类的创造视野。原始人遗留下来的史前岩画与所崇拜的图腾绝大多数为动物。在文学创作中，动物作为艺术创造对象，走过了渔猎时代的动物神话，农业时代的动物寓言、童话和传说，直至现代的动物小说。

由于儿童的精神生命对动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而动物形象就很自然地成为儿童文学重点表现的艺术形象。中国儿童文学对动物形象的塑造开始得较早。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动物小说创作奇迹般地崛起于儿童文学之林后，动物形象才在儿童小说中放射出动人光芒，涌现出沈石溪、金曾豪、方敏、蔺瑾、刘先平、李子玉、梁泊、沈虎根、李传锋、黑鹤等大批卓有成就的动物小说作家。

一、什么是动物小说

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主角，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塑造形象、传递思想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动物小说严格遵循动物的生态习性和行为准则，把动物看成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生命个体，描写动物的生活、动物的世界、动物的命运并由此反映丰富深刻的丛林法则，其思想内涵艺术地折射人类生活，引发读者对人生、生命、社会，进而对宇宙的思考。动物小说主要采用第二、三人称的手法。动物能否开口说话，已成为理论界和创作界关注的重点。有人担心，如果动物能开口说话，那么，动物小说就成了童话。其实，动物小说中的动物开口说话和童话中的动物开口说话是截然不同的：童话中的动物不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是拟人体形象，具有隐喻功能，其言说也就先在地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动物小说中的动物不是拟人体，它是独立的。动物小说中有一类动物形象，确实具有象征意义，但它的象征也是通过描写动物的生活、动物的性格来传达的；而童话中的动物形象，则没有自己作为动物的生活和性格，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作家在这点上不必过虑，只要能有利于形象的塑造和思想的表达，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尝试。英国作家Richard Adams（理查德·亚当斯）的名作Watership Down（中译为《飞向月亮的兔子》，也有译作《沃特希普荒原》）就是运用第一人称手法创作的，但没有人质疑那是一部小说。

二、动物小说的审美特征

（一）生态学意义

生态学意义是指动物小说在宣扬环境保护，倡导维持地球生态平衡，在未来一代身上从小培植生命伦理观念，亲近大自然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人与动物应和谐相处。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对各种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使得动物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种类和数量锐减，不少动物已经绝迹。地球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文学以唤醒人类觉醒的姿态加入到环保的行列。动物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展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唤起人们自审意识、忧患意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动物小说关注动物、关注自然界，使其天然地带有了生态学意义。有一类动物小说，把动物和人放在自在自然或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交接的环境里，或以个体，或以群体的形式，表面上反映了人与某个物种的冲突，在深层次上则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对峙，从而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解，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类作品呼吁平等对待种际关系，从维持生态平衡的角度保护动物，尊重动物。

（二）生命学意义

动物小说的生命学意义是指动物小说对生命本身的讴歌和赞美，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和挖掘，对独立自由生命的向往和追求。动物小说是关于生命的小说。动物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往往显现出热爱生命、赞美生命的特征，并且努力表现生命的“各适其天，各全其性”的自然形态。“要张扬个性、张扬本愿，让生命个体不顾尘世间偏见俗识，透射出一种生命力量似兰孤高，似竹贞节，似高山绝壁般屹然耸立，令人高山仰止而可企不可及！”[1]

加拿大著名博物学家、作家西顿在其《我所知道的动物故事》里认为，野生动物的一生总以悲剧告终。死亡仅仅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主体只欲求生，为生存而斗争，这就是“物竞”；自然主死，进行自然选择和自然淘汰，这是“天择”。双方对立才成为“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基本保证。为了抗衡“天择”，个体生命不断地顽强发挥自己的竞争力，在丛林世界上演了一出出“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悲壮而又浓烈的生死之战。

生与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动物作为地球居民的一员，在其内部社会里面临着人在人的社会里同样面临的问题：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存的压力、生命的精彩、疾病的痛苦、死亡的威胁等。很多优秀的动物形象因其悲剧色彩而定格在人的记忆里。动物小说中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并非悲哀、绝望、惨痛的同义语。很多优秀的动物形象身上都闪烁着决绝的、韧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这些动物往往都是“天赋不凡的个体”。这种不凡的天赋注定了它们不凡的一生。它们在选择要走的生命道路时是没有任何犹豫，或者说，其生命道路也是无所谓选择的，如沈石溪笔下的紫岚、白莎、茜露儿等。

紫岚（沈石溪《狼王梦》）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培养狼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紫岚都是狼中精英，她具备优秀母狼的一切优点，同时又具备其他母狼甚至很多大公狼都不曾有的狼王野心。狼就要争做狼王，但她是一只母狼不能成为狼王，所以她寄望于自己的狼崽，努力向它们灌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紫岚有恒心有毅力，绝不向命运低头。一个狼儿死了，它又转而培养下一个。对梦想的执著让她把满腔悲愤化为更顽强的力量进而向命运挑战。就是这样一只胸怀大志、胆识超群、韬光养晦、运筹帷幄的狼中精英最后竟也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万千。紫岚这个悲剧“人物”给人最大的震撼和惊羡就在于她在灾难中对理想的执著。紫岚倾其一生所培养的三个狼王候选人全都一个个“未至”道亡。其凄怆而孤独的狼嚎传达出某种心灵上或精神上的悲愤，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昂然反抗灾难，宁愿在灾难中毁灭也不愿在平淡无奇中过一生的力量和胆魄。紫岚生命的结束更让人感到她作为不凡个体的贵重性。这种贵重性是和个体生命价值紧密相连的。因为动物小说是“人间的延伸”，所以悲剧动物形象能在人身上引发“同感”。席勒认为“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2]这种同情是悲剧情感，是一种“尊重的感情”[3]，还内蕴了一种“在我身上被灾难所唤醒或增强的价值感”[4]“每一种同情本身都有价值感，而最高的价值感正是对人的价值感。即使是对动物的同情，也是以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或相信发现的人的特征为基础的。其中也存在着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5]

三、动物形象塑造的三种类型

（一）反映人和动物关系的动物形象

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中，动物对人的感恩是最常见的。“动物报恩”是传统动物文学的常见主题，属于“动物与人”的恩怨模式。这种感恩大都通过忠贞、信义、舍生等形式表现出来。它反映了在古朴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人与动物互相依存、和谐共处的亲密关系。在当代动物小说中，这一主题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黑豹（李传锋《退役军犬》）的故事发生在“**”时期。它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被关进“学习班”的主人，只因为主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黑豹的这种忠诚、信义、不忘恩德的品行，令人感动不已。作者将黑豹人格化并通过对它复杂心理的描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映照出十年动乱的现实生活。

还有一类同样反映人和动物恩怨关系的动物形象，它们对人的感恩则是通过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证明来实现的。这一类动物或遭误解深受委屈，或肩负重任而最终不辱使命。赤利（沈石溪《第七条猎狗》）是一条优秀的猎狗，作为一条猎狗，勇敢打猎是其生命价值所在，同时，保护主人的生命也是其责任和义务。赤利刚好处于这个选择的尴尬境地：要迎战野猪就无法为救主人而与毒蛇搏斗，要与毒蛇搏斗就无法迎战野猪。赤利为救主人而成了主人眼里忘恩负义、贪生怕死的不齿之徒。蒙冤受屈的赤利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好远走山野，最终以与豺狗同归于尽的方式维护了自己作为猎狗的尊严。赤利的形象，在忠诚于主人的外衣下深蕴的是作者对作为猎狗而存在的生命价值的确证。

“感恩型”动物形象基本上是在人化自然的环境里表现作者对“人性本善”的诉求。这类形象不表达由动物激发的道德力量，而是把人导向由动物激发的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作者借助这些动物形象呼唤善良、正义、忠贞、公正、责任、理解、宽容、尊重、信任等人类社会十分珍贵的品格和高尚情感。

（二）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动物形象

另有一些动物形象则不再缠绕于动物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而是转向在深层次上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对峙。这些物种往往以撼人心魄的力量迫使人反省自己的占有欲、征服欲。

1.表现人与自然的对峙

这类作品主要描写人类对动物的毫无节制的猎杀，从而表现人类对自然生态圈肆无忌惮的破坏。

在沈石溪的《班羚飞渡》中，一群班羚被逼到伤心崖上，进退两难。后面是追捕的猎人；前面是几十丈深的绝壁，与对面山峰最窄处也相距6米。而最健壮的公班羚最多也只能跳5米远。这群班羚似乎走上绝路了。可是镰刀头羊却想出了老幼两代空中对接，飞越天堑的奇招。所有的老羚羊都因做了空中“桥墩”而坠入深渊，但它们的牺牲却换来了年轻一代的安然飞渡。在带着猎狗，端着猎枪的人面前，班羚是无助的弱者和被宰割的对象，但班羚所表现的智慧以及从容赴死的态度却是对人类的极大蔑视与谴责。

2.表现人对自然的干预

各个物种生存于世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人类有时自作聪明地滥用同情，干涉物种间的关系，由此破坏了物种间的和谐共存，影响了种际间的关系，从而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群红崖羊（沈石溪的《打开豹笼》）在一对雪豹的长期“据有”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数目没有增长。但在“我”将这两只雪豹关进笼子后，半年就增长了40多头。问题也接踵而来。头羊的权威迅速下降，红崖羊性格越来越粗暴。由于数量增多，羊群冬天面临饥饿的威胁，春天又展开了殊死的格斗。“我”打开豹笼，红崖羊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我”因为不了解红崖羊和雪豹之间这种奇特的共生关系，急于想替弱者除险，却差点毁了整个羊群。

3.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这类动物小说以人猎捕动物，与动物发生激烈冲突开端，以人理解了动物，使矛盾得到化解，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结束。沈石溪的《在捕象的陷阱里》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老猎人（即作品中的“我”）追杀母鹿，不小心和母鹿一起掉进了捕象的陷阱里。陷阱里面还有一只饥饿的云豹，云豹首攻母鹿，母鹿跪在“我”的面前，眼泪汪汪请求“我”的庇护，但“我”也是母鹿的死敌啊！“我”震惊于母鹿的举措，油然而生对弱小动物的保护之情。最后，人鹿合力杀死了云豹。母鹿临死托孤，用生命之力助“我”逃出了陷阱。在母鹿眼里，人和云豹同为自己的敌人，但人毕竟不同于云豹，人还有善良的本性。所以在面对云豹的攻击时母鹿会向人求救，这与其说是对人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人性本善”的信赖。母鹿的信任以及舍命相救最终净化了人的心灵，而老猎人对母鹿遗孤的抚养则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人和自然由冲突走向了和谐。

像这样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解，从而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小说还有沈石溪的《猎狐》《老象恩仇记》《再被狐狸骗一次》、饶远的《鸟仙子的绿岛》《蓝天小卫士》、李传锋的《红豺》等。而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在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人对动物的关爱上，显得更为集中和深刻。“既呼唤着人心向动物世界的开放与对话，着力在孩子的幼小心田播撒爱的种子，又在回归大自然中构建出人与动物友善和睦，携手共建地球家园的绿色憧憬。”[6]一支来到深山老林的野生动物科学考察队，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对猿猴世界的探险考察（《云海探奇》）；自然保护小组的同学在老师和老猎人的带领下，终于从打猎队的枪口下救出了濒临灭绝的皖南梅花鹿（《呦呦鹿鸣》）；一群中学生与护林员一起，历尽艰险追踪相思鸟（《千鸟谷追踪》）；兄妹俩在雪山冰川中救助正在逃荒并被偷猎者和豹子追杀的大熊猫母子（《大熊猫传奇》）。另外，《山野寻趣》一书辑录了刘先平多年来探险生活的种种奇闻奇遇，让读者听到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整个系列彰显的是人类在对自身与自然之间共生共灭关系的成熟思考中怀着乡愁的冲动寻找精神家园和现实家园。

（三）丛林世界中的动物形象

人有人道，兽亦有道。人要活得像个人，兽也要活得像个兽。有了这种推人及兽的观念，狼、狮子、豺、象等野生动物在种际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被描写得惊心动魄，栩栩如生。

沈石溪在这类动物形象的塑造上成绩最大。《牝狼》的主人公母狼白莎为了在西双版纳这块从来没有狼的土地上抚育出真正的狼种，苦心孤诣，“情愿忍受任何痛苦和牺牲”。但狼力不能回天，有着狗的血统的后代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狼。为了种族的纯粹，白莎咬死了最后一只狼种，而自己也魂归日曲卡山麓。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白莎具有一匹狼所拥有的全部优秀品质，喜欢在与猎物的搏杀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在与环境的抗争中磨砺自己的意志。狼就要活得像一匹狼，要有狼的自由、狼的果断、狼的狠。它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努力追求生存的意义。它活得很坚韧，为信念而活，死得很悲壮，为信念而死。它活出了狼的全部生命意义，搏杀过，怜悯过，果断过，彷徨过，品尝了悲欢离合，啜饮了爱恨情仇，最后，殉道而亡。

另一类动物形象，与前一类的不同，这类形象是基于对动物的野外科学考察而塑造的，极力展现个体在野生环境中的生活图景。作者如实地描写客观自然环境及在此环境下动物的自在生活，而不是完全借助想像创造出一个丛林世界。这类动物小说已成为动物小说发展的新方向。沈石溪的《鸟奴》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动物行为学家“我”与藏族向导强巴在野外科学考察时，意外地发现一对蛇雕与一对鹩哥把自己的窝筑在同一棵大青树上。在大自然的食物链上，二者是猎手和猎物的关系，怎么可能共栖共存呢？“我”决心揭开这个谜。经过半年的观察研究，“我”排除了它们之间传统的“共生共栖”“单惠共栖”和“假性共栖”这几种大自然中常见的供求关系，最后发现它们是属于非常罕见的主子与奴才的共栖关系。鹩哥迫于生存的压力卖身给蛇雕为奴，以帮助清扫巢穴和照顾幼雕换来保护。然而，委曲求全并没有获得生命的保障，所有幼鸟全部丧生，自己还遭到驱逐。但鹩哥的奴性并没有因这悲惨的遭遇而消失或减弱，反而一如既往，失去了旧主子，再给自己找个新主子。这种生就的奴性是与环境妥协的结果，是种族生存的智慧，是个体生存的经验总结，是无可指责的。

四、动物小说的创作视角

视角是指观察故事的角度。“视角”需要解决“谁看”的问题：“谁在看”“谁在被看”“谁没在看”。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动物小说对动物形象的不同塑造角度。“视角”通常与“感知”紧密相连，“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7]在这里，“看”等同于“感知”。人们写东西一般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即使是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也有很多是从人的角度理解动物。“人看动物”的视角是塑造动物形象时最常见的视角。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动物看人”的视角也被广泛运用。此外，动物小说还有“动物间互看”的视角。这个视角包含两个方面：丛林世界中的动物互看；人还原为动物，作为自然物种之一来观察认识其他的物种。

（一）人看动物的视角

动物小说中“人看动物”的视角集中体现的是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对其他生命形式的一种俯视的姿态。这种“看”是“由上而下的看，在视觉话语中，通常是一种主人式的、殖民者式的注视。”[8]这样的视角，只能集中看到动物的某个特性，而且这个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动物与人的亲善与否来决定的。因此，动物的个体性格往往被简单化了。人看动物的视角基本上忽视了动物的独立性，视动物的个性、类属性不见，将其作为某种道德符号加以塑造。这样的视角产生了这样的思维：动物是为人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人类。专写动物与人的感情和关系的作品大多采用这种视角。

狗的形象在动物小说中出现很多，或为军犬，或为猎狗，或者就是一般家庭生活里的狗。不论其个体的差异性有多大，作家的笔下着力刻画的只是它们的忠义。人以自己的价值判断遮蔽了狗的其他特征。这一类的狗属于正面形象。还有一类狗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们之所以成为负面形象，也是以忠义这面镜子来映照的。由于狗太贴近人的生活了，人习惯了以狗的主人自居，所要求于狗的便是正直、善良、诚实和忠贞。符合这种道德判断标准的便成了被歌颂的对象，反之就是被批判的对象。

在人眼的注视下，赤利（沈石溪《第七条猎狗》）、贝蒂（王凤麟《野狼出没的山谷》）、保姆蟒（沈石溪《保姆蟒》）等都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它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人的主人心态和征服的欲望借助这些失去了自由的生命而得到满足。人对动物的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困惑和焦虑。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和沟通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在工业化时代，人脱离了自然，同时也和同伴疏离了。人在人造的世界里找不到意义，并由此带来了普遍的烦躁、失望甚至绝望。异常孤独的现代人把目光投向了动物。当人感动于动物的忠诚、友善并得到心灵安慰时，便找到了在人类社会所没有找到的东西，完成了替代性的满足，暂时排遣了孤独感和无助感。现代人越来越热衷于饲养宠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宠物使得饲主的人格更加完整，使他无法在别处获得肯定的某些性格面可以发挥出来。”[9]在人的注视下，动物都是“单面”的，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坏，性格扁平，缺乏个性。这种浓郁的主观色彩源于人要借这样的视角塑造某个能抒发自己情怀，寄托自己愿望，表现自己追求的形象。

对于野生动物，人同样也是带着强烈的情感倾向。在“人看动物”的视角下，狼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凶残、狡猾。很多与狼有关的成语俗语如“狼子野心”“披着羊皮的狼”“狼吞虎咽”“狼狈为奸”等都表明人类对狼总体上是不喜欢的。单纯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狼会忘却父母之恩，不顾手足之情，甚至同类相食，这种本性就没法让人对狼产生好感。自古以来，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就是蛮横不讲理的，只许人类血腥猎杀，不许动物丝毫反抗。如果动物胆敢还人以颜色，便是大逆不道，冠之以食人兽的恶名，围剿诛杀，毫不留情。

由于人在动物身上打上了太多的感情烙印，所以，“人看动物”的视角便遮蔽了动物之为动物的本质特性。人对动物的认识只是贴上情感标签而已。

（二）动物看人的视角

“动物看人”的视角指用动物的眼睛去观察，用动物的心灵去感受，用动物的思维去思考。动物处于“看”的位置，获得了“看”的权利。在动物的眼里，人也是动物，人的言行举止是用动物社会的法则来衡量的。以动物来担当叙述的小说大都采用这个视角。

英国作家安娜·塞维尔的《黑美人》讲述了一匹马的故事。全书由这匹叫黑美人的马来叙述。人类的善良、丑恶、卑下、崇高及生之艰难与死之痛苦，都由马来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衡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全都在马冷峻而深情的注视下呈现出自己的人生百态。在沈石溪的《一只猎雕的遭遇》里，猎雕巴萨查评判了自己所跟的三个主人：达鲁鲁、马拐子和程姐。养雕专业户程姐是个好人，在它逃往自由之路上没有杀它。马拐子是个贪婪、卑鄙、变态的小人。巴萨查对达鲁鲁感情最深，因而对他也看得最真。达鲁鲁有智有谋，品行也好，但也免不了见财起意，要偷别人陷阱里的香獐。在巴萨查拒不执行其“偷窃”的命令后，达鲁鲁对它进行了一系列变态的忠诚考验，最后干脆把它一卖了事。动物视野里的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它们认为人“不愧是天地间所有生灵的精英，是世界的主宰，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化出来的杰作。”[10]但同时人又有着不可克服的贪欲。这贪欲便引出了卑下、出尔反尔、变态的征服欲和占有欲等丑和恶的东西。当这些特征集中体现在人的身上时，人也就被剥去了神圣的光环。动物看人的视角客观全面，既看到了人的伟大，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所以动物对人就不是只有敬畏，还有鄙视、不屑一顾。

野生动物对人的态度与家养动物对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生死搏杀的丛林之战；后者是依附于人的情感之战。但两者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性的缺陷和弱点，人性中丑和恶的一面。豺看人就像人看魔鬼一样。在豺的眼里，人这个东西，比森林里任何动物都更贪婪，更凶残，更狡诈，更不好对付。的确，世界上所有的食肉兽都要用暴力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但它们捕捉的多是老、弱、病、残，对草食动物或低一级的肉食动物本身起着强壮种群的作用，而且更起着维护草原和森林生态平衡的作用。而人对动物却是毫无节制地滥杀。法国生命伦理学者施韦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人，只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会由于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11]这样看来，很多食肉动物都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敬畏，而很多人却不敬畏生命。

（三）动物间互看的视角

“动物间互看”的视角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野生动物间的互看；二是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间的互看；三是人还原为动物，作为动物的一个种类，以动物的眼光来看其他的动物。在动物间互看的视角下，每一个物种都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不仅平等，而且还有跳出种群狭隘视野的客观而全面的评判。

首先来看野生动物间的互看。在弱肉强食的野生世界里，每一种动物都受到丛林法则的制约，要想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世界里求得生存，求得发展，物种内部，物种与物种之间必然会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和厮杀。所以，丛林世界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弥漫着腥风血雨，总是处于剑拔弩张的对抗中。除了这种对抗，还有没有别的情感联系呢？《红奶羊》（沈石溪）就给人们揭示了食物链上居上者与居下者之间的脉脉温情以及居下者对居上者优秀品质的认同和欣赏。红奶羊茜露儿被黑狼抓来做了小狼崽黑球的奶妈。为了救茜露儿，小黑球勇斗雪豹，长大后又在一次捕猎中放了茜露儿一条生路。狼是羊的天敌；羊天然地对狼充满了仇恨、憎恶。但同时，茜露儿又非常钦佩狼的勇敢，富于牺牲精神和有责任心。传统的关于羊和狼的道德天平，价值天平，在茜露儿这里失衡了。茜露儿的特殊经历使它同时属于“羊文化”和“狼文化”。这使它对羊和狼的差异性，对“狼”这个“他物种”的感受更加深刻，也使它认识到传统的关于羊和狼，甚至推而广之到食物链上的其他生物的观点实际上充满了物种偏见和认识盲点，跳不出种群的物种局限就很难对自己的种群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很难对另外的种群有新的认识。

其次是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的互看。这个互看为人们认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狼是丛林世界里最崇尚自由，最喜欢奔跑，最无拘无束的动物了。据说狗是从狼驯化而来的，狼对于自己族谱上的远亲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伊索寓言》中《狼与家狗》讲一只狼老了，很难捕到食物，就想到人类居住的地方看能否找点吃的，结果遇上了一只狗。狗告诉它自己过得很舒适，衣食无忧，劝狼别那么奔波了，像自己一样留在人的身边。狼想起自己奋力拼杀，奔波劳碌一生，晚景却如此凄凉，真的动心了。但突然间，它看到了狗脖子处的毛被磨损得厉害，就问狗是怎么回事。“哦，没什么的，被项圈拴的。”狗若无其事地摇摇头。狼这才注意到狗被一条长长的铁链系着，大吃一惊，急忙后退。“原来你的舒适是用自由换来的！”狼不屑一顾了，掉头跑去。也许这只奔跑的狼在不断地想：不自由，毋宁死！而狗呢？也许在为这只狼感到惋惜：衰老如此，朝不保夕，却还在奢谈什么自由？！豺更是把狗恨在了骨髓里血液里。豺认为狗身为动物却不帮动物，反而和人一个鼻孔出气，恬不知耻地做人的帮凶，卖力地帮人屠杀动物，纯粹是动物界的叛徒。

最后是人还原为动物，把自己作为动物世界的一员，去感受动物认识动物。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一旦把自己和动物等量齐观，以“动物”的身份、心态来观照动物，就能准确地把握动物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豺在人类的字典里被喻为恶的化身，但在真正的豺的世界里，却没有恩将仇报这句成语。豺虽然总体上恨人恨入骨髓，但据文献记载，豺是所有大中型食肉兽中对人类最敬畏的一种动物，从不主动攻击人类。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到一个证据确凿的实例来证明豺杀害或吃掉过人。豺攻击人类的概率比家犬伤害主人的概率还要低。

在沈石溪的《刀疤豺母》里，动物行为学家“我”以“动物”的观念来看待万物，从一般人所谓的豺的狡猾里，“我”更多地看到了豺的智慧。设置得巧妙的陷阱，伪装得毫无破绽的捕兽夹，掩藏得毫无踪迹的猎网，这些都会被豺一一识破。人们就认为这是因为豺太狡猾，但是豺并不是为被人类捕杀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世世代代与人打交道使豺积累了经验，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在充满凶险的环境中活下去。这只能说明豺是一种具有较高智慧的动物，但人却只凭自己的好恶冠之以狡诈的恶名，这未免太霸道，太荒谬了。

人类社会经常讲“将心比心”。如果也能将之用于动物世界，那么这个丛林舞台带给人们的就不再是单一的厌恶、恐惧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而是生机盎然，有摩擦也有和解，有竞争也有互助，有生存的艰难，更有渴望生存的信念与执著生存的魄力，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动物世界。

只有以“动物之眼”来观察审视其他动物，才能理解动物的优胜劣汰所蕴含的生存智慧，才能理解动物的家庭伦理。动物的生死观、价值观远比人们所想的要丰富得多。

无论是“人看动物”还是“动物看人”“动物间的互看”，说到底都是人在“看”，只是在不同的提法下，动物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话语权，人类也借此对自身进行观照。通过对动物的认识，人不断扩展和加深对自身的认识。当人们以自知之心回望动物时，就会发现动物和人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畏惧死亡。在地球家园里，人类只是一根与其他生物共振的弦。

五、中外重要动物小说作家作品概观

中国儿童文学对动物形象的塑造兴盛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纵观八九十年代以来动物小说的发展，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物主要是披着动物外衣的人。此时的作品所确立的是动物形象的象征本体，承载的是现实人世与文明秩序的道德训诫。这类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占了绝对优势，如宗璞的《鲁鲁》、李传锋的《退役军犬》、朱奎的《丹顶鹤》和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等。

第二阶段，动物形象取得了“主体”地位。动物的爱恨情仇和错综复杂的“兽际”关系成为描写的重点，如沈石溪的《狼王梦》《母狼》《残狼灰满》等以及方敏的“生命状态系列”等。

第三阶段，动物仍是描写的主体，但作家开始将重点转向对动物的“科学考察”。此时的作品以观察者的视角，运用“动物生态学、行为学”的知识来展现故事内容，如沈石溪的《鸟奴》等。

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均有其典型的动物形象，如鲁鲁、巴萨查、白莎、紫岚、灰满、白眉儿等。这些动物形象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形象画廊。除了动物小说，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小说如《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大熊猫传奇》等，用文学和科学这两面镜子反映出来的动物形象也丰富了儿童小说中的动物形象。

国外的动物小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涌现了大批动物小说作家，如加拿大的西顿、美国的杰克·伦敦、日本的椋鸠十、苏联的特罗耶波利斯基和英国的吉卜林等。

加·特罗耶波利斯基，苏联作家，1905年生于沃罗涅日州的一个神甫家庭，于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白比姆黑耳朵》是其动物小说的代表作。作家用充满深情的、散文般的语言，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比姆有着纯种赛特猎狗的体态，毛色却已经无法辨认。它只有一只耳朵和一条腿是黑的（这正是“白比姆黑耳朵”这一名字的由来），但这并不妨碍比姆成为一条聪明、机灵的狗。它甚至能理解主人的痛苦与悲伤并为其分忧解愁。它的主人伊万·伊万内奇是位孤独的退休老人，比姆是老人忠实的朋友。后来，主人病痛发作，不得已只好将比姆托付给邻居，自己到莫斯科住院治疗。为了寻找主人，比姆开始了艰难的旅程，历尽千辛万苦，多次死里逃生。然而，就在主人得知其下落，急忙赶去营救时，比姆却怀着对主人的深深思念，撞死在了检疫站的囚车里。伊万·伊万内奇满怀悲愤地把它埋葬在他们常去打猎的森林里，鸣枪四声，寄托对忠实的朋友——比姆的深深悼念。

吉卜林（1865—1936），作家和诗人，英国短篇小说大师，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吉卜林一生出版过8部诗集，4部长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和故事集，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杂感、随笔、游记、回忆录等。他的儿童作品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1907年，他因“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像、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丛林故事》讲述了一个个关于狼孩莫格里及其他动物的有趣故事。莫格里还是个婴儿时落入狼穴，被母狼收养，成为狼群中的一员。他有很多朋友，如忠诚的狼兄弟、憨厚的老熊巴卢、足智多谋的黑豹巴希拉……它们教给他丛林动物必须遵守的“丛林法律”。

埃里克·奈特（1897—1943），生于英格兰，少年时代移居美国，婚后定居宾夕法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时阵亡。他的作品很少，但仅此《灵犬莱西》就足以让他在动物小说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灵犬莱西》是关于狗的全球性经典小说之一，问世六十多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牧羊犬莱西像时钟一样，总会准时到学校去等小主人。主人失业后，把它卖给公爵，它三次逃回，三次被旧主人送走。最后，公爵带它到千里之外的苏格兰，莱西禁不住对原主人的思念，逃脱并展开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回家之旅。这本书忠实地呈现了牧羊犬的特性，也表达出多样的人性。作者在描述书中人物时，不论是老实沉默的狗主人山姆·格罗夫或表面唠叨、实际却心软的格罗夫太太，或他们初懂世事的孩子乔以及莱西在旅途上所遇到的残暴的捕狗人、好心的女孩、善良的老夫妇等，都十分写实，就像是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人一般。

思考题

1.从推介篇目中选择一篇儿童故事，谈谈儿童故事的讲述艺术和方法。

2.试述“少年小说”和“成长小说”之间的关系。

3.什么是动物小说？动物小说有哪些美学特征？

[1] 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3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2] 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 同上书，807页。

[4] 同上书，810页。

[5] 同上书，811页。

[6] 王泉根：《现代儿童文学主潮》，3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7] 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3）。

[8] ［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 ［英］约翰·伯格：《看》，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沈石溪：《一只猎雕的遭遇》，49页、50页，南京，江苏少儿出版社，1997。

[11]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13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